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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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二十九年前的一封书信（2）
不过，通信的作者卢叔宁和他的朋友首先要做的，却是要抹去“文革”的蒙昧主义强加于鲁迅身上的历史的灰尘。于是，又有了这同样沉重的文字：“鲁迅的境遇，在生时受到的是无穷的攻击和暗箭，而死后在一些人则庆喜地将他忘却淹灭，……更有一些人则以尊崇他的姿态将其摆在他们宗祠的祭坛上加以顶礼。其目的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神像来装饰自己的门面或驱斥自己的政敌。……鲁迅的向着自己、他人、社会刺去的解剖刀变成了专向不祈祷不跪拜的异教徒的严厉的法剑。鲁迅在生时所无限同情又无情地批判憎恶的阿Q们，还有那鲁迅用厌恶与蔑视之笔画下的聪明人们（奴才、假洋鬼子等）在鲁迅死后，倒反过来将他‘聪明地’‘阿Q’化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和怎样一种痛心的悲哀啊！”没有比将蒙昧主义的死敌变成蒙昧主义的工具，更令人憎恶与痛心的了；这是中国的“聪明人”惯用的伎俩，而善良的人们总是对之缺乏警惕。卢叔宁们由此而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揭示这些该是新启蒙者的任务之一吧。‘还我鲁迅’该是鲁迅精神真正继承者的口号。‘还我真貌’则是鲁迅幽灵哀痛而深沉的呼号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80年代学术界所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主张，正是对这一历史呼唤的回应。这本身就构成了80年代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写作于“文革”后期的这封通信也因此获得了某种文献的价值。
当然，这封通信最值得重视的，还是作者对鲁迅的价值的正面阐述：“鲁迅对中国是太宝贵了。他是中国昏沉沉几千年产生的第一个最无情最彻底深刻地对中国社会的揭露者、批判者。中国在昏睡状态中度过了几千年，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或者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敢于将中国的真面目揭示出来。总是欺骗着别人也蒙骗自己，骗者也被骗着。在无数的礼节和假面中活着。统治者高兴在假面后面将自己扮成人民的救星，上帝的使臣，人们则甘于在假面具后面求得苟活。而一旦人民试图揭露那假面，看穿那统治者的狰狞贪婪的真貌时，则遭到最残酷的镇压。于是在被血装饰的假面后又恢复了双方的平静，虽然是像在森严的大殿里一样可怕的平静。”这里，又是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瞒和骗的大泽”（鲁迅语）的历史循环，这几乎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从一个假面再到另一个名目的假面，中国人任何时候都生活在不断创新的假面具中，而且是由赵太爷们与阿Q们共同制造的。当作者说到“被血装饰的假面”下的“平静”时，心中是绝对不平静的：那正是1972年的中国的现实；“于无声处听惊雷”，历史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变革的临界点。鲁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卢叔宁和他的朋友，向所有的民间思想者显示出他的力量与价值的：作为“中国昏昏沉沉几千年产生的第一个最无情最彻底深刻地对中国社会的揭露者、批判者”，在现代中国，他几乎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瞒和骗”的大泽的第一人。
通信的作者对鲁迅的揭露与批判的力量有着十分深刻的体认：“是鲁迅第一个不仅揭露了统治者的丑恶真貌而且第一个更深刻地将自己所深挚热爱同情的人们的被愚弄被歪曲被压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揭示出来。前者的揭示不是由鲁迅始的，……而后者的揭示却是鲁迅独得的伟大。历来统治者不仅想隐瞒自己的真相，更恶毒比隐瞒自己更坏千百倍的是，不让人民认识自己，自己的缺陷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信心自己的前途，这是最可怕的愚昧和奴化。”这里涉及到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现代思想史上始终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最容易失足之处。如作者在信中所说，曾有过对劳动者“崇以虚名”的做法，这是“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个占主流地位的思潮：将知识分子与人民（劳动者）对立起来，美化后者而贬抑前者，当然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启蒙的意义与价值。作者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自发论的推崇者十有八九是可鄙的骗子”，鼓吹“人民至上”是假，不过是要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与名义，实行反知识、反文明的蒙昧主义与思想统治，所以作者说这是“最可怕的愚昧和奴化”。