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牡缁埃凳前才盼以谥苣┑耐砩希ㄕ馐蓖嵌荚诿ψ抛约旱氖拢谥形南祷嵋槭遥ㄖ荒苋菹氯氖冢┚傩薪沧灰环矫嫠得髡馐奔溆氲氐愣疾荒芨模忠辉俚囟晕冶硎厩敢猓⑶铱仪笪乙欢ㄒ鹩θソ病Ｎ业比幻靼追⑸耸裁词虑椋谝桓龇从褪蔷芫ソ玻鞒终叩难杂镏辛髀冻龅霓限斡胛弈稳从质刮夷岩跃芫何裁匆谜庑┥胁恢蔚南斩竦暮⒆游涯兀考潭窒耄热挥腥巳绱伺挛医玻俏揖推玻呐轮挥幸桓鋈颂乙惨玻慰鋈松倭耍梢苑趴唇病Ｓ谑俏掖鹩α恕Ｖ鞒终呷缡椭馗旱匦α恕Ｎ业男娜闯恋榈榈摹！ �
今天我来得稍微早了一点，就在校园里走走，来到了未名湖，看到迎春花开了，柳树发芽了，突然意识到春天来了。想到在这静静的春夜里，同学们放弃了周末休息的时间，到这里来听我演讲，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而我一走进会议室，就看见放在讲桌前的这朵小红花，我明白同学们的心意，并且感到了温馨。我今天就是因为这温馨而来，尽管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而且我下面要讲的话题也是十分的严峻。这温馨与严峻或许就构成了我们生存境遇的某种真实吧。
刚才在散步时，还听见了树林中的鸟鸣，突然想到：在北大校园里，我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有些人心目中，我大概是一只乌鸦，老给他们的节日添乱。去年北大百年校庆，我就当了这么一回乌鸦，说了一些扫兴的真话，以致有些人至今仍是耿耿于怀。其实，一所学校，一个国家总是要有乌鸦才好，想想如果满天飞翔的都是喜鹊，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当然，只有乌鸦恐怕也不行，总得有乌鸦，也有喜鹊，还有其他什么鸟，这才会形成一种合理的生态平衡吧。老实说，我每次给同学们演讲，从来并不指望，也不希望同学们都能接受我的观点，只不过是给同学们提供另一种声音，让同学们自己去思考、判断，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也许有的同学会同意我的观点，有的只部分同意，也必然有的完全不同意，甚至根本反对，这都是正常的，关键是同学们自己开动脑筋了，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我下面要说的意见，我姑妄说之，同学们也就姑妄听之，是不必过于认真的。如果有人因此而紧张，那就有点滑稽了。
生命的沉湖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的世纪末有一个特点，就是节日特别多。去年有北大百年校庆，而且搞来搞去，成了国家的政治活动；今年又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北大因为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于是又成了众目睽睽的中心，恐怕再一次要成为提供表演的舞台。今年的“五四”纪念会成为什么样子，只能拭目以待。不过，随着节日的临近，我感觉到了越来越浓厚的宣传气息，而且好像还有某种统一的宣传口径。我是不看报的，但我每天都看电视新闻。这几天就看到了两条有关“五四”的消息。一条与我们北大有关，据说北大学生向全国青年学生提出倡议，要以“科教兴国”作为纪念“五四”的主旋律。另一条说是在北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提出“五四”的基本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这些说法，随便听听，似乎也有道理；但我这个人有点讨厌，遇到这样的宣传，总喜欢想一想，这一想就出了问题了。强调“科教兴国”这当然很好，因为我这样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在我们这个共和国，曾经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是不但不承认“科教兴国”，连说说都是有罪的，因为说“科教兴国”，就有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味道，据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是与“唯有革命才能救国”的正统观念相对抗的，当然绝对不允许。现在，总算承认“科教兴国”了，这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回把它定为纪念“五四”的“主旋律”就有了可议之处。所谓“主旋律”自然是宣传的中心，要大讲特讲，而其他“非主旋律”则要少讲或不讲。单单把“科教兴国”也即“科学”置于主要地位，那就自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将把“民主”置于何地呢？是不是因为未列入主旋律，就应该少讲或者不讲呢？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正是“民主”与“科学”，构成了“五四”精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侧面。这是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陈独秀在《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即已明确指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而中国第一个提倡“科学救国”的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杂志，在其发刊词中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民权”的发展必与“学术”之进步“为平行线”。科学的发展不但必须以一定的民主作为前提，而且科学一旦与民主分离，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鲁迅早就指出；“电”的发明，既可以用来造福于人民，也可以作为残害人的工具（例如“电刑”），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民主也同样必须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一旦离开了科学的理性精神，民主也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与破坏。本世纪的中国不但吃够了缺乏科学与民主之苦，也深受将科学与民主人为的分离、阉割的祸害。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在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统一”这一点上，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绝对不能让步，也不能有任何含糊的。
