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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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年中，不但居无定所，而且课程也很不规范，好在我一向喜欢自学，对此也就无所谓。全系的大课只有《资本论》，从中央党校请来的教员，我听过一回，讲解的方式是所谓领读，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讲段落大意，实在乏味，我再不去听了。开第二外语课，我选择了德语，这倒是需要听课的，但系里久久聘不到老师。终于聘到了一位，来自第二外语学院的林先生，这个畸零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开始，很多同学选学德语，当我走进充当教室的小屋时，人已满。桌边坐着一个人，穿着肮脏的工人服，露出里面油腻黑亮的白棉毛衣圆领，脚上是一双沾了泥浆的旧运动鞋，像一个泥瓦匠。那天下雨，他戴一顶旧草帽，弓着背，看不见他的脸。我落座后，弯下腰，才看见了他的许久未刮的脸和一副深度近视镜。他低着头，说话了，带广东口音，吃力地选择着字眼，常常词不达意。他先作自我介绍，五十八岁，西南联大毕业，曾师从冯至和杨一之学德语，举出好几个名人是他的同学，但他自己至今是一个讲师。后来听说，他娶了一个没有文化和职业的女人，生了六个孩子，其拮据可想而知。开始上课了，他不做任何讲解，带着大家朗读长长的德语句子，边读边摇头晃脑，对于这些句子，我们既不知道读音规则，也不知道意思。上第二堂课时，多数人不来了，说他是精神病，只剩下了四个学生。我始终怀着极大的同情听他的课。学生这么少，他仍讲得很起劲，做出夸张的姿势向我们示范发音，因为是侏儒身材，又常常爬上椅子去板书。一个能说流利英语的同学说，其实他的发音很标准。一次课后，这个同学把林先生留下为自己录音，录了几个小时，然后请了一顿午饭。回到宿舍，他见人就说，这老头真能吃，一顿饭吃了七两，四只菜全部扫光。录了这次音之后，这个精明的同学也不来听课了，开始暗中活动另聘教员。可怜的林先生不到一个月就被辞退了，潦倒了一生的他，又遭受新的打击。

　　新来的老师是某出版社的一位德语编辑，时间不长，他自己不愿教了。因此，我学德语基本上是自学的。最令我苦恼的是没有课本，跑遍全北京买不到，只好趁别的同学不用时借来看一眼。直到小早在他供职的学校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两册文革前北外编的课本，借出来寄给我，我才能够比较认真地自学了。后来，这套课本重新出版，别的德语书也陆续出版，资料不再是问题。因为缺少听说的环境，我自己也不耐烦做这方面的练习，我的德语基本是聋哑的。不过，我对语法和语义有很好的理解力，因此，几年后，我就能够不太费力地阅读和翻译尼采的著作了。我的英语也是自学的，能够依靠词典看书，有时还看出了英语高手的翻译错误。可是，我越来越发现，我在语言听说方面事实上有些先天不足，学起来比那些一般智力不及我的人吃力得多。承蒙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好意，曾经让我免费学习，但我学了一个多月就半途而废了。我在那里成了一个新闻，人们悄悄议论说，有一个人翻译尼采特棒，却一句德语也听不懂。此后我两次到德国，加起来接近一年，但长进仍不很大，只能应付最简单的会话。我自己分析，原因一是我的智力类型，短于听觉记忆，二是我的性格，拙于交往和言谈。我只好自我解嘲，对自己说：当年王国维从英文翻译了许多书，并且与伯希和、斯坦因等人过从甚密，还不是一句英语也听不懂说不出么？可是，天下舌人车载斗量，王国维却只有一个，无人能够替代。我当然可以发狠下一番功夫，未必没有收效，但实在舍不得我的宝贵光阴。不能自由听说肯定是一个缺憾，然而，在认清了我的能力和兴趣的性质之后，我便宁可容忍这个缺憾了。

