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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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卷217页。
［7］鲁迅在现代教育、现代传播、现代商业、现代文化、现代学术中都发现了这样的新的压迫、奴役关系的再生产。由于这一问题的重大与复杂，将另作专论讨论，本文从略。
［8］《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鲁迅全集》5卷133页。
［9］这里借用鲁迅当年与陈西滢们论战中的说法。参看《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3卷244页。
［10］《再谈香港》；《鲁迅全集》3卷541页。
［11］《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4卷133页。
［12］参看《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卷215页。
［13］《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4卷134页。
［14］《鲁迅全集》4卷361页。
［15］《“题未定”草（二）》；《鲁迅全集》6卷354—355页。
［16］《扑空》；《鲁迅全集》5卷351页。
［17］《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4卷156页。
［18］《“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4卷311页。
［19］《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297—298页。
［20］《“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4卷312页。
［21］参看《门外文谈》；《鲁迅全集》6卷101—102页。《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7卷382—384页。《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6卷344—345页，等。
［22］《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4卷191页。
［23］《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4卷629—630页。
［24］致胡风；《书信·350912》；《鲁迅全集》13卷211页。
［25］《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6卷538页。
［26］《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3卷423页。
［27］《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3卷457页。
［28］《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4卷83页。
［29］《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4卷283页。
［30］《〈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鲁迅全集》10卷336页。
［31］《鲁迅全集》3卷207页。
［32］致沈西苓；《书信·360719》；《鲁迅全集》13卷397页。
［33］《〈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3卷379页。
［34］致胡风；《书信·350912》；《鲁迅全集》13卷，211页。
［35］致曹靖华；《书信·360515》；《鲁迅全集》13卷379页。
［36］《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6卷538页。
［37］致杨霁云；《书信·341218》；《鲁迅全集》12卷606页。
［38］致王冶秋；《书信·360915》；《鲁迅全集》13卷416、426页。
［39］致曹聚仁；《书信·340430》；《鲁迅全集》12卷397页。
又据李霁野写于1936年11月11日的悼念文章《忆鲁迅先生》中回忆，鲁迅曾对F君（冯雪峰）说：“你们到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据说F君听了这话；“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李文收《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1辑68页。1979年上海书店据1937年初版本复印。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1）
一
（一位浙江的读者来信向我揭露了几位北大毕业生与在校研究生的一件丑闻。）
××先生：
你的来信确实让我感到震惊。尽管我早已意识到，并且多次谈及某些北大人的堕落，却没有想到已经达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这恐怕不是孤立的现象。我在一篇文章谈到，经过近二十年的经营，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最大特点是已无任何信仰、道德原则，一切都出于利益驱动。这利益集团中就有不少年轻的所谓“知识精英”。你信中点出名来的这几位人士就是其中的成员。他们私生活如此糜烂与无耻，在政治生活中却是道貌岸然，也同样无耻。这是一个流氓政治、流氓经济、流氓文化充斥的时代，也是流氓横行的时代。
