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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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能反映（而且必须是逐层反映）意见，提出请求，而绝不能“具有谈判地位和自我保护的权利”，如果各阶层的人民要组织自己的团体与政府“对话”，就会反过来被认为是对政府权利的侵犯。这样，一方面，就事实上颠倒了“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主人”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等待“公仆”对自己的关心，等待“为民做主”的“青天”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与人民之间缺少“直接对话”的渠道与制度保证，一旦双方发生矛盾，就很容易趋向激化，产生严重后果。而有的知识分子总是把人民看作是“暴民”，怀有先天的疑惧，宁愿自己来做他们的“代言人”，而反对人民（农民）有自己的团体与相应的民主权利。且不说这种自认的“代言人”本身就很可疑，即使有的知识分子以一个朋友的身份，真诚地同情人民（农民），为他们说话，这本身当然是有意义的，应该受到欢迎，但这并不能代替人民（农民）的自我保护与自我争取，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人民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基本点，杜老又进一步提出；“农民应该既有自主权，又能相互合作，共同抵御自然灾祸的侵袭，共同参与市场的竞争，避免孤军作战，弱肉强食。这个过程就是先让农民具有独立性，变成个‘自由人’，最后形成‘自由人’的联合”。——这也正是杜润生这样的老共产党员为中国的下一步的改革提出的新思路。
生命的沉湖读了杜老的这些意见，我不仅得到了极大的启发，而且深受感动。我从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正像杜老自己所说；“历史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杜老的这些意见，正是在当今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想与原则，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可行性的。当然，要真正使中国的各阶层的人民都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成为“自由人”，再进一步实行“自由人”的“联合”，这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却应该及时的起步，在人民享有“完整权利”问题上的延迟，不仅会对现有的改革形成掣肘，甚至会影响改革的方向。而杜老对农民命运的持续关注，是格外可贵的。这不仅是因为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国情中的核心问题，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就与中国的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农民当年为支持中国的革命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因此，如果农民不获得真正的独立、民主、自由、平等与富裕，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法心安理得地去见马克思的。我相信，杜老正是怀着这样的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感与某种程度的负疚感，在八十五岁的高龄，仍然冒着某种风险，提出“农民应变成‘自由人’”这一关系重大的命题的。正是这一点，赢得了我对杜老以及像他这样的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尊敬。中国有这样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多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却在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的仁人志士，我正是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1999年1月29日写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另一种纪念（1）
——《我们心目中的蔡元培》序
世纪末的事儿真多：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刚刚过去，又要迎接“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了。这些纪念在不同的人那里引起的反应是不相同的。作为北京大学的普通老师与学生，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刻，总要想起老校长蔡元培——“蔡先生的名字永远与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连在一起”，这几乎已是所有北大人的共识。
于是就有了北大百年校庆时《蔡元培》话剧的演出，这是由几位普通教员自动发起，由校友与在校师生自编自演的；人们称之为“另一种纪念”，亦即不同于国家与学校仪式化庆典的民间纪念。
正如一篇报道所说，这次北大校庆“已经不仅是一个著名学校的生日，它甚至超乎教育界而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而具有了极强的政治功利色彩；“与此相辉映的还有‘商业大战’”，以致一位校友产生了“怎么看也觉得喧闹的校园更像是个集市”的印象。在这样的气氛下，真正开创了北大传统的蔡校长在正式的纪念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是必然的。但并不具有政治与商业眼光的校友与师生，更看重的是心的沟通与精神的传递，于是，对蔡校长的怀念，更准确地说，是对老校长所代表、象征的北大精神的向往，就成为许多北大人的一种难以摆脱的情结，而且是随着百年校庆的日益逼近、终于来临而愈加强烈。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剧组虽然是少数人自发创建的，但却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剧组的成立以及以后的活动，以至最后的演出，尽管始终受到“不反对，不鼓励，不宣传”的待遇，却得到了师生、校友与校外人士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我曾经因此把剧组称之为“自愿者的精神自由集合体”，这本身就是对蔡校长开创的传统的一个继承。