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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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思想条件不成熟的人而言，他们本身缺少生命力，也就没有生命自身的表现与行动，他们是不需要自由的。这些人只有在别人的命令、指挥与管束下才能做到安分守己，才能生存下去。他们唯一的品质就是服从。对于他们，自由不但无所用途，反而有害。
“唯一的办法只能使他们的思想成熟起来，这是他们获得思想自由的先决条件。而对于那些不能达到思想成熟条件的人，只好让他们再回到过去那种自己服从别人的思想状况中去，作思想的奴隶而已。”
恕我直言，你的这些高论里弥漫着如此浓烈的法西斯气息，让我感到窒息。但我仍要感谢你的坦白，因为某些“理论家”用曲曲扭扭的语言竭力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被你如此明白地和盘托出，就可以起到引起警戒的作用。而且我还得承认，你的“理论”正在当今中国的许多地方不露声色地变成现实。这也是我为之感到痛苦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你的“理论”的正确。一切迫使他人成为“奴隶”的行为与为之辩护的“理论”都是我所不能接受，并要据理批判的。请原谅，我只能拒绝你的高论。
七
（一位边疆的朋友寄来了他的一组杂文，以作交流，遂写了自己的“读后感”。）
××：
拜读了大作，不少地方都引起了共鸣。记得当年鲁迅与瞿秋白曾经提醒人们要注意区分“真假堂吉诃德”。在我看来，大作所提出的也是一个“区分真假……”的问题，这在当下思想文化界是有一种重要意义的。
你在《浅说知识分子》一文中提出：“知识分子要批判社会，也要勇于批判自身”。我以为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区分“真假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标尺。居高临下地对他人进行宣判，或把自己想象为真理的化身（代言人），向自己心目中的愚众宣喻真理，这是圣徒，是道学家，而非真知识分子。——顺便说一句，批判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功能；在现实社会中，一些知识分子着重于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是可以的，也应该受到尊重，但似不宜夸大这一作用，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或贬低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另一种选择。
你在《驳第三个“爱国”观念》一文中提出了“区分真假爱国主义者”的问题，更是具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当年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今天，我们也可以说：“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你说得很好：貌似爱国者“其传统的表现是自觉不自觉地跟随皇帝的心态和视角，很习惯地把以往皇帝治下的一切，说成是最辉煌最伟大的一切，把其他国家和民族一律放到次于自己而必需臣服于自己的位置”；而“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正视自己（的不足与现实的黑暗面），不是表演爱国，也不是鼓吹文化沙文主义”。——而现在“表演爱国”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世纪末景观之一种吧。
《两只眼的英雄和三只眼的英雄》大概是最不合时宜的了，但我也最看重这一篇，并以为这是你的一大发现：“两只眼的英雄品格虽然很高尚，但只克己而不犯上，不追求人的自由，作为良民的榜样去推广，可以让民众弯腰低头只顾苦干，生产驯服工具”；而“三只眼的英雄在既得利益者看来就可怕了，他们能洞穿一切，是清醒者，追求思想自由，不盲从，不但克己而且克他，动摇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合理的现实存在”。这样，你所指出的现实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谁动员过学习林昭，学习张志新，学习彭德怀，学习遇罗克，学习黎九莲？当前评这先进，那先进，什么光荣称号都有，但你见过‘反腐败斗争积极分子’这个称号吗？”——没有，当然没有。这确实发人深省。不过，我倒不希望有“反腐败斗争积极分子”这样的称号，因为那也可能成为表演：现在是什么都要演戏化，游戏化，这是更可悲也更可怕的。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4）
你的《可怕的灵魂之死》一文刻画了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一生经历了“信念坚守者——保守者——奴隶——奴才的灵魂衰死过程”。正如你所说：“人到了这一步，自我完全根绝，个人意志完全被铲除，留给自己的只是迷信，只是为人生符号而进行圣教徒式的誓死捍卫，一个运动只要一调动起那个符号，他们便高度昏热起来，疯狂起来。‘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不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失去灵魂而只有人生符号的人，一面在热昏中大歌大颂着，一面在疯狂地摧残着破坏着而酿祸于天下的吗？”——这样的人，显然是具有悲剧性的，他们曾有过自己的信念，这是好事，本值得尊重；但他们一则“以此为牢，丧失批判精神”，进而将自己本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信念绝对化、凝固化，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发展的生机，走进了死胡同，二则将自己的信念唯一化，将他人的其他选择视为异端而必灭之而后快，这就成了一条棍子，由理想主义走向专制主义。这两个方面都使他们走到了自己追求的反面，这里确实包括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同时，也要看到，这些人在90年代的变化：他们的言行中信念的成分越来越稀薄，而代之以利益的驱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为失去的和还拥有的权力与相应的利益而疯狂，并越来越自觉地在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扮演警察与告密者的角色，而为一切尚有良知的人所不耻。但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兴风作浪，甚至有效；正是这种有效性提醒人们注意：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温床并没有根除，社会基础还依稀存在。因此，你的文章中重提“文革”的历史教训，就有一种警世的意义，也是深得我心的。
