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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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燕山夜话》的命运，应该成为一个永远的警示。鲁迅曾一再沉重地谈到，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记性”，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遗忘历史的苦难与灾难，这样，历史可能重演，灾难也会重来。他因此提倡写“文祸史”，让后人知道，先辈们为追求知识与真理，曾付出过怎样的代价。《燕山夜话》正是本世纪的文祸史的重要一页，我们今天在这世纪之末，重提这本书，除了表明没有忘却，更要表达一个愿望：文祸史再也不能在下一个世纪继续写下去了！
1999年6月28日写于燕北园
（本文在写作中曾参考了任文屏《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子伶、子真《吴晗和〈海瑞罢官〉》，刘茵《繁星闪耀——记廖沫沙》，袁鹰《玉碎》，柏生《吴晗和他一家》等文，特此说明，并向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面对血写的文字
——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
一
这十四万个血写的文字送到我的手中，已经很久了：我感到艰于呼吸，更无以言说。
我周围的狂欢的盛典也不知举行过多少次了：我感到窒息而艰于言说。
我只剩下了无词的言语。
但我却无法忘记林昭那凄苦的声音——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阴暗角落里的！……
又是一个“暗暗的死”！
真的要让它暗暗的泯灭，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吗？
然而，血已经流了，那就再也抹不掉了！
记着林昭的话：“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
这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控告词！
二
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请直面林昭的《血衣题跋》——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八月下旬重某日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在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至亲胞弟，见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恃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林昭志于
上海市监狱女监三楼53号囚室
还有林昭的眼睛——
人们不只一次地说我：“你的眼睛里有一种光，挺奇怪的，有时看起来很怕人！”
怕人吗？也许是罢。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比地狱还更悲惨、更阴森、更血腥淋漓地可怕的地狱！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最阴险恶毒、最荒谬可耻的罪恶谋杀！——看见了最怨恨深重最凄怆沉痛的不幸的死亡！
我们有勇气正对这双眼睛的逼视吗？
三
我们还要思考林昭的意义。
诚如林昭自己所说，她是凭“感性的直觉”去“行动”的；因此，她不同与张中晓、顾准，不是思想家型的战士，而是以道德、情操的崇高和反抗行动感召人、震撼人心的一位受难的殉道的圣女。
但这并不等于没有她的思考及思考的价值。
她的价值或许可以用她的自我命名来说明。
在这封带有很大的自白性质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里，她最频繁地使用的自我命名是“年青的反抗者”。在附录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曾对林昭列有“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大义凝然地批驳说，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和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她昂然宣称：“‘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这段反驳词写在1964年，也即为“右派”平反的1979年的十五年前，在那样的时刻，林昭对“五一九运动”的旗帜与传统的坚守，不仅表现了非凡的勇气，更表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们说，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林昭以“年青的反抗者”的姿态自觉地将“五一九”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并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杰出代表；“五一九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者。
林昭又自称“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林昭身上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气质，她的反抗具有鲜明的“青春代”的色彩。但更为可贵的是，她同时清醒地意识到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可能性。她自己就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因此，她在反抗外在的压迫的同时，更以同样非凡的勇气反省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应负的历史责任，她说；“在严肃而沉痛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于自己的责备那是比别人之别有用心的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多”。在这个意义上，她又是一位已经清醒、觉悟了的不被利用的“青春战士”。在这一点上，林昭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为在她以后，就发生了红卫兵的青春激情被利用的悲剧。
林昭之所以能够走出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危险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她从自己被打成“右派”、惨遭迫害的生活经验中产生了发自生命内部的信念与追求，这就是“自由”与“人权”。如果说“五一九”运动中的主要口号是“民主”与“法制”，林昭则在坚持“民主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权”与“自由”的概念：她自称青春代“自由战士”正是表明她是以“还我人权与自由”作为自己的主要奋斗目标的，这一点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自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林昭又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这也很值得注意。
她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赞同这样的观点：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并做了这样的发挥：“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于是，她如此提出问题：“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而结论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探讨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这本身即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与思想价值。或者如她自己所说，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大概也是要强调这一点。而林昭对被奴役者提出的不要“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的警告，在现代中国更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随即发生的“文革”中，许多因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年轻的造反者，在掌握了权力之后，都纷纷成为新的奴隶主；反观林昭在1965年，也即“文革”前夕发出的警告，就不难看出她的思考的前瞻性。