但正如鲁迅引用的爱伦堡的一句名言所说：“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当这些“精英”在肆无忌惮地嫖娼，自己又充当政治、经济、文化娼妓的时候，也总有人在默默地艰难地进行着看起来不合时宜的精神的坚守。我想，这正是你、我以及许多朋友正在或将要做的。……
祝
好
理群5月30日
二
（一位多才多艺的家在重庆的女孩子给我寄来了她的文章：“我有一个梦，圣洁的关于诺贝尔奖的梦，只有北大能帮助我”；“真的，我多么需要同时得到最好的中文教授和理工科教授的帮助，我多么需要摆脱专业的束缚，在大学里拼尽一切力气学习更多、更广、更深的知识，我多么需要在最活跃的科学空气中尽情地呼吸。而这，只有北大。”同时寄来的是一封给“北大人”的“自荐信”：“真羡慕你——能够呆在北大，一个离教条很远，离梦想很近的圣洁的地方，多么幸福。”）
××：
今天重读你的来信，突然感到了灵魂的震动。
因为就在几天以前，我的一个学生横遭暴虐死去了。
她是你的同乡，曾和你做着同样的梦。
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你所羡慕的“北大人”。
然而，她却被残暴地杀害了。
学校当局的冷漠，更让人震惊——在他们的眼里，在“压倒一切”的稳定面前，一个学生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
圣洁被玷污了。
我们所有的人的梦想都破灭了。
也许圣洁本就不存在。
我们被自己制造的梦欺骗了。
这女孩子的血使我们惊醒。
如果我们早一点从梦中醒来，不那么麻木，如果我们早就直面北大与社会的黑暗，提出抗争……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面对死者，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北大人，都感到内疚与羞愧！
…………
怀着难以抑制的痛苦与自责，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你。
你还愿意来北大吗？
我仍然欢迎你来，不是为了寻梦……
祝
好
理群2000年6月4日深夜
三
（一位山西的中学生读了我的《话说周氏兄弟》以后，来信提出了一些问题。）
××：
……你的信中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与“每一个具体的公民”的关系问题。于是就有了如下几个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1、谁是国家的主人？
2、管理国家的公务人员是怎么产生的？是民选的，还是上级委派的？他们向谁负责：选民还是上级？他们受不受监督？是终身的，还是有期限，随时可以罢免的？
3、国家公务人员代表谁的利益？如果他们任意侵犯公民利益和权利，他们还代表国家吗？
…………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2）
这就涉及国家体制的问题。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国家，每一个公民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立人”与“立国”是统一的。
当然，公民也应该对国家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有时也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来进行协调——请注意，我说的是“协调”，而不是“绝对服从”。如果要求公民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国家利益，那就成了国家至上主义。国家至上的危险性在于，它实质上不是国家利益至上，而是自称代表国家的某个集团、个人的利益至上。
以上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仅供你参考。重要的是，你要自己独立地思考这些问题。作文也一样，要写自己想说的话，这就自然有新意了。
即颂
学安
钱理群5月30日
四
（一位读者来信和我讨论鲁迅，并寄来了他的一篇被退回的诗稿。）
××同志：
我读了你的《中国文人》，觉得很不错，没有什么“不便发”的。诗中自有你的锋芒，或许就为此让有些人感到“不便”吧。现在的文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明禁，更多的是造成一种气氛，主编、编辑因为自危而自律过严，形成了许多自定的禁令，一些诗文也就“不便发”，实即“不能发”了。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也似乎无能为力。于是，大作也只能作为“抽屉文学”而存在了。
不亦悲夫！
即颂
文安
钱理群5月31日
五
（一位陕西的理科大学生和他的朋友在年初寄来了他们自己办的刊物，我却忙得没有时间回信，心里很不安。）
××：
我一直欠着你和你的朋友的债——信债，更是情债。你们把心血浇灌的《百草塬》馈赠于我，我却迟迟不予回报。今天早上醒来，突然想到你就要毕业了，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于是匆匆提笔。当初也是因为想好好地写一写，却找不到整段时间从容交谈，反而拖下来了。而今天大概也只能简要地说几句感想，这也是要请你原谅的。
你们刊物里的文章一篇篇读下来，我的心也一直往下沉，沉……一个问题苦苦地缠绕着我，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声音固执地追逐着我：命运，命运，命运……