这封信写得比预计的要长，这要感谢你的高见引发了我的思考与这一番议论。就此打住。
祝
文安
理群2000年9月13日
八
（通过写信我与江西的一位作家成了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我们在通信中，讨论他的创作，也探索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怨恨”的问题，提出“怨恨使毛泽东成功，怨恨又最终使他走向反面”。）
××：
拜读大札，颇受启发。“怨恨”确实已经注入了中国国民的血液之中。几十年的反复折腾，不断地“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语），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成功与失败、整人与被人整……中轮回，就造成了对他人，对社会的极度的怨恨，毒化了整个民族的心灵。——我们在反省极权体制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时，注意了“奴化”这一面，却忽略了“毒化”，其实，这也许是更为深刻的。这个民族已经不懂得爱，不知道对生命（人的生命、大自然的生命）的敬畏，而是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地怨恨、践踏、破坏、毁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问题是不仅是掌权者、胜利者如此，就是受迫害者、失败者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全民族的怨恨、破坏、腐败与专制，这是极为可怕的，是中国式的极权结出的最大恶果，要真正从我们民族心灵中消解这种渗入骨髓的怨毒，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这也是我对中国现实的一个最大的隐忧。记得十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指出；“现在的中国文坛与知识界，一方面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一方面，又充满了不满、不平，甚至怨毒、仇恨。试看今日之域中，何处不再怨气冲天地发牢骚”；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我觉得中国人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见拙作《反思三题》）十年过去了，现实的中国怨愤不是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几乎到了临界点。对此，坦白地说，我的内心反应十分复杂：一方面，我非常清楚，这“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它内蕴着一种合理的反抗性；但我又确实担心，会导致盲目的非理性的破坏。因此，我希望能如鲁迅所说，在合理的反抗中注入“深沉的勇气”与“明白的理性”。这本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正是这十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陷于自怜与自恋之中，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失去了对现实中的问题做出反应的欲求与能力，将来中国无论发生什么，知识分子都将被无情地抛弃，这几乎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趋向。而这样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悲哀而已。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话题，以后再从容讨论吧。
再回到“怨恨”这个话题上来。最近这一两年，我经常收到一些年轻人的来信，谈到他们精神的历程：开始时，天真地相信人们告诉他们的一切，用玫瑰色的眼睛看待一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包括看了我们这些人写的书），他们“睁开了眼”，开始正视现实的黑暗。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走出来，这本是一种觉醒，但我从这些年轻人的来信中却隐隐感到了新的危险：有的人在为上当受骗而失悔的同时，又似乎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在用新的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与他人时，处处都看到了黑暗。于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怨恨：对曾经欺骗过他们的成年人与社会的怨恨。这引起了我自己的反省：我们在尖锐地批判现实的时候，是否有意无意地也流露了内心的毒气（“批判”从来都是双刃剑，在杀伤批判对象的同时，也会伤害了自己），而对青年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确实应该引导青年“睁眼看现实”，不仅是要正视真实的黑暗，同时也要看到真实存在的光明，最终的目的是要唤起年轻人灵魂深处的善良美好的人性因子，加以细心地培育与升华，以内在的光明来抵御外在与内心的黑暗。年轻人，特别是处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大学生们，他们的思想具有一种不稳定性，看问题容易走向极端，而且经常在两个极端中摇摆；因此，成年人的引导应该十分谨慎，在唤起他们的批判、怀疑精神的同时，更要引导他们敬畏生命，对他人、人生、社会……保持一种基本的信任与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怨恨毒化他们的心灵。
