短篇小说(第二十一辑)-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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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后来怎么出国的？

　　　　我的声调平平的。我很少这样同竹安讲话。我总是在兴致勃勃地讲诉什么奇闻
异事，要么就是表情夸张地说个笑语，或者愁眉苦脸地发发牢骚，诸如此类的。

　　　　读书出去的。我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最早出去的那批。那时候没像现在这么多人
拼命地考托福、考GRE，出去也没现在这么难。我叔叔在美国给我作经济担保。我
选了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副修政治。那时候对哥大还没有什么深的了解和感
情，只是心里很渴望看看纽约这个光怪陆离的“大苹果”。

　　　　“大苹果”是纽约市的别名。他补充道。

　　　　后来呢？我问。

　　　　念大学期间，我去马来西亚看我祖母，我祖父已经过世了，我在马来西亚认识
了一个新加坡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她那时是新航的空姐，我们认识不到一年
就结了婚。

　　　　我把玩着手里的高脚杯，一会儿啜一小口，我喝的不是酒，是耐曲尔山楂果
茶。我偏爱酸甜的食品，所以我的胃一直不大好，胃酸过多。我的饼干筒里常备着
苏打饼干，随时用以中和多余的胃酸。

　　　　你太太很会烧菜么？我漫不经心地问。

　　　　会烧。他答得不能再简短。

　　　　又是好久，两人都没说话。楼上有人在唱卡拉0K，实在是“呕哑啁哳难为
听”，地地道道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你太太现在还做空姐吗？我似乎找不出别的话题，满脑子都在勾画“章太太”
的形象。

　　　　她不工作，是全职主妇。

　　　　有baby？

　　　　一个女儿。

　　　　那你们的婚礼，在中国还是在新加坡？还是在美国？马来西亚？

　　　　别问好不好。竹安打断我的话。

　　　　我嘴巴张在“亚”字那里，一时语塞。

　　　　我红了脸，有点嚅嚅地说：我只是随便聊聊，没别的意思。完全没有现实意
义。随口说说而已，本来无所谓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跟竹安说话，就养成了加上前缀或后缀的习惯。我总是不由
自主地在开头或结尾加上一句；完全没别的意思，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好像我
随时随地都要向竹安表明，我无意嫁给他，我不想破坏他的家庭，我不会死乞白赖
地缠住他不放，只要他说bye一bye，我就说0K。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感到体无
完肤的刺痛和屈辱。

　　　　竹安伸出手，放在桌子上，拉过我的手，紧紧地握在手掌里。

　　　　我三月底就要回新加坡了。公司调我回去。钟夏，我会再来看你的。

　　　　三月底，那是江南杏花春雨的时节。我强忍住眼泪，不让它们掉下来。

　　　　我去送你，如果你还要的话。我说。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和余重分手。这样不死不活地算什么呢？柳吉不明不白地插
在我和余重中间，我不说破，与其说是顾忌他们的脸面，不如说是顾忌自己的脸
面。再说我也没有热情没有耐心去说破它，好像要公堂对簿、要兴师问罪一样。就
像有人懒得离婚一样，我也懒得分手。分手也许比离婚要省事一点，没有孩子判给
谁的问题，也不存在财产的纠葛，净身出户的，怎么搬来再怎么搬走就是了。我不
到二十五岁，虽然爹妈没把我生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但也不至于离了余重就嫁
不出去。但换一个人又怎么样呢？指望和他忠贞不渝还是心心相印？少小相识，恋
爱了这么多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萍水之缘了。我爱竹安，但我清楚地知道，
纵然竹安肯离婚娶我，我也不见得比跟余重结婚更幸福。我和竹安在一起非常快
乐，不过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当它是个虚拟的游戏，不问人间烟火，不想生老病
死。