　　乍回到北京，我带着乡下人进城的新鲜感看待一切，任何人的一点才华都使我眼花缭乱，钦佩不已。随着新鲜感消失，我渐渐恢复了客观评价的能力，结果是增添了自信心。在思维敏捷的才子身上，我看出了洋场恶少的影子。从滔滔不绝的论辩中，我听出了单调的说教。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同学，经常当着众人之面慷慨陈词，骂当局几句，实则趋炎附势，常常为了一点儿实际利益讨好他心中鄙夷的人。有一回，我抄起一本书上厕所，因为讨厌这本书的极左调子，便开玩笑说这样的书也就配在厕所里翻翻。该书作者在社科院，这个同学很快把我的戏言报告了他。我当然无须讳言我的观点，但这个同学平时总对我表示亲近，却干出如此不光明的勾当，实在令我吃惊。与人接触时，我经常发现，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可是，在这些比我聪明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比我肤浅。另一个使我遗憾的事实是，世上有聪明人，也有老实人，但缺少心灵美丽的人。

　　研究生二年级时，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在太原开会，我们这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感到有趣的不是会上的讨论，而是会下的交游。游览当地名胜，有人提议赋诗，我赋了一首《晋祠》：“天下庙堂难计数，晋祠别具窈窕风。隋槐斜扶圣母殿，周柏半遮邑姜宫。内有似嗔似怨女，却无呆头呆脑僧。可怜四十二佳丽，千载幽居暗壁中。”周红是一年级新生，她赋了一首《游玄中寺》：“玄中高筑在云台，风打山门报客来。佛祖已辞东土去，香烟空绕庙堂回。抚碑细索穷通理，寻纸争描绝代才。欲问谁知玄妙意，清风鸟语久萦怀。”这首诗显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远非我所能及。人们评论说，我风流倜傥，她充满禅意。从交谈中知道，她是为了克服情感的痛苦而选择学哲学的，我便唱和一首，揭露禅意背后的困惑：“玄中久已印心台，历尽沧桑佛自来。身是游人闲赏玩，神迷净土苦徘徊。为疗隐痛求哲理，因赋新诗露慧才。回首凝眸过往处，青烟缭绕愁满怀。”返京列车上，一位老师写五言诗述平生不得志，有“呼啸神明知”之句，周红和诗劝慰，有“神明我自知”之句，他们拿给我看，老师说：“怎么样，也写一首吧？”我几分钟交了卷：“白云来复去，此心兀自痴。秋风送北雁，春雨牵愁思。低栖常高唱，白发犹青丝。混沌大世界，神明孰可知？”他们一个悲观，一个用乐观劝悲观，我把他们都否了，来一个超脱，无所谓悲观乐观。老师叹道：“难怪有人说二周了得。”我与周红的接触仅此一回，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是因为最近我意外地翻到了当时抄录的这些诗稿，二十五年过去了，人生中早已湮灭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现眼前，别有一番滋味。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旧体诗。

　　我的指导教师贾泽林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比我大十岁，性格开朗，充满活力，待我如兄长一般亲切，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同学中，当时与我私交最密的是苏国勋和王润生。苏是我的同专业师兄，对我也十分爱护，爱护中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器重。王比我小十岁，也从广西考来，头脑清楚，处事自信沉着，我们的气质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义伦理学，我更接近于存在主义，但我们在一起始终坦诚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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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性探讨　　　　　周国平　
　　　我读硕士生的专业方向是苏联当代哲学。之所以报这个专业，只因为以前公共外语学的是俄语，基础较好，比较有把握。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专业本身是限制不了我的。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苏联哲学方面总不能一点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有一个德波林，是哲学界的头面人物。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亲自发动对他的批判，定性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把他打下去了。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最凶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学界的领导地位，从此成为斯大林的头号御用哲学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观点，因此，在中国理论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个反面人物。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发现他精通黑格尔哲学，并且相当认真地做着唯物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相反，读了批判他的那些资料，我发现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论探讨，只有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审判。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哲学家，他是一个书呆子，缺乏个性和创造性。引起我关注的是，这场批判开了恶劣的先例，用领导人定调子和中央做决议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用大批判取代学术讨论，彻底取消了学术的独立地位。于是，我决定为德波林翻案，写了《正确评价德波林》一文。在文章中，除了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论观点辩护外，我主要强调了这场批判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对我国的影响，其中包括：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实用主义流行，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取消了哲学；在哲学史方面，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意义，抹杀了人类两千年哲学探索的价值。1979年9月，研究生院举办第一次学术交流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上述观点，引起不小的震动。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内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着收在一本《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中。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心里是很高兴的。