剧组从成立时，即已明确：演出话剧只是最后的成果体现；重要的是参与过程。因此，剧组用了很大的精力进行“传播蔡元培思想与精神”的活动：组织对与蔡先生有关的老人、专家的采访；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发动校友、师生撰写研究论文；举办有关读书、图片展览；开辟宣传橱窗；印发《编演资料》……这样的普及工作的影响也许是更为长远的。而剧组自身的活动，从收集原始材料，酝酿、构思，剧本写作，到排练、演出、宣传、策划……则始终是一个学习、研究、思考的过程，是剧组的成员与我们的老校长不断进行心灵的对话的过程，于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某种提升：这也许是参与者的更为根本的收获吧。而许多校内外的专家，各行各业的朋友（开列出来将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多方面的支持，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在我们觉得几乎要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总是有人会挺身而出，给予决定性的援助，这是让我们惊叹不已、感激不尽的，由此而建立起了一个信念：蔡校长不仅属于北大，他更是所有中国人的。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蔡先生的亲属，他们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支持，更是一种精神的感召：这是每一个剧组成员，以至每一个观众都能感受到的。就是这样，这一次民间的纪念始终充溢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它的源头来自蔡校长。最后，又通过舞台的表演，传递给了观众，北大的师生员工与校友。它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外。人们说，这是北大百年校庆中震撼人心的一刻，这大概是表达了许多人的真实感受的。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当然，留在参与者的记忆里的，或许还有许多应有、不应有的争论、矛盾，以至纠纷，所引起的愉快的、不那么愉快的以及很不愉快的种种感受。客观地说，对蔡元培校长的崇敬，对北大传统的向往，这构成了这次民间纪念的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但再深入探究，就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在如何认识与评价蔡校长的思想，以至如何认识蔡元培其人，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他对于当下中国思想、教育，对于面对教育危机的北京大学具有怎样的意义，人们的认识是并不一致的，或者说，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的蔡元培，在总体一致的前提下，又有许多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之处，由此也决定了人们在参加剧组活动时，各人的预期是既相同、又不同的。这就引发出了种种争论，有时甚至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这其实是更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北大传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开始，北大人就一直在不停地争论，剧本中“雄辩会”那场戏就是一个形象的展现；这一百年中也有一个时期用强力压制不同意见，强迫停止争论，以形成“高度的稳定”，但那是以“万马齐喑”作为代价的，这恰恰是北大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当然，这种好争论的传统也有其负面，是我们在下文所要讨论的。
生命的沉湖这里不可能对所发生的争论作具体的描述；细心的读者从本书第一辑“重评蔡元培”里所收入的文章里，大概也不难看出分歧的存在：在一些作者的心目中，蔡元培是一个高大的“完人”，他们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神圣感，去看待与谈论蔡校长所开创的北大传统的；他们为失去了精神的北大与中国的现状忧心忡忡，希望“回到蔡元培”那里去。而另外一些作者，尽管对蔡元培的思想与人格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却更关注蔡元培思想与行为的内在的矛盾，关注“一个伟人在那一历史中的内心世界”，于是他们注意挖掘老校长的孤独感与寂寞感，强调如实反映作为先驱者的蔡元培“思想的超前造成的不被理解的精神痛苦，以及如何从这样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蔡元培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这些作者看来，蔡元培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更带有一种悲剧性的，他的理想，包括改造北大的种种设计，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在一种特殊条件下，得到了部分的实现。有的作者指出；“蔡元培之所以备受尊崇，与其说是因为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毋宁说是因为他曾经尝试去做些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北大传统、北大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向往与象征，一位作者甚至认为“蔡元培和‘五四’北大的种种话题那么引人注目，以至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范围，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因此提出了“还原神话背后的历史”这样的命题。谈到蔡元培对当代中国与北大教育的意义，一些作者在强调老校长的教育思想与制度建设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同时，又认为今天北大面临的问题已不是简单地“回到蔡元培”就能解决的；有的人则更进一步提出，对蔡元培的传统，不仅要继承，同时也要立足于发展。《蔡元培》一剧的文学本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对话：当终于把蔡校长“请回北大”（这一情节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性），一位学生拊掌大笑：“北大有救了！”一位教授又加了一句：“中国的教育有救了！”听了这些话，蔡元培苦笑着问夫人：“仲玉，你看我……我真有这样的能耐么？”——这样的描写其实是反映了今日北大人对蔡先生的不同期待的；顺便说一句，在最后的演出本中，蔡先生的苦笑被删去了，代之以强烈的追光与雄壮的音乐，这样的英雄化的结尾也许与校庆的气氛更为吻合，人们不希望给人留下过于沉重、悲凉的印象的善良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另一种纪念（2）