　　　　我刚刚编发了一期杂志，上面有一篇开导丈夫有外遇的妇女的文章，上面说，
这全看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婚姻，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家庭，还是要打赢一场胜仗，
打败所有的女人，独个儿霸占住老公？这文章醍醐灌顶，让我顿开茅塞。我想我绝
没有精力去打败所有的女人，我只要在这悲苦无奈的人生路上，有个根据地歇歇
脚、喘口气就足够啦，至于别人也要搭搭便车什么的，也只好由她去了。虽然现代
社会已不需要你挑水来我浇园，我织布来你耕田，但我毕竟需要结伴而行。

　　　　反过来讲，或许是我不明不白地插在余重和柳吉之间。

　　　　如果余重提出散伙，我绝对与人方便。

　　　　然而，余重根本没有要散伙的意思。他还在热情洋溢地张罗装空调、买微波
炉，甚至在情人节那天买了一对情侣表回来，自己戴上一块，给我一块。

　　　　我挤够了公共汽车，就买了辆新自行车。我们这个住宅小区丢车的风太盛了，
车子根本不能放在外面过夜，余重就每天毫无怨言地替我往楼上扛车。阴雨天气，
他总也不忘提醒我带雨具；如果天一点不给人思想准备地下了雨，余重总会在下班
前挟着雨披去编辑部接我，小梅她们总说我好福气。她们不知道，余重从来不做
饭、不洗碗，吃完饭把饭碗一搁，就靠着沙发把一双臭脚摞到茶几上看电视。

　　　　男欢女爱那回事也不是完全没有。余重不喜欢穿着衣服睡觉，他嫌穿着衣服睡
累，也不让我穿衣服。他只是习惯性地碰碰我，好像对女人的身体熟悉得过了头，
再也没有一点点好奇，两个人在一起，仿佛一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老夫老妻。

　　　　柳吉依旧是我们的常客。好像久治不愈的风湿病，一到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整个冬天就这样灰朦朦地过去了。

　　　　穿上春装的时候，我去为竹安送行。

　　　　我穿着花了两个月薪水买的美丽的裙子去为竹安送行。就在举手敲门的一刹
那，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敲开这扇房门了！

　　　　竹安一开门就把我拥入怀里。我们谁都没说话。他把我抱到镜子前面，让我笑
一笑。我怎么也笑不出来。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镜子里的竹安，身材修长匀称，
衣饰干干净净。镜子边上的墙边立着已经装好的行李箱。竹安的手里抱着盛妆而没
精打采的我，好像抱着一个生病的公主。

　　　　我要喝水。

　　　　竹安取了杯水，拿在手上给我喝。

　　　　我喝好了水，仰起脸看着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竹安俯下身，深深地吻我。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

　　　　我们说好了不许哭的。钟夏，不要哭，你要我陪着你一起哭么？

　　　　他把我拉到灯下，拿出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取下镶嵌在宝蓝色金丝绒盒布上的
白金钻戒，郑重地戴在我的手上。

　　　　我不要。好像信物似的。我苦笑着摇摇头。

　　　　你权把它当成一般的装饰品。你戴着它，我会更高兴。

　　　　我的眼前忽然出现幻觉：在盛大的婚礼上，竹安穿着一套挺刮的黑色西装，结
一条鲜红的领带，在宾客们的簇拥和祝福中，将白金钻戒戴在新娘的手上。那个披
着洁白的婚纱的“章太太”竟是柳吉。而我和余重都远远地在人群中望着新人。余
重向新娘眨眨眼睛，柳吉就甜甜一笑。婚礼进行曲演奏得惊天动地，根本听不清人
讲话。竹安侧过脸，微微笑着，优雅地捧起新娘柳吉的脸轻吻……

　　　　我五月份就会飞来看你的，给你订最漂亮的生日蛋糕。竹安一边系领带，一边
对我说。

　　　　我看到竹安端着一杯红葡萄酒向我走来。他的领带像葡萄酒一样红。竹安的身
后跟着他的新娘柳吉。竹安走到我的面前，好像根本不认识我，柳吉抿嘴笑着……

　　　　我会给你写信，打电话，你想要什么东西，就告诉我好不好？竹安已经系好领
带，开始穿外套了。

　　　　婚礼进行曲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只看见新娘柳吉抿着嘴笑，竹安的嘴巴一张一
合地在动，但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钟夏！竹安叫醒我，你在发什么呆？

