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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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前，从江南哗啦哗啦地退下来许多兵，一气涌进扬州城，找房屋，征粮草，人欢马炸，倒是给素常清净的街道添了几分喧腾。只是家家紧闭门户，反显出这一份热闹的诡异。这些年，兵来兵往，马蹄都快把大街的青石板踏碎了，扬州人大约也麻木了。只要地方绅商维持得住，这些兵不至于烧城掠户，就随他们去吧。
　　有一个人不这样想。
　　此人叫许蔼如，是城东利源记当铺的少东，家境不错。许蔼如年轻时，曾经被家里送到上海读过两年大学，算是新文化人。回乡多年，日子倒也安稳，吃早茶，淴晚浴，平日常见他跑跑衙门，或者在街头握一管笔，往本子记些什么。然而人是很好的，遇见叫化子，照例是五六个铜元，家里生意虽不大管，也并没有坏下去。
　　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县衙门前的告示上，打了红勾。
　　1927年8月24日，北伐军在大胜关附近发现孙传芳军队乘坐大批民船渡江。从这一天起，十余万南北军队在长江两岸开始了长达七昼夜的血战。史称“龙潭之役”。
　　由于渡江中流遇袭，孙传芳虽有英国炮舰的掩护，仍然难逃一败，30日夜，孙军丢下一万余名俘虏和两万余支枪，溃逃回江北。经此一战，北伐成功，已指日可待。
　　南京政府有没有及时收到孙军渡江的情报，众说纷纭。但就在8月24日当天，上海《申报》、《新闻报》都用三号字在头版登出了“孙传芳军队即将渡江”的报道。掐算时间，报馆得到消息时，孙传芳军队的船只还没有出发。
　　许蔼如在上海读的是商科，但他对做生意兴趣不大。倒是每天读的《申报》和《新闻报》，让他对记者这个行当生出了羡慕之心。回乡后，他主动去信上海两大报，愿意担任两报在扬州的访员。
　　当时上海的大报将全国各地区通讯划分为几个等级：首都北京，自然是一等，天津次之，汉口、广州又次之。湖南河南这些南北交战的要地，不过是三等，小小一个扬州，既非战略重镇，亦非通商口岸，只怕要排到五等六等去了。许蔼如有没有新闻稿寄来，大报馆的编辑根本不会在乎。只有许大少自己，总觉得有乖职守，一个访员，找不到新闻，算什么呢？
　　孙传芳军队北撤，驻防扬州，百姓都怨气冲天，许蔼如倒觉得是一个机会。不过孙军驻防以后，扬州的邮电检查骤然收紧，有消息也传递不出去。等到孙军将要渡江的消息传来，许蔼如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冒险跑到电报局给上海发了个电报，电文只有四个字“孙军渡江”。
　　许蔼如的电文究竟是怎么通过宪兵的检查的？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渡江失败的第二天，就有人将许蔼如发电报的事，报告了扬州防守司令。
　　扬州防守司令刘士林，是孙传芳的外甥。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即下令逮捕许蔼如。许家在扬州，也算是有头有面的大户，许太太到处请托，可是军队的事情，谁敢拍胸脯？一直拖了四五天，最后由本城商会出面，三百多家商铺联名作保，刘司令才松了口。
　　许蔼如是被担架从县狱抬回家的，脊背被皮鞭子打得稀烂，人只剩了半口气。许太太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人只顾劝：人回来就好，养伤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将来莫再和背时的报纸打交道啦。
　　许蔼如的背伤还没有换第二遍药，孙传芳到了老河口。
　　刘司令把许蔼如发电报的事，一五一十报告孙传芳，还添了句话：“要不是许某发这个电报，南京政府不会早做预备，我们也不会败得这七四报人世家样惨！”
　　宪兵们把许蔼如从家里床上拖了出来，一直拖到老河口的河滩上，两挺机关枪不停地扫射，直到把许蔼如打成肉泥。孙传芳还下令，江边曝尸三日。
　　隔天，衙门贴出告示，告示上说，许蔼如充当奸细，出卖军情，现已依律正法，以儆效尤。
　　诛杀奸细，何代无之？不过，许蔼如与过往的奸细不同，他不是为了钱财（当时各地访员没有固定薪酬），也不是基于政治信仰。他的初衷，只是想尽“访员”的职守，为中国人刚刚熟悉的“舆论”贡献一点力量。
　　大公报复刊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这样评价从晚清到民初的中国报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不同的是，中国报人没有英美同行的办报环境，一部中国现代舆论史，字里行间，不仅油墨濡染，更有血迹斑斑。许蔼如的事迹，若不是有位同乡偶尔记了一笔，还有谁会记得他？便是当年名震一时的报人，又有几位不是寂寞地留在史书晦暗的角落里？