有意思的是，剧本写作与演出中的分歧，似乎已经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了；一篇报道就从两代人的不同期待的角度这样写道：一些老师“深信自己从事的这一项事业对于北大和中国的重要意义，并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崇高感来予以推行。但是参加话剧的学生没有同样的理解与信仰。一些学生演员坦承，他们对蔡元培怀有敬意，并不认同老师们所主张的那种高度的意义。许多人是为了过一把戏瘾，或者是出于一种建功意识，希望在百年校庆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或者还有其他的目的来演戏的。一位九四级的企管系的学生说，通过演出，他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上升了一个层次。但他并不赞同老师们将蔡元培的精神当作北大的象征，因为‘蔡元培也有他的局限，他不过是群星灿烂的夜空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星’”。而这篇报道的最后总结也是客观的：“不同的几代人，当然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蔡元培》能像一位学生说的那样，促使北大人思考北大的传统是什么，我们继承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那么这正是对百年校庆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北大人之间的相同点毕竟是主要的；和而不同，也正是蔡校长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的传统的一个体现。
当然，争论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记得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在谈到北大的“大度包容”与“思想自由”时，也曾指出“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也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而群治弛”。好争论，而且常常无休止，并且总要夹缠着某种人事的纠葛……这就不仅老是形不成统一意志而误事，而且也会伤害当事人的感情，败坏人的心境。而争论的最后，为了保证演出，总是要形成某种妥协，做出某种决断，这在一些敏感的年轻人的心灵里，也会产生失望感，以至委屈感，以及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感情反应：舞台也是人生，参与者们从中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这或许也算是一种收获吧。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百年校庆的热闹过去了；《蔡元培》剧演出的激动也过去了。一位剧组的成员这样写道：“时间慢慢蚕食着记忆，仅存的片段也只能重现于梦中。”但我们却要编一本书，把剧组组织写的观点各不相同的研究论文汇集，把《蔡元培》的剧本及有关资料收入，还让策划、编剧、导演以及演职员们写下自己的种种感受、体验，借以将我们共同参与的校园里的这段生活，用文字凝定、保存下来：这毕竟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以后人们回顾与研究北大百年校庆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别具特色的民间资料。
而且我们还要公开出版——这要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有关编辑朋友。这自然是出于“蔡先生与北大是中国的”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读者们介绍蔡元培先生对我们民族的贡献，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我们也相信，北大内外具有不同经历与文化学术背景的老、中、青几代学者以及90年代的北大学生对蔡先生的认识的相同与相异，不仅具有接受史上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是关心北大与中国教育的读者感到兴趣的。这本寄寓了我们部分北大人的热情与思考的书，得以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出版，大概也是别有一种意义的吧。
1999年3月28日写毕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也算“立此存照”
——1999年4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演讲的开场白
写在前面
这是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八十周年活动中的一个插曲，反映了世纪末的北京大学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中文系学生会组织了一个有关“五四”的文化讲座，请中文系的老师向全校同学作演讲，其中也邀请了我。我本不愿意讲，因为我知道今年的“五四”是不可能谈什么的；但经不住同学的再三约请，最后还是同意讲了，而且定下了“‘五四’话题今日说”这么一个题目，准备给学生讲讲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以后却没有了下文。有一天去学校开会，无意中看到宣传橱窗上公布了讲座的演讲者的名单，却没有我的名字。当晚接到了主持讲座的一位女学生的电话，说是安排我在周末的晚上（这时同学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在中文系会议室（只能容下三四十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