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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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又不得不勉力写几句，哪怕只是开一个头——我真的如一些朋友所说，成了写作的机器与奴隶了。　　　　
　　　　径直说，面对这一大堆选出来的文字，也可以说是自我生命的结晶吧，不能不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你写了什么？你写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又可能存在什么陷阱？你在能写什么的同时，又不能写什么？这不能显示了你的自我的一种什么样的界限，或者局限？你还能写下去吗？你准备怎样继续写下去？……如此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自我进行一番刨根式的清理。或者就从我的成长背景这一点切入吧。这本也是我多次谈到过的：作为五六十年代接受中学与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在“批判封、资、修”的人文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缺陷，例如不懂外语，对20世纪西方文化的完全隔绝，对中国之外的东方文化的隔膜，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修养的不足，并由此造成的思维与视野等等方面的种种局限。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套用年轻时最喜欢引用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扉页里的那句名言，可以说是在“血水里浴（过）”、“碱水里煮（过）”，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过的，生命的沉湖第五辑魂归何处因此，对中国的国情、民性、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有着同样丰富的生命的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帮助我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前几天我还和大学的一位同学谈到这一点：20世纪中国有了鲁迅，这真是我们民族的大幸；对于我这一辈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果没有鲁迅精神的支撑，几乎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尽管不断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宣布要将鲁迅“送进博物馆”，使其成为与现实无关的“古董”，甚至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至今对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在价值，还是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要求讲得更深入，更不能将鲁迅送进博物馆，而要进一步在知识分子与全民族中发扬鲁迅精神传统。我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可以这样说，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具体地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这就是我想写、能写，并且已经写了的；这大概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读者自可去看文章，就不必多说了。　　　　
　　　　要说的是我的讲说的局限与可能存在的陷阱。前述先天的不足，知识结构的缺陷，使得我对鲁迅的“讲”与“接着说”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难免出现误读与盲点，这都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坦白地说，我对此感到十分的痛苦与无奈，正因为如此，看到一切超越于我，比我更深刻、更富有创造力的讲说，我都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尽管也不免暗含着几分嫉妒与对自己无能、无力的沮丧，但我仍从中吸取，丰富自己，为此而暗暗感激这些我的同行，并期待着有更多的给我以刺激与启示的后来者。而对我自身的讲说，特别是这些讲说在学生与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我是一则以喜——有了回响，说明自己的工作于己于人都有点意义，自然是高兴的；但又不能不继之以忧——会不会因为我讲得不准确，或者不清楚，而造成某种误解，以至曲解呢？会不会再度出现世纪思想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从这间屋子走进去，却从那间屋子走出来”的悲喜剧呢？记得鲁迅当年对他说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就曾“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北京通信》）那么，对我自己的讲说，是否也应该附加几句话呢？大概是有必要的吧。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能写的与不能写的（2）

　　　　比如说，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的弱点，不能因此而导致对民众的蔑视、恐惧与排斥；同样，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也绝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贬抑与否定。——以上两种倾向在本世纪都曾出现过，但是被鲁迅所明确拒绝与批判的；在鲁迅看来；“觉悟的智识者”是既“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的（《门外文谈》）。而今天似乎也还有这样两种立场或倾向，却也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检讨本世纪历史中的许多弊端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处于被奴役、压迫的境地，尽管他们自身的弱点，特别是根深柢固的奴性，成为了强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奴隶”与“主子”、“奴才”的区别却是不可混淆的（至于“奴”与“主”之间的转化是另一个问题）；因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目的是要启发民众自己觉悟，反抗压迫与压迫者。鲁迅是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的，并因此对任何有可能（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帮助压迫者逃脱罪责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尖锐地指出：“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是杀人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还向人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的老调子（《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书》），这个传统我们今天是万万不能继承的。　　　　
　　　　这里，也还有一个在进行国民性弱点与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时，将自身置于什么位置的问题，这涉及我们对所说的“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理解与认识。鲁迅指出：“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就是说，这种批判，不是高居于众人之外、之上的审判，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因此鲁迅说，我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是无情地批判自己的。当然，由于思想的超前，或者如鲁迅说的比别人更敏感，看得更透，精神界战士身居于大众之中，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寂寞感与绝望感。但首先这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大众、他人，以至人类、世界、宇宙的大关怀、大悲悯基础上的大孤独、大寂寞、大绝望，而绝不是对一己的悲欢的感伤的咀嚼，那只能显示自我精神之“小”。于是，在感受着孤独、寂寞与绝望的同时，又怀疑于这样的孤独、寂寞与绝望，并努力地“反抗绝望（孤独与寂寞）”，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同道者的寻求，病态的孤芳自赏正是鲁迅和一切真正的精神界战士所深恶痛绝的。因此，如许广平所说，他们虽则“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为可为，向前的走去”（《两地书·五》），终日愁眉苦脸、呼天抢地的，是鲁迅批评的“零余者”，而绝非精神界的战士。真正的精神界战士确实在尖锐地批判着、反省着国民性与知识分子的弱点，但人们可以从中感受着一种对人的爱与宽厚之心，他们绝不以道德与真理的化身自居，作苛刻的道德与政治的判决，在这方面，精神界战士可以说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道学家的天敌。以上所说，都是在划清界限。这不仅会有助于识别真、假精神界战士——当今社会假冒伪劣充斥一切，思想文化界也不例外，保持这样的警惕与识别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我们自身也是一个警示：任何追求都有一条线，过了线就会走向反面。　　　　
　　　　再往下就要讲“我不能说什么”了。我一直以鲁迅的一段话提醒自己：“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敬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名人与名言》）这些年写了点文章，知之者多了起来，就经常接到电话或收到来信要求就专业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或写文章，每回我都感到十分惶惑与紧张。我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在专业范围内——鲁迅、周作人以及现代文学，大概是可以发表点意见的，说起话来大体上是有把握的，除此之外，就说不上什么了——老伴经常说我的平均智商在中下等水平是有道理的。当然，对专业之外的有些问题我也有兴趣，不免也会发表些意见，但大都是在朋友之间私下胡说乱侃，上不了台盘，有时也会写成文章，那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谈谈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以专家的身份发言——本书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这么写成的。我也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增加发言权，但那也是要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之后。前面已经坦白交代，我能做的事是“讲鲁迅（或者再加上现代文学）”与“接着往下说”，这构成了作为教师与学者的钱理群的一种存在价值，同时也就划定了一条线。读者们看我收入本书或未收入的文章，不难发现，我几乎在发表所有的意见的时候，都是从鲁迅（或现代文学）出发的，很少在此之外去旁征博引，我知道那样做了就会露馅，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写作策略。这既构成了我的说话、写作的特色，也显示了一种局限。因此，对当今中国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上的种种问题，我只能就某些方面发表看法，而且因为充分利用了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现代思想文化的精神资源，而引起了一些读者与朋友的注意；但在更多的场合与更多的问题上，包括许多争论的热点话题，我都是沉默的，当然，也有的是有想法而不愿卷入。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思想、文化、学术问题，都越来越复杂，提出了许多前沿性的课题，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如前所说，我坚信，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思想文化资源仍然具有尚待开掘的潜力，我因此还有事可做；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面对先驱者们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问题，只是“接着往下说”已经不够了，这是需要新的突破与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我的力不从心就在于此。我这些年，一直把希望寄托于更年轻的一代的新的开创，就是出于对自己（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的学者）的某种难于突破的局限的一种估计。这种估计，对我来说，不会因此引出悲观与无所作为的结论：我还有许多要做、可以做、而且别人（包括年轻一代）未必能做的事，这些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许并非那么重要，那么迫切，却也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在十三年前，开始独立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曾在《心灵的探寻》的“前言”里，对自我研究的追求做过这样描述：“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种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态势。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现在，在我回顾这些年风风雨雨中所走过的道路，并走上人生与学术的最后历程之时，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追求，要说的也还是这些话。　　　　
　　　　1999年2月12日写毕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本应归全家所有