来信中还谈到；“苦难并不能让人摆脱卑微，只有彻底摆脱那个权力网络，在天地中自然行走，才能摆脱卑微”，这也是我十分赞同的。前几年我提出“怎样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张中晓说得好：当人们处于苦难中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一是精神得到升华，走向“天堂”，另一是走向“地狱”，精神也沉沦了。这种精神沉沦就包括前面所说的“怨恨”。其中也有你所说的“对强权者膜拜、诱惑的精神内伤”。
你对“前胜利者”即“共和国”的受益者的观察也很深刻：“那些当家做主，一脑子天真的国民（红色家庭），其实都是精神内伤者。”这一命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
“揭示国民精神内伤”，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课题，希望不断看到你的新作，并经常进行这样的讨论。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5）
祝
好理群9月17日
九
（一位中学老师写信来与我讨论思想文化界的一些问题。）
××：
来信中谈到“批判的激情有变成另一种专制的可能”，这其实也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批判精神的匮缺，另一方面一些批判者又往往缺乏自省精神，易把自己的批判推向极端，而产生某种危险，例如变成道德审判而显示出某种专制倾向。而一些人在批评这种倾向时，似乎又走向了否定批判的意义的另一个极端，这同样令人忧虑。
需不需要批判，怎样批判，这仍是一个当下思想文化界未解决的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共同来探讨。
祝
好理群9月16日
十
（一位湖北的大学生寄来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天之骄子，我来剥你的皮》。文章尖锐地指出：“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有个朋友说：从我们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被灌输、被暗示、被诱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该怎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学生自己的灵魂。‘告别万岁’的大学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自我，没有塑造出自我健康的人格。告别权威，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从社会，迷信流行，没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他们成为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满足于自我精神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平面化的现状，虚伪、形式化的思想行为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一些人‘平日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一些人放纵着自己的情欲，寻求生活的刺激和伪先锋式的潇洒”；“一些人醉心于‘理论联系实际’所获取的可观报酬，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商业操作的流程”；“一些充当‘学生精英’的学生干部，以锻炼能力的谎言和借口，满足权力的角逐欲和官瘾，沉醉于发号施令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鸦片之中”。）
××：
坦白地说，读了你的大作，我的心情颇为沉重：至少你说出了相当程度（当然不会涵盖大学生的全部）的真实，我在北大这块被称为“精神圣地”的地方，也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学生。我曾经因此感叹北大教育的失败：许多学生都是满怀理想与激情考入北大的，四年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失去了追求。上学期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的一段话曾使我震惊：“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而回想我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我对一切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宽容，更残忍也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还是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着，自己觉得很可悲，但已经很懒再去改变了，我想等我跨出校门之后我或许会改变。”这年轻人心态的衰老与倦怠是可怕的，而且我相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更使我感到悲哀。你在信中也谈到了你的困惑：“我不明白的是，现今的大学生不是不知道自身的浅薄、工具化。但他们为什么甘于这样，为什么安于这样的状态，存在总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值得探讨。你和你的朋友自身就是大学生，当然更有发言权。我想到的有两方面。一是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尽管我们现在口头上也在大谈“创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国家与商业机器上有用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官本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