“‘五四’精神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不能把它简单化。这个问题去年我在讨论北大传统时其实已经谈过。“五四”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其爱国主义的立场自然是十分鲜明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显然存在着“爱国救亡”的思想背景。这都是不能否认与忽视的历史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与抹杀另一个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思潮的批判。李大钊在写于1919年7月1日（即“五四”之后两个月）的《我与世界》一文里，曾发出这样的召唤：“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和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与李大钊相呼应的，还有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的陈独秀。他早在《偶像破坏论》中，就已提出要防止把国家“偶像”化。他甚至提出了“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这样的问题来进行讨论。他指出；“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容易陷入“盲动”；“往往失了理性”而易于被利用。其实早在1914年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就提醒国人，要拒绝借口国家利益至上而要求人民放弃“自由权利与幸福”；“供其牺牲”的蛊惑。正是出于对在“爱国”口号下对人的个性自由的剥夺的警惕，李大钊才着重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这样看来，把“五四”精神简单地归结为爱国主义，是有可能蕴含着某种危险的。——我所说的这些具体意见与分析，当然也是可以讨论的。我的主要意思是要提醒同学们注意，在纪念“五四”八十周年时，你们将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说法，大家一定要坚持独立思考，最好是自己去认真地读一些有关“五四”的原始材料，自己研究，自己辨别，得出自己的结论。记得当年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提高嗅觉，……对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是抵制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这些话今天听起来好像依然新鲜。
1999年4月10日
附记
这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半小时，又与同学们一起讨论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人比较少，讨论反而比较深入。演讲结束，同学们又把我送到了校门口，说了许多很动情的话。告别时，一位男同学突然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我弄得不知所措，又感动得不能自已。这个春天的夜晚的演讲，在我的心中，大概还有一些同学的记忆里，都会留下难忘的、美好的印象。
1999年4月11日补记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致北大校长的一封信
×校长：
您好。
我是中文系的教师钱理群。我认为有些事应该向您报告：
（一）去年10月以后，有两个学生社团邀请我给他们作学术演讲。我答应了，但他们在提出申请时，却被有关部门以“没有教室”等不能成立的理由拒绝了。
（二）今年4月，中文系学生会与团委组织全校性的文化讲座，学生也约请了我。我因为有前述经验，开始一直婉言拒绝，但经过学生再三恳请，我还是同意了。不料学校有关部门得知后，就给中文系打招呼，不准我在全校作学术演讲。中文系出于无奈，只好安排我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只能容纳三十人左右的系会议室作报告，在校内与中文系内都没有贴海报，大多数学生（包括中文系学生）都不知道。——此事中文系的领导都清楚，您可以去调查。
（三）7月20日，我收到了北大爱心社的邀请书，请我于7月24日上午9时半去参加“九九爱心万里行”出征仪式活动。我仍然婉言拒绝，我不愿意可能引起的麻烦，使邀请我的学生在心灵上受到损伤——前次中文系活动的主持者曾为对我的不公正的安排而失声痛哭，我至今仍感到不安：我即使有天大的“罪过”，为有关方面所不容，也应由我一人承担；让天真的学生的心灵因此蒙上阴影，这是残酷的。但学生一再打电话来坚请，我还是动摇了。而且这次不过是与学生见见面，随便说几句，估计不应有什么问题吧。于是我决定放下手头正在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冒着酷暑，参加学生的活动。但我仍然是太天真了：23日深夜，负责与我联系的学生来电话通知我，有关方面认为我“不适宜”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位学生痛苦地说，他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难道今天的北大，已经容不得学校里的一个教授，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剥夺他与自己的学生见面、谈话、作学术演讲的权利？这岂不是对北大科学、民主的传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的一种亵渎与嘲弄？
在中文系演讲事件发生以后，有不少学生或当面询问，或来信、来电话，表示不能理解，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对他（她）对北大的信念的一个打击。还有的学生告诉我，今年“五四”北大演讲比赛时，有不少同学要求请我担任评判员（这是因为我曾任去年百年校庆演讲比赛的评判，并发表讲评，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而且好像在一次学生干部会上谈到这件事，因而在一些学生中传开了。