林昭就这样在1957—1966年的中国民间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002年4月29日写毕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二十九年前的一封书信（1）
这又是一篇被埋没、被遗忘了的文字，在人们将鲁迅陈尸街衢争论不休时，它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当年一位知青留下的《劫灰残编》，如今却如鲁迅《蜡叶》里那“乌黑”的“蛀孔”；“明眸似的”“凝视”着我，让我悚然而思。
我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我曾经说过，我自己，我们那一代人，或者还包括知青那一代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文革”后期走近鲁迅的。这里有两个机缘：首先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众多的年轻人被毛泽东赶到了中国的农村，这自然是一种反智主义的强迫改造，不能将其美化或理想化；但当人们离开城市与书斋，来到了中国的社会底层，与生长于斯的中国农民有了实际的接触以后，在思想感情上所发生的变化，也同样是真实而不可否认与抹杀的。这本《劫灰残编》的作者说得很实在：“到了山西沁县一个叫李家沟的小村，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这两个“才知道”，其实是非同小可的；尽管有些人后来又忘记了或故作不知道，但知道了并永远牢记在心、念念不忘者，就此生此世再也摆脱不了所谓底层情结了。而这正是走向鲁迅的通道。人们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而不只是在书本上）发现了鲁镇、未庄，发现了阿Q、闰土、祥林嫂，更发现自己就是阿Q与孔乙己时，才真正懂得了鲁迅。鲁迅的灵魂，他的思想艺术的生命之根是深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他和中国的底层人民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不了解中国的底层，特别是中国的农村，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中国和他的最忠实的儿子鲁迅。
更重要的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终于从迷狂中清醒过来，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人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时，我们经历了一次最深刻的绝望，按一位知青在一封通信里的说法，这是一种走向地狱般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用最冷酷的眼睛来观察这个社会，抛掉了那种行尸走肉还不能舍弃的装饰，我得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结论：凡是死亡的事物，都带上了死亡的色彩，而这色彩，是用什么颜色也掩盖不住的。”（参看《民间书信（1966—1977）》，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388页）有了这样的绝望体验，人们就从根底上接近了鲁迅。《劫灰残编》的作者，正是在自己感悟到“前面是坟！坟之后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一瞬间，读懂了《过客》与鲁迅的。这是一次历史的遇合：正当中国社会孕育着巨大的变革（这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敏感的民间思想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为此寻找与磨炼思想武器的时候，他们重新发现了鲁迅。鲁迅终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曲解与利用，以其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本来面目，参与到“文革”后期民间独立思考中，成为新的探索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劫后残编》的作者十分生动地回忆了他当年“在只有三条腿的歪斜的桌子上，伴着一豆油灯”深夜读“幸免于灰烬的鲁迅的书”的情景与感受：“读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就仿佛他所痛陈的一切、他所愤怒的一切、他所蔑视的一切、他所悲怜的一切、他所热切的一切，都直指着我们都直斥着当世的非人的一切。我常常边读边感到心灵的震颤。”这发生在鲁迅和经历了“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年轻一代之间的生命深处的共振，影响将是深远的。
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这篇我们所说的被埋没、被遗忘的文字——这是《劫灰残编》的作者卢叔宁于1972年11月11日写给他的知青朋友志拴的一封信，是那个时代民间交流中的“鲁迅论”。
这封信是作者对收信人一个多月前的来信的回应。来信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为新的“启蒙运动”做准备，这正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与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可以理解的：“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专制集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的根深蒂固，它的根基，远比枝干更深更长更广的根基，牢牢地密布于它所依附的大地上”。如作者在信中所说；“如果说中国未曾有过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是一个遗憾的话，那么能够进行更广泛得多的无产阶级启蒙运动就不仅可以补前者之不足，而且可以是一次社会思想的飞跃”：这几乎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而事实上成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先声。我们感到兴趣的是，鲁迅正是被这样一个已经呼之欲出的历史运动召唤出来的：他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启蒙者”。这个认识决定了鲁迅对8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无疑是有思想史的意义的。
生命的沉湖因此；“文革”后期人们在思考鲁迅的意义时，是与对中国历史的反省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就有了这封通信中的如下讨论：“你提到启蒙运动，细究起来中国何曾有过启蒙运动呢？相反有的是蒙昧时代。自然启蒙也是有过的，但一旦启蒙者也坐上了以往自己所攻击的王位宝座时，启蒙者就变成了蒙昧者，启蒙运动也就为蒙昧教育所替代了。往日的市野上的革新者一变而成了王族、幸臣、侍从。”这里所说的“启蒙者变成蒙昧者，革新者变成新的统治者”的历史循环，正是鲁迅所要揭露的“彼可取而代之”的“阿Q式的造反（改革）”的本质。他早就预言：“此后倘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在离世前三个月还在一封通信里，特地谈到后人不能理解他的这一“本意”的担忧。而鲁迅这一预言，却在“文革”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那个时代有一句相当响亮的口号，叫作“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讲的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因此；“文革”的所谓“造反”，不过就是以连起码的游戏规则都不讲的新贵（以“四人帮”为代表）取代多少还讲点规矩的老官僚。因此，可以想见，1972年的这些民间的思想者在面对这样一个“走不出的蒙昧与奴役时代”的历史与现实，他们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而要走出这样的怪圈的第一步，就是要如鲁迅那样，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