但同样值得警惕的另一个倾向，即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神化，自认为是代表先进的先知先觉的救世主，而视普通劳动者为阿Q”，甚至是必须排斥的消极、反动力量，这样，也从根本上否认启蒙，或者把启蒙变成强行灌输与改造的新蒙昧主义。鲁迅正是在这里显示了他的榜样的力量：一方面，他敢于正视并无情揭露人民“被愚弄被歪曲被压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如作者所说；“鲁迅在揭露阿Q的伤疤的时候似乎比那些说阿Q的伤疤有独特之美的人要遭到他人（甚至阿Q本人）的责骂。但真正爱阿Q的不是后者恰恰是揭露者的鲁迅”。另一方面，他十分明确，揭露的目的是让人民认识自己（包括自己的缺陷与力量），以便更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看出，通信的作者的这些论述，是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自述的一种理解与阐释，又显然包含了作者及他那一代人的“文革”经验（包括上山下乡身处底层社会以后的体验）的一个历史的总结，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作为“文革”历史经验的总结，作者由以上对鲁迅的启蒙主义的理解，引发出的两个结论也许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识别一切统治者的标准。竭力掩住人民的耳目，混淆他们的视听，却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代表者的统治者是骗子强盗。不仅相信人民的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缺陷，使人民成为自己的自觉的主人者是人民的真正代表者。
不可小看这一“标准”。鲁迅曾经说过，他的一些文章“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那么，这里的总结却是“文革”的被欺骗、被镇压的历史的血的经验结晶。
“启蒙的意义目的，我看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使人民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盲目的人类生存者”。“劳动者一天不觉悟，一天不能认识自己的地位，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天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生产的管理，那么他们也就一天不能结束自己过去那种被人愚弄摆布的可悲地位。新的‘资产阶级’就一天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殊权力，劳动者一天不会成为自己的实际的主人（而不是主义上的）。”——这是那一代民间思想者经历了“文革”的磨难，经过艰苦的独立思考与探索（在那个时代做这样的探索是要冒生命的危险的），重新确立的理想与价值理念；是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思想启蒙与解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一个理论的设计与期待。经历了以后的一切的我们，今天再面对当年我们自己也曾参与的这一切，自会有无限的感慨，引发出更为深广的思索与反省。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文革”期间达于极致的思想与舆论控制，使得这里所进行的思考与理论成果，只能以私人通信的方式在极少数人中流传，而不能及时地转化为社会思想财富。以致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思考，无法在前人已经达到了高度继续前行，而不能不一切从头开始，这就是有些学者已经指出过的“思想史的断裂现象”，这是应该引起注意与反思的。正是这种断裂，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文革”时期的中国的思想界只是罪恶与谬误的堆砌或仅是一片精神废墟。这是不符合事实与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凡有人的存在，就会有人的思索；思想是任何力量也禁止不了的。即使是最黑暗的年代，也会有思想的创造，也总有这样那样的理论成果作为历史的幸存物通过不同的渠道保留下来。即使是“残篇”也掩饰不了其思想锋芒与价值。后来者没有权力因为忽视而将其再度淹没。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向学术界的朋友介绍这本《劫灰残编》，这封二十九年前的通信，希望人们在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庆典中，注意一下这当年民间的默默纪念。——这将是鲁迅接受史、“文革”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标志着，穿越“文革”的民族与个人的苦难，中国的民间思想者对自己的精神同道鲁迅的体认，所达到的时代与历史的高度和深度。
2001年8月17日写毕
（《劫灰残编》，作者卢叔宁，为《学术·思想·生活丛书》中的一种，靳大成、奚耀华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咬紧泥层根不死”（1）
——读韩乐群《刺梨蓬草》
一
乐群的第一本歌词集《山里山外》是由我作序的；这一本诗词集更是力作，却只有“自序”。我理解乐群的心情：他要借此作一番自我反省，将一生的曲折、得失，毫不掩饰地向世人和盘托出，为自己竖立一座真实的人生纪念碑。