这是你我都在紧张而痛苦地思考的“当今中国思想者的命运”。曾经有人问道：“中国有没有思想家？”在我看来，这对当下的中国是一个过于高远，甚至是奢侈的问题：今天要做一个思想者，能够独立地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很不容易，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你们的刊物就是一个证明。你们的切身体验化成的文字，则向人们揭示了中国思想者的种种困境——
他们面对体制的强大压力——这个体制正在“忙于与世界接轨”，结果就如鲁迅所说；“旧疾”与“新疾”并存，不但旧的专制压迫依存，中国人还要“六岁就开始与人竞争”，于是；“长时间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阉人”的“传统”更有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学院里的知识者，他们时刻面临大学官僚体制的压制——“这儿没有真正独立自由的社团生存的环境，同样丧失了自发组织真正社会实践的自由。我们无法发表真正想说的东西……我们的嘴巴除了吃东西外，已不是为自己所生；我们的大脑除了装下统一配给的东西外，已不再是为自己思考”，而一旦“被划为思想的异端”，今后的命运更是不堪设想。
他们更面对成为“文明的奴隶”的危险：电视、电脑……“支配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是我们发明的‘暴君’”，对“我们的思想进行着掠夺同化”；“不知不觉让我们交出了一切：时间，空间及思考”；“在未解除身体被奴役”的同时，我们的思想紧随网络时代文明“变化的迅速及无孔不入而丧失独立”。
而所有这一切外在的压制，都会转化为内在的困惑，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自身的种种矛盾和混乱，时时将我们逼近分裂与崩溃的边缘”；“每每在动笔写作的时候，本意以之摆脱孤独与寂寞，却更深地感到恐惧和寒冷，感到自己的无力，或许，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这也许是更为可怕的。
于是，我们每一个愿意做一个思想者的人，自身对独立、自由的思想的追求与坚守，就有了一种意义与价值：它不仅是一种对抗——即使失败了，也能够像鲁迅说的那样，使那些思想的压迫者的一统天下不那么圆满；它或许也是一个压不垮的“生命萌芽”。
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你们的刊物就是一个尝试），互为声援，也会使这种意义扩大。尽管也是极其有限的。
我愿这封信也是一种声援。不仅是对你们已经做出的努力；以后，当你们以任何方式进行思想的拼搏与坚守时，都会有一双关怀的眼睛在注视着你们，也从你们那里吸取。
如果你们终于放弃了，那也没有什么。毕竟坚持过，并且“坚持到了最后”。
“我的剑未刺向敌人，已先置己于死地。”都是如此的。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3）
而且总会有后继者。作为个体会由于各种原因或坚守或放弃，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谱系，它总是会一代一代地承继下去的。因为，思想，对精神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在任何时候，或者说在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思想者存在。这或许正是希望之所在，也是我的对于人的有限的乐观主义吧。
但是，你们要毕业了。几乎可以断定，当你们告别校园，投入生活的旋涡中时，很快就会发现，现实比你们想象的要险恶得多。只有到那时你们才会更深切地认识到今天所做的一切的意义。你的预感是有道理的：“这大学四年，可能仍是我一生中最自由，最快乐，最作为一个人而生活而存在的四年。”但你又预言：“之后更深地被同化和异化，也许是我的宿命。”这又是我不完全同意的。走向社会以后，当然存在着被同化与异化的危险，对此做最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恐怕不是必然的宿命——退一步说，即使这是宿命，也仍然要挣扎与反抗。因此，我更愿意说，反抗与挣扎才是每一个曾经是、并努力继续做一个思想者的个体生命的宿命。而且你要相信，总会有与你同在挣扎的人存在，因此，你还要继续地去寻找你的真同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从屈原到鲁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应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后盾。鲁迅还有一句格言：“永远进击。”这是我年轻时的座右铭。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陷入极度困惑与痛苦之中，正是这句话支撑着我走出了精神的低谷，并照亮了以后的人生道路。现在我把它转抄给你和你的朋友，就作为毕业赠言吧。
祝
好
理群6月12—13日
六
（一位读者寄来了他的一篇《论自由》的文章。）
××：
……当你提出你的“自由”理想时，我们之间就可能出现了一些分歧。特别是你在《论自由》一文中反复申说的观点——
“对于那些思想条件成熟的人，思想自由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条件；他们能够依靠自己本身的能力去行动，从而经过努力，以达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他们是真正具备生命力的人，他们需要自由给他们以行动的空间，以便使他们有所展示，有所行动。如果被剥夺了自由，那么他们势必感到了障碍所带来的压抑，他们势必去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来摧毁外界的障碍而获得自由。因为没有了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