面对年轻人真诚、困惑的目光，我作为一个把与青年学生的血肉联系视为自己的生命的教师，感到揪心的痛苦。而且，坦白地说，我真正地愤怒了。——我要维护作为一个教授，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自己应有的权利。
这样的事发生在刚刚纪念过百年校庆的北大，这不能不说是北大的耻辱，北大的悲哀。
我把这些事向您报告，并不是期望您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觉得，您作为一个北大校长，应该知道校园内发生的这些并不小的小事。
我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却发现了其中的典型意义：它确实反映了世纪末的北大所存在的某些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它或许具有某种进入北大历史叙述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我个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从历史学者的眼光看来，我写给您的这封信，也是一个“立此存照”。
即颂
夏安
钱理群
1999年7月24日写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我的某种不安（1）
——致一位年轻朋友的信××：
你好。最近，读了你同时发表在好几个地方的《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有些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有些不安。那天我已当面说了这个意思；因为旁边有人，不便详说。后又想，口说可能讲不清楚，还是用笔写吧，于是就有了这封信。
我能够理解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的不满与批判，实际上我自己近年来也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反省，而且这样的反省与批判还应该继续下去。但任何合理性往前多跨一步，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你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我感到不安，并急于与你讨论的原因。我想分几点来说。
第一，你在文章中引用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与哈维尔的话，强调“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这使我想起最近也有人在强调红卫兵、知青都应该进行自我忏悔，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而且乍一看也似乎有理，是对前一时期一些知青、红卫兵的自我吹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缺乏自省精神的一种反拨。但是，我们却没有必要为了批评一种倾向就非得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或者说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们的特殊语境是不可忽视的：在雅斯贝尔的德国，对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的体制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的，有关的罪犯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而哈维尔的那番话，如你在文章中所说，是发表在“‘天鹅绒革命’成功以后”；而我们这里，是连基本的罪责都没有、也不允许分清，更不用说法律的追究与体制的清算了。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号召进行“全民忏悔”时，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曾十分激动地质问：“应该对罪恶的历史负责的还没有承担罪责，为什么要我们忏悔？”他当然不是拒绝自我反省，而是强调首先要分清极权体制下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然后再检讨受害者自身由于容忍、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而应负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如果因为强调“罪责是全民的”而有意无意地抹杀这二者的界限，那将是危险的。除此之外，还应该划清“奴隶”与“奴才”的界限。这个问题是鲁迅提出的，可是人们却不加注意。身为奴隶而不知反抗，自然是应该反省的，所以才有鲁迅的“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但这与奴才的卖身投靠，自觉充当帮凶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奴隶身上也有奴性，而且奴隶是有可能发展为奴才的，但两者的界限却又是存在的，不可因不满奴隶的不觉悟而抹杀他们与奴才的界限。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真正的奴才还是少数。因此，笼统地说“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既可能混淆压迫者与受害者的界限，也会抹煞奴隶与奴才的界限。尤其在极权体制与这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主要维护者未受到彻底批判，而且正在压制这方面的任何批判的中国语境下，把主要批判锋芒指向知识分子、知青、红卫兵，过分地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单方面要求他们忏悔，那就可能放过真正的元凶，走到了原初愿望的反面。鲁迅早就提醒人们注意，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