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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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他抱着吉他即兴弹唱了几支歌，脸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样快乐，像农夫那样淳朴。我不止一次发现，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不管那是音乐、绘画还是书籍。后来我听过他的演唱会，也在私人场合见过几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我在崔健身上从未发现过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选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摇滚的创始人，幸运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质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辉煌之后的寂寞。
十几年后，我们合作出版了《自由风格》一书。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么想到要和崔健做这个对话的。这当然有我一贯对崔健的欣赏为基础，不过，写书的想法则产生于一次餐桌闲聊。1999年一个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刘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当时，刘雨田正在筹备横穿克拉玛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谈话就很自然地围绕着他的这次探险旅行。他喝多了一点，反复说，在告别生命之前能够与崔健和我在一起，够了。他说，崔健给他生命的冲动，我给他放心和祥和。我觉得他的醉言很可爱，但不赞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头，责问他：“为了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眼睛盯着你，媒体盯着你？你是为了他们去探险的吗？”崔健也不断地劝慰他，说：“没有一个厌世的的人会去探险。”针对另一件事，崔还说：“我发现最毁人的是媒体。”刘谈到为民族争光，我又表示异议，说：“这与民族有什么关系？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个人面对上帝的事情。”这个话题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起来：“从下面往上看，我们觉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来，从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觉得，谁真正理解我，谁就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管他是什么民族的。”餐桌上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但这些片言只语使我感到了一种很深的默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头脑里有思想的宝藏，便建议他写东西，我乐意做一回他的秘书，于是有了我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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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二次婚变 周国平
和敏子离婚后，第二年，我住到了雨儿家里。她的父母迁新居，房子大，雨儿随他们住，我也一同住了进去。一开始觉得结不结婚无所谓，她母亲表示关切，我们就办了手续。恋爱八年，够漫长曲折的，现在总算安定下来了。何尝想到，等着我们的是一连串灾难和变故。
结婚一年后，雨儿怀孕，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却患有先天的绝症。这一段经历，我已写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妞妞走后，我们都陷在丧女的悲痛中，家里的空气异常沉郁。我还可以通过写作来分离自我，转移痛苦，雨儿完全没有宣泄的途径。她原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我怕她闷坏了，便劝她出去找朋友玩，也不妨找异性朋友玩，只要玩得愉快，能帮助她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就行。在我的心中，占据第一位的考虑是救她，不让她被这个可怕的灾难毁掉。我不是没有想到，她生性无拘无束，又招人喜欢，一旦出去撒欢，就有越轨的可能。但是，我对我们之间的爱情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决不会翻车。至于偶尔越轨一下，我是能够接受的。我自己一直提倡宽松的婚姻，现在正是检验我的诚意的时候，如果松动一下有利于恢复她的生机，我凭什么不许？