　　　　我恍恍惚惚地转过脸，迷迷朦朦地冲竹安笑着，眼泪婆婆娑娑地往下落。

　　　　别胡思乱想了，竹安用力抓住我的肩膀说，别胡思乱想了，你就看它是一场游
戏，像小孩扮家家一样的，一场游戏。

　　　　不，我没这么洒脱，没这么现代，我把游戏太当真……竹安，别走，我受不了
了！踮着脚尖，死死地搂着竹安的脖子不放，泣不成声。

　　　　一个人从虹桥机场回来的时候，车子驶过西郊动物园，驶过波特曼的高楼，玻
璃窗外移动的景色，都好似了无痕迹的梦一场。

　　　　我没想到的是，竹安这么快就从新加坡来了信。他简单地讲了公司的工作安
排，结尾说他确定五月来上海。信不长，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那种黄鹤一去不复
返的隐忧一扫而光。我轻快地唱着歌，想象着美丽的星岛，热带的阳光、海水和椰
子树，想象着繁华的乌节路，想象着热闹的水牛车，想象着雄伟的雪尔斯桥。

　　　　然而，接下来的来信也都大同小异，粗枝大叶地说说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也就完
了，不谈心情，更不谈爱情。倒是电话里相谈要热情许多。当然多数是他打给我。
越洋电话太贵了。

　　　　我的生活落入了没有止境的等待和盼望中。

　　　　他确切地说要五月三十日抵沪。虽然分别还不到两个月，我的感觉仿佛已过了
两个世纪。每次从波特曼酒店走过，我都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在那三十七层的高楼上
住过一夜，而西郊动物园的那个下午，更遥远得如一个风中的承诺。

　　　　过了个“五·一”回去上班，听到一个惊人的意外消息：我们主任死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不到六十岁呀，“五·一”放假的前一天他
还在上班。虽然这些天来他一直沉默不语，郁郁寡欢，但毕竟天天按时上班，按时
下班，从来没听说他请医抓药的事。怎么好端端就来了一个脑溢血？这个可怜的老
头，一辈子没结过婚，更没留下一儿半女。

　　　　猝死？就这么容易地死掉了？没了？我跺着他办公桌上的空暖瓶大喊大叫。

　　　　什么脑溢血？是殉情！他分明让情给害死了！小梅也跺了跺她桌子上的空暖瓶
大喊大叫，一反常态。

　　　　整个办公室都像疯了一样。没有一个人去泡开水。后来就死一样地沉寂，好像
这一屋子的人都随了那老头儿去了。

　　　　事隔很久以后，小梅才告诉我：老头儿很年轻的时候就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是
班上的女同学，这在他那个年代自然是没门儿的事。中学毕业后，大家就分头到广
阔天地锻炼去了，一会学工，一会学农，一会学军，受不完的再教育，干不完的革
命，大家天各一方，杳无音讯。直到他死，那女同学都不知道老头儿这份心思。就
在今年春天他们中学同学忽然搞起校友会，七拼八凑的，居然就见到了那女同学。
你可想而知，老头在心里牵挂了几十年的当年的女同学，如今是什么样了……

　　　　我总觉得这故事听起来太像一个故事了，几乎让人难以相信。无论如何，我们
那主任是真的死了，再也不能来了，再也没人用青筋绽露的老手拍拍我的肩膀了。
他桌子上的暖瓶，一直空空的在那里闲置着。

　　　　就在我们主任死了不久，我接到竹安从南非打来的长途电话。

　　　　我在德班，他说。

　　　　天呵，你怎么跑非洲去了？我惊讶极了。

　　　　你别问，听我说。钟夏，我五月三十日去不成上海了，中国使馆不给我签证。

　　　　为什么？你怎么会被拒签？

　　　　说不清楚。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电话里不大好讲。

　　　　那么——，完蛋了，我们见不成面了。我一下子沮丧到了极点。

　　　　我后天就要离开这里去约翰内斯堡，会逗留很久，所以可否请你把信寄到约
堡？

　　　　真的没希望了么？不能再去试试？我执拗地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我也没办法。听我说，德班是一块美丽的土地，有金色的海滩，长空万里……