于是，我们读到了如此沉重的文字——
卖稿维持饭碗，一槌而定终身；焉期相许词家，半纪全操贱业。大颂红旗三面，聊剩废品一堆；高歌跃进千首，难吐真言半句。……
睁开双眼，写自己之所该写；唤醒痴迷，言他人之所未能言。勒马回缰，词句改吟诗句；回头是岸，赞歌且作悲歌。……
这里所叙说的，岂只是乐群？岂只是他的歌词？这几乎是概括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就是这样唱了大半辈子的颂歌，以致今天也依然颂歌入云。颂歌或许也是有它的意义的吧，有人愿意将颂歌唱到底，也自是他的自由；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能、也无法掩饰的：正是在一片颂歌之中，中国这块土地上真实存在的悲剧被遮蔽了，人民痛苦的呻吟与哀哭声被压抑了，我们的父母兄弟身上流淌的汩汩鲜血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中国的“永远的歌者”：“在同伴上了绞刑架时，诗人们没有反抗之声，只是高唱颂歌；当全民族陷入（“大跃进”、“文革”）的迷狂之时，诗人也没有自己的冷静、迷惘的歌唱，仍然唱着更加迷狂的颂歌：这是可悲的精神的死亡，诗的死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现在已是世纪之末，无论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应该做一次世纪结账。
但又有多少人“敢于正视这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这惨淡的人生”？
更有多少人敢于公开承认，大声忏悔：我也曾是这样的歌者，我也无意地充当了“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的帮闲？！
我们中国有的是演戏的传统，有的是“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的法术和“忘记术”：“白一白眼，反问道：‘这是我的账’？”（鲁迅：《准风月谈·查旧账》）
而且越到世纪末，越是演得起劲，忘记得彻底。
正是在世纪末的疯狂与迷乱中，我们听到了乐群清醒的自省。“废品一堆”云云，这里内蕴着怎样一个残酷的真实，包含了多少沉重、难堪与无奈，人们回避之不及，乐群却要公开坦诚说出，这又是怎样的大智大勇！
都说“难得糊涂”，但我看来，更是“难得明白”。经过半个世纪的磨难，末了才得这点明白——这确实可贵，却也太惨了。
何况还有至今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的呢？
二
而且本世纪最大的中国剧作家曹禺还有句话：“明白了，人却残废了。”不仅是身残，更是心残，曹禺以及许多人因此沉默了。而另外一些人，因为看透了一切，也沉默了。
而乐群却于“勒马”之后还要“回缰”；“回头”了更要另寻他“岸”，真正是“敢把痴心痴到底”了（《编后感》）。于是；“已届望七之年，难攀期颐之寿。仅储酒坛半罐，还拼颈血一腔”，乐群开始了觉醒后的最后歌唱：“藉忧患而遣毫端，不辞苦语；借酒杯以浇块垒，敢作豪吟。”（《自序》）
于是，神州大地的哀鸣从诗人的笔端流出：“瘦手嶙峋翻上下，秃头疲软扭西东”（《哀童工》）；“脑袋空空钱袋满，长街到处有文盲”（《悲童商》）；“弃婴异地无人问，拐女他乡有贼催。劝尔投胎需切记，阎王贿把后门开”（《愍女婴》）；“针筒吸瘦伶仃骨，坡土催肥索命捐……谁云人血浓于水，四百西西五十元”（《吸血鬼》）；“都道工人老大哥，熬干血泪待如何。开门七字般般涨，卖铁还须砸铁锅”（《下岗愁》）……正是：“纵观海内尽诗人，绿俏红艳满目春。独有沅江歌哭者，行行血泪吊黎民”（《〈路边杂吟〉增订本读后》）。
“贪残满目心悲愤”（《杯底余光》），郁积于平民百姓心中的不满、不平之声，本已借助于民歌、民谣在民间不胫而走，现在也在诗人的笔下冲决而出：《官倒难倒》、《反腐》、《官迷》、《吃公宴》、《涨声》、《裙带风》、《枕头风》、《造坟热》、《斗富狂》、《硕鼠》、《官蠹》、《大出丧》、《行路难》、《哭笑难》、《特区舞厅》、《色魔》、《造神》、《假祸》、《名骗》、《赌风》、《逆子》……单是这些诗题，就足已表明：“心事浩茫连广宇”，作者的悲欢是与普通民众相通的，他完全自觉地以“指陈时事，针砭世风”为己任，正所谓：“应从民怨铸民魂，休管弥天鬼气深”；“行将七十老衰翁，何必奴颜曲背弓。几笔真情留后辈，怀沙沅水也从容”（《杯底余光》）。
乐群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文学之路：一条忠实于自己与时代，直面人生的道路，一条通向人民的道路。
我要说的是，对于乐群，以及和他的同代同类的知识分子，在人生的最后一程走上这条道路，也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古代就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传统；“文章应为时而作”的白居易传统，现代中国更有作为“民族魂”的鲁迅传统，乐群在他的诗词里多次提到“但使鲁翁重秉笔”（《复古风》），并仿《卖炭翁》而写《卖珠叟》，这都是表明了上述传统对于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是与自己的人民共命运的。乐群把他的诗词集命名为《刺梨蓬草》，是大有深意的。“刺梨果结刺梨蓬，长在黔山大壑中”，这贫瘠的土地上培育出来的“真色真香真野味”，连同一身尖刺，自可视为乐群的诗词的象征；而“常年总在大山行，坐地花丛细细吟”（《编后感》），乐群和同伴在蒙受苦难时，是“大山”和她的子民们接纳并抚慰、养育了他们；“咬紧泥层根不死”（《〈路边杂吟〉增订本读后》），这一代人的根是扎在乡土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