雨儿本来就不是一个自溺于痛苦的人，在我的鼓励下也就频频外出了。我有点落寞，但不怪她，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正在写妞妞，想起雨儿在那些日子里受了这么大的悲苦，现在她能玩得高兴，我反倒感到了一种安慰。人生实在太可悲，太痛苦，能乐且乐，怎么乐都不过分，都不够分。后来，我发现她真有了出格的迹象，尽管在理论上早已想通，一旦面对事实，我还是十分难受。可是，我仍然劝说自己宽容大度，向自己列举了一系列有力的理由。第一，我懂得人生总体上的悲剧性，每个人短促一生中的快乐是非常有限的，任何一种快乐只要不伤害他人都不该受谴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既然她仍然爱我，她从别的男人那里得到一点儿欣赏和快乐，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了呢？第二，我了解人性的真实，每个有生命活力的人对于异性世界的需要必是多方面的，只可疏导，不可禁绝。第三，我具备起码的民主精神，一个自己要求享受适当自由的人是无权限制对方享受同样的自由的。男人往往自私，自己纵欲却苛求妻子贞洁，我不应该这样。让我换一种自私吧，自己自由也给她自由。第四，最主要的当然是，我对于我们的感情有一种基本的信心，相信它能够经受适度自由的考验。在想明白了以后，我决定不但不干预她，而且不盘问她，因为既然允许她风流，她和谁风流就只是枝节了，盘问还可能逼迫她撒谎。
不幸的是，我还是知道了那个人是谁。我不能在这里叙述事件的详情，总之其性质已使我不能承受，而且我发现，无论我多么痛苦，事情仍在悄悄进展。雨儿对我的作品包括她以前喜欢的也渐渐看不上眼了，而只要是那个人写的东西，她一概叫好。这确凿无疑地告诉我，她的感情也正在发生变化。我的心情异常郁闷，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命运之神把红送到了我面前。一个柔柔亮亮的声音在电话里说，受某报的委托，想对我做一个采访。我答应了，因为她是我们所的研究生，算得上是我的师妹，何况她的声音真好听。见到她，我吃了一惊，一个女博士生，竟这么年轻，像个还在读本科的漂亮女生。她开始采访，我认真不起来，同她开着玩笑，使得她常常忘记要采访的问题，一再去看准备好的小纸条，却总是看不明白，不停地笑，笑得真可爱。她的采访是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约会，然后是恋爱。她是那种又灵又乖的女孩，天性聪颖活泼，同时又娴静文雅，温存善良。月夜，她搀着我，边走边唱流行歌曲：“天上有明月如勾。”接着自编下一句：“地上有小妾如鼠。”真是调皮，也真是谦卑。她真的谦卑，别人多看她几眼，她会想一定是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苦孩子，先天营养不良，生下来只有三斤。小时候爱爬树，几乎生活在树上，长大了才省悟，原因是那时候饿，而树上有果子。在我心情最低落的日子里，一个顶乖顶柔的女孩，一个与世无争的谦卑的女孩，就这样悄悄走进了我的生活。
雨儿知道了我的恋情，感到意外，随即表示理解。我心中原是十分矛盾的，虽然陷入了新的恋爱，但仍觉得与雨儿分开是不可想象的。她比我明确，也比我果断，推动着我朝前走。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俩各有自己的情人，同时十分友好地相处。由于形势明朗了，我们都显得轻松愉快。一个远方的朋友来访，看见我们之间的气氛如此坦率融洽，诧异我们为何还要离婚，说这简直是一种奢侈。然而，仅仅是表面上如此，事实上，越是接近分离的时刻，昔日爱情的分量就越是显现了出来。这爱情虽已受伤，但并未死去，它的强烈的生存本能仍在向我们发出呼唤。真要分手了，雨儿踌躇了，懊悔了，念起了我全部的好，割舍不下。看她这样，我心里非常难受，对她的怨恨全部消散了。我忽然明白，她其实也是被事情推着走，只是由于她的既好强又随遇而安的天性，才使得她的被迫接受显得像是主动选择。可是，这次轮到我狠心了，我和红已经走了这么远，我不能也不愿把她撇下，自己退回到起点。雨儿是一个痛快的人，在明白事情确已不能挽回之后，便不再迟疑，迅速办理了一切该办的事。我鲜明地意识到，我们的生活轨道从此将越离越远，内心为此感到悲哀。曾经生死与共的人竟然会变成大千世界中不再相干的陌路人，另一个人的死亡将只是世上无数新闻中的一个新闻罢了，这样的事情虽然不断在发生，却使我震惊于生活的无情。
时隔九年，现在来回顾，我想说，对于一个既懂得世事无常又珍惜生命经历的人来说，任何美好的事物只要存在过，便永远存在了。我还想说，后来的情形表明，对于我和雨儿来说，婚姻的变化也许又是好事。心平气和地分析，雨儿和她现在的丈夫在性格上是更一致的，都喜欢结交和活动，比我活得潇洒。和我在一起，雨儿不免寂寞。我和雨儿的性格反差虽然曾是朋友们欣赏的一道风景，但是，真正一起过日子大约还是以性格吻合为好。
同样，我和红在性格上也更加一致，我们都喜欢安静。开始时，听我说到雨儿的生动，她担心我长期和她在一起会感到乏味。可是，我知道不会，因为她也有极好的感受性和悟性，聪慧而灵动。这是我在女人身上最看重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决不会弄错。事实上她很能理解我，曾作如此评论：“优秀的男人都有女性气，同时又是真正的男子汉，你就这样。”一次从史铁生家出来，她说：“你们都活得这么单纯，你也许更难，因为你健康，有许多欲望，要抵御那么多的诱惑。”对于这类挠到痒处的赞美，我听了颇觉受用。她毕竟比我小二十二岁，和我这样一个有漫长感情历史的人结婚，曾有委屈之感，为不能得到我的全部而遗憾。但她总能反省自己，对我说：“如果一个作家有这样丰富的经历，我会为他的富有而庆幸。现在假如我恨你的这些经历，就一定是我出了问题。”我也大言不惭地宣布：“我的历史表明了我的素质，这素质没丢，现在我是带着这素质爱你的，我的历史以这种方式也属于你了。”我相信，时间已经证明，我的大言不惭不是诳语。有时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仿佛我从来不曾有过别的经历，从天荒地老开始就只爱着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只要真正好，就真会觉得好像一辈子都是在一起似的了。