　　　　——《钱理群文集》（四卷本）后记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能够出四卷本的《文集》，为已经过去的六十年的生命、二十年的写作生涯做一个小结，这在我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纪念。这要感激几位老朋友的真诚帮助。此刻，我特别怀念我的家人——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与母亲，大姐、大姐夫，大哥，三哥，二姐与二姐夫；仍然健在的大嫂，三嫂，四哥、四嫂，三姐、三姐夫，五哥、五嫂。作为“小弟”，六十年来，受到了全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厚爱，这永恒的亲情注入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的精神支撑，帮助我度过了一个个的人生的难关；而全家人在本世纪的历史大变动中所做的不同选择，所走过的殊途同归的曲折道路，更是我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研究”的最初动因，并且潜在地影响着我的价值取向，显示出某种复杂性与矛盾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研究中，不仅有我自己的主体经验与体验的投入，也融入了对我们家族的历史经验的反思。因此，我愿意将这百万字的生命的结晶奉献于亲人面前，这本应是全家所共有。　　　　
　　　　1999年1月1日—2日写于燕北园附记：《文集》早已经过三校，只待于2000年出版，但突然运交华盖，被点名批判，自然夭折，我也不再过问。留下这篇短短的“后记”，就算是为一段历史作证。　　　　
　　　　2004年7月1日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后记

　　　　1993年我自己出了一本《删余集》，只印了五十本，散发给朋友，并且煞有介事地编了号。这是为了使“知识者的文化厄运下的悲号”不被“席卷全国的‘发财梦’、‘淘金热’所淹没”，而特意留下的“民间记录”，并且认为“这本小书的种种遭遇本身已经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出版史上的一个‘典型现象’”。后来这种现象甚至得到了一个名称，叫作“抽屉写作”。不过所谓“抽屉文学”也不是绝对的：《删余集》里的文章以后又陆续发表或收入文集，获得了面世的机会，但大都动了不同程度的手术，读者见到的依然是思想与文字的残体。　　　　
　　　　而《立此存照》本身却只能存在抽屉里，同命运的还有一批文章：从写作的动机上，就不准备发表，是为了及时记下自己的当时的真实的情感反应，内心体验与思考，以供他日写回忆录（这是我的晚年的一个大的写作计划）用，自然也是为一段历史留一个记录。因此，这些文章写得更为直率而较少顾忌。　　　　
　　　　于是，到了世纪末，我又有了一本只供自己（或许还有三五好友或学生）欣赏的书。　　　　
　　　　当然，这里有相当部分还是可以发表与出版的，在删去了前述不能问世的文章以后，足够编一本集子，也有出版社和出版商与我联系，希望出版，但我都拒绝了。原因是这一二年来，我几乎成了一个公众人物，忙于应付各种约稿，尽管具体写每一篇时，还是很认真的，总力图写出一点新意，但因是应约被动的写作，选题难免分散与零碎，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