　　　　第二天下午，我去邮局，按竹安说的地址，把信寄到了约翰内斯堡。

　　　　这封信发出去了好几天，我才迷迷糊糊地想，竹安到南非去做什么？那里在搞
总统大选，街上整天发生爆炸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忙得焦头烂额，他去干什么
呢？我不相信新加坡福瑞广告公司还会在非洲有业务。


　　　　　　　　　　　　　　　　　　　　　　　　　　　　　　　　　六

　　　　雨季长得让人看不到尽头。我在这漫长的雨季学着忘记竹安。

　　　　余重在淫雨霏霏的梅雨天里特别沉默。

　　　　我们那个用木板钉起来、涂了一层油漆的简易书架上堆满了东西，再也没有能
插手的地方。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整理，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

　　　　我把一大堆书报杂志摊在地上，然后蹲下分类，不一会儿就腿都蹲麻了，干脆
坐地上了。

　　　　你就不会帮帮忙？我一累就离发脾气不远了。

　　　　余重很识相，他大概宁肯帮我干活，不愿听我唠叨。

　　　　一个旧的笔记本掉在地上，里面散落出几张旧门票。我拾起来看看，那是杜甫
草堂的，乌龙寺的还有两张峨嵋山的缆车票。那是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和余重一
起去四川玩，他帮他小舅舅“对缝儿”，从国外往国内倒医疗器材，谁知道是洋鬼
子的二手货还是假冒伪劣，反正低价买进，高价售出，投机倒把的基本法则。但我
当时对这位国际二道贩子男朋友确实刮目相看，虽然他折腾两个月赚的钱除了付电
话、电传费，也就够我们俩不太铺张地旅游一趟，去个四川还连九寨沟都没去。

　　　　我犯了—会儿呆，拾起那些长长短短的门票要撕。

　　　　别撕！他一把抢了去。

　　　　有一天柳吉来找余重看电影，余重没去。柳吉坐着聊了一会儿，我不太热心，
余重也没怎么说话，她有点讪讪地起身告辞。我送她到门口，转身站在阳台上，看
着柳吉美丽而孤单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拐弯处。外面雨下得挺大，她独自一人撑着伞
走在雨里。而我和余重，坐在干净舒适的房间里，我回头撇了余重一眼，他正好也
在看我。

　　　　婚礼举行的前一个礼拜，我犹豫再三，还是打电话告诉了章竹安。他早已经从
南非回到了新加坡，现在人在菲律宾。我一直对这位福瑞广告公司代理人的飞来飞
去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也许是由于我身为井底之蛙的缘故。竹安每到一地都会打
电话给我，联络的最大意义似乎就变成了行踪报告，单纯的电话联系变得空洞而失
真。

　　　　竹安在马尼拉听说了我的婚讯说：我能理解。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游戏结束了。我撤退。我绝不纠缠。然后哈哈大笑。

　　　　从那以后，我再没章竹安的任何音讯。我不知道他到底还在不在新加坡，后来
还来没来过上海。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我甚至怀疑他还在不在人世。我几次想向余
重打听一下章竹安的下落，他们本来就认识的，余重在我认识章竹安之前就认识他
了。但想来想去，我还是忍住了。我从来没向我的丈夫说起过章竹安这个人。

　　　　我们的婚礼柳吉是来了的，她做了我的伴娘。这是我的主意。我讨厌柳吉，请
她来无非是为了向余重表示我的毫不猜忌、毫无芥蒂甚至浑然不觉什么的，但结果
却适得其反，余重明显地流露出不情愿，又不好说反对，而我已经说出来的决定，
也不好无缘无故地收回来，只是暗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