雨儿和红都对我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三个女人都用一生中最好的时间陪伴你，你是够幸运的。”的确如此，为此我永远感谢她们。我也感谢命运终于把最适合于我的女人带给了我，陪伴我过着今生今世最适合于我的生活，一种平静而又充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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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性爱反思 周国平
有一回，有人问我：“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我脱口答道：“女人。”这当然是开玩笑，但玩笑中有真实。我坦然承认，我是喜欢女人的。男人喜欢女人，这实在是天地间最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可羞惭的。我和某些男人的区别也许在于，我喜欢得比较认真，因而我和女人的关系对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如果一个男人不动情地玩女人，同时保住一个稳定的家庭，人们不会说他什么。可是，倘若你认真地爱了起来，导致婚姻破裂，舆论就会大哗。因为我的两次婚变，我的人品的确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对于这种浅薄的舆论，我当然无须理会。然而，我自己不能不反省一下，为何一个高质量的婚姻终于也解体了，怎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婚姻必须是高质量的，真正以爱情为基础，这是我的绝对要求，我决不能忍受两人不爱而仍在一起生活。两个人只有爱到了想永不分离的地步，才应该结婚。但是，事实证明，即使怀着这样的心情结了婚，仍不能保证白头偕老。爱情有太多的变数，不完全是人力所能控制，可是，因相爱而结婚的人至少应争取把变数减到最小量。
在两性交往方面，我不是一个特别放得开的人，但是，我能正视自己的欲望和感觉，在理论上对此早已持十分开明的看法。我知道，除了热恋阶段外，一个人完全可能对别的异性产生性吸引意义上的好感。我相信，性本身是一种健康的东西，其惟一的原则是快乐，与道德无关。美国舞蹈家邓肯说过一句最通情达理的话：“如果你有一个身体，它天生要遭受许多痛苦，包括疾病等等，既然如此，只要有机会，为什么就不可以从你这个身体上汲取最大的快乐呢？”单就性本身而言，婚姻肯定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因为性快乐不是纯粹的生理过程，同时也是心理过程，需要新鲜感的刺激，而单一不变的性伴侣关系则可能麻痹性兴趣，减弱当事人享受和提供性快乐的能力。其实，这些道理对于有诚实感官的艺术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曾与两位画家讨论这个话题，其中奉行独身的一位说：“我太知道性爱的本质，不可能长久。所以，我不愿意对女孩说爱什么的，即使我很喜欢她。说了以后还要修改，工作量太大。我希望每一次都是新的创造。可是，她的期望落空，心中不快，又使这新的创造不能实现。这是我最大的苦恼。”业已结婚的另一位说：“我的苦恼是必须躲躲闪闪。我看见好的女孩，一个嘴角，一只手，就是激动。恋爱一场又一场，我就是高兴，像过节一样。可是，我必须背着妻子，因为我爱她，不愿让她痛苦。”前一位完全不相信性爱有持久的可能，所以选择不结婚，甚至不说爱这个词，彻底地诚实，姑且不论。后一位提出了一个问题，便是一个感到有结婚需要的人应该如何处置自己的多元性爱冲动。
我相信，人是有对专一的爱的需要的，不管是否接受婚姻的形式。我自己就始终深切地感觉到这种需要。在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我和她互相视为命根子，真正感到谁也缺不了谁。我自问是一个很有自我的人，能够欣赏孤独、寂寞、独处的妙趣，但我就是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如果没有，孤独、寂寞、独处就会失去妙趣，我会感到自己孤零零地生活在无边的荒漠中。这样一种需要显然是根源于人的根本性孤独，而在性的生理和心理中并无根据。正因为如此，它就不能够也不应该消除人的多元性爱冲动。我自以为从这里找到了二者并存相容的理由。按照我的设想，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两人在生死与共的意义上只爱对方，同时各人保持与其他异性之间交往的自由，包括性交往的自由。当时西方有一种开放婚姻的理论，便是这样主张的。作为一种修正，我提倡宽松的婚姻，对婚外性自由加以限制，仅限于偶尔出轨。这是对人固有的性嫉妒本能的让步，虽说克服性嫉妒是人生的大超越，但我知道这种本能的强烈，不宜太触犯它。爱情的专一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热恋时的排他性，二是长期共同生活中彼此相爱的主旋律，宽松的婚姻便属于后一种情形。我相信，如果双方的爱情足够牢固，心胸又足够宽广，那么，就有可能把各人的其他感情体验和性体验变为双方的共同财富。我考虑到了在这种自由状态中爱情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即使防微杜渐是可能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为了“杜渐”而“防微”，禁绝一切婚外恋情的苗头，那就只好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了。当然，对“微”宽容而不防，就有开“渐”之危险，但这种危险乃是人类情感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试图杜绝这种危险就意味着窒息情感生活。总之，在我看来，不管我们把婚外男女之情可允许的界限划在哪里，那么，在此界限之内的，便是不该管的，超过此界限的，又是想管也管不了的。所以，反正不要去管。
我和雨儿相爱时，正是我热中于提倡宽松理论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我们都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