　　从第二学年起，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解苏联当代哲学的动态，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阅读一些新出版的书籍。因为仍然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因为苏联人的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我一点儿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与我们相比，苏联哲学家们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反应毕竟敏锐得多，探讨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并深感国内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陆续写了一些综合介绍苏联人研究情况的文章，也翻译了一些相关资料，在刊物上发表，算是向国人提供借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编写贾老师主持的《苏联当代哲学》一书，承担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章节的写作和最后的统稿工作。此外，我还参与了苏联哲学书籍的大量翻译工作，直到毕业后两三年仍是如此。我译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时能译近万字。但是，总的来说，我对这类工作是越来越厌烦了，觉得是浪费时间。我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写道：“终于把苏联哲学的暂缺部分写完了，感到一身轻松。拿走吧，把这堆废纸统统拿走吧，拿去出版还是拿去喂老鼠，我才不管呢。”这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的确感到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多大价值，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

　　第三学年的任务是写硕士论文，我决定不受专业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开苏联哲学，直接研究人性问题。贾老师十分开明，对此欣然同意，并且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赞赏。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知道，倘若我落在某些独断自负的导师手下，便绝无此种可能。因此，我一面庆幸自己运气好，一面也真心感激贾老师。我在上大学时就对人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趁写硕士论文的机会做一番系统探讨，可以说是了却一个宿愿。论文的题目是《人性的哲学探讨》，计划写六章，即：一，哲学和人性观；二，人性观的基本类型；三，人的活动和人性；四，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五，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六，人性理论的若干方法论问题。最后完成了前四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约十八万字。在那一年及稍后的时间里，结合硕士论文的研究，我还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谈马克思人性理论的文章，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价值观》、《只有一个马克思》、《历史进步的双重尺度》、《马克思的自由观》等。其中的《只有一个马克思》一文，主要论证马克思在后期与在青年时期一样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曾在1981年4月于洛阳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年会上宣读过。我发言后，正统派发起猛烈批评，但我无心作战，当时在华中工学院任教的黄克剑替我奋起反击。他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员干将，在辩论中大显身手，对马克思的原著极为熟悉，随口大段引证，又有出色的口才，其锋芒势如破竹，我就更乐于怀着欣赏的心情做一个观战者了。

　　我的硕士论文及相关文章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显著痕迹，表现在比较单一地以马克思为思想资源，并且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如果现在做这项研究，我肯定会更加公正和全面地利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源。但是，我至今认为，马克思不愧是一个属于西方优秀精神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他的理论包括人性理论依然是一个宝库。毫无疑问，当我依据他的理论阐述我的观点时，我是有所侧重和发挥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仍赞成我当时所阐述的一些观点，我后来的思想与它们是一脉相传的。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问题，就必定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然而，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极为表面和狭隘，基本思路是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针对此，我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

　　第一，人性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由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性化，人的生物属性也应包括在人性之内。我把心智属性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强调非理性即个体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丰富的属性，属性的历史发展，发展中的整体联系，由此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在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会本质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丰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约而一致的。个人同样如此，一个人某一方面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能力的发展程度，受制于并且体现了他的整个个性的发展程度。个性是人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表达的是具体个人占有丰富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独特性。

　　第二，在人的社会本质问题上，存在着最牢固也最荒唐的偏见。人们众口一辞地宣称，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惟一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在当时却是出自理论权威的笔下，占据着主流地位。问题出在这些人把“社会关系的总和”归结为生产关系了，进而归结为阶级关系了，于是也就把人的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却有着丰富的内容，我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涵，在人身上造成相应的社会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