教父梁发


　　我想写这个人的故事已经很久了。
　　他叫梁发，又叫梁阿发。一听就知道是广东人啦，爱阿不阿的。他的家乡离广州70英里（也有人说200里），不知道是粤东哪个县，总之比较偏远。家境贫寒，11岁入学，只读了四年私塾，就来到省城打工。那是嘉庆九年（1804）的事。
　　他在广州当学徒，学的是画工和木版印刷。干了十余年后，一个洋人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爪哇国做几年活。他想了几天，好在还未娶亲，去就去吧，家乡去那里的人也很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嘉庆二十四年，梁发回到家乡。可是他的身份已经大变，他刻了一些版，印成小册子，分送诸亲友。大家这才知道，梁发已经受洗入了基督教。大家还听说，他在爪哇帮着鬼佬教士刻书，但是和唐山的书不同，那是每月定期出版的，名字老长老长的。梁发的行径很快被官府发现了，异端！逮捕，烧书，毁版，笞三十。那时洋人的势力远不如后来，但还是足以把他保出来，送回爪哇。梁发虽然吃了些苦头，却让洋老板看到了他的虔诚。四年后，他被聘为伦敦传道会助手，又四年，授教士职。就这样，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华人基督教士。
　　道光十九年（1839），梁发50岁，他再次回到了广东。他死的时候66岁，16年间，他目睹洋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天大起来，中国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他隐约知道外面天下大乱，可是老迈的梁发不会想到，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变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历史书上说，在梁发回国前两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劝世良言》已经在广州等地流行。一位来广州考举人落第的秀才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回乡后，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细读了这本书。他又把这本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十年后，他们根据这本《劝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
　　梁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正如他也不知道，他在爪哇帮洋人做的那些事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那个后来大家叫做马六甲的地方，他负担了一份中文杂志的刻印和编辑。他毕竟上过四年学，懂得中国人的想法，他来编中文杂志，效果比那些洋人当然要好。
　　他编的杂志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果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弄错，那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刊物。
　　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这一年，“中国报业之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当一名低级编辑，《申报》创办人美查还是个英国小混混，而未来的《申报》主笔蔡尔康刚刚两岁。我们还要等上18年，才会诞生一个与梁发同乡同姓，凭一张报、一枝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


90年代的北京房地产


　　没错，是90年代，不过不是20世纪，是19世纪，大清光绪年间。
　　那个彭翼仲，他不是因为得罪袁大头给发到新疆去了吗？辛亥后他又回了北京，接着办《中华报》，还出了本《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个梅兰芳专门编《孽海波澜》歌颂过的维新报人，差点儿成为北京房地产界的大牛，潘石屹、林少洲一类的干活。
　　彭翼仲是江苏长洲人，他父亲把全家带到北京。彭老太爷做了几十年京官，也就凑合着在保定寺街有一所破房子一家子人自己住。穷京官就是这样，全靠外地进京的官员冰炭两敬，还有就是同乡举人的印结费过活，稍有点风吹草动，就得上当铺。这样的家底，禁得起折腾吗？可是天不佑德，屋漏还真碰上连阴雨。庚寅年（1890）阴历五月起，开始下倾盆大雨，一直下到六月，虽然比不上马尔克斯记忆中的百日大雨，但也下了五十多天，以当时北京城的排水系统，您可以想象成了什么样子，水像河流一样从城内往城外涌，街上深的地方能淹没大车轮子，浅的地方也能到马腹。连明朝带清代五百年帝都，从没见过这么大雨！
　　彭家早就淋透了，彭翼仲让老爹打着伞坐在稍干的地方，自己蹲在墙角，结果半夜墙倒了，差点儿没把他砸死，没办法，手心朝上求人，借了长元会馆几间房安身。等雨停了回家一看，屋顶都还在，墙全倒了，十几间凉亭！修吧，得三百两银子，哥几个拼拼凑凑算是把这事儿了啦。怎么？老头子说这屋死过三口人，坚决不搬回去。您不早说？彭翼仲都快急死了。
　　还是朋友帮忙，给他们家再找一所房子，把原先的住处租出去。两边租金相抵，不也一样吗？彭翼仲松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否极泰来了，有人要买他们保安寺街的房子。我猜老彭肯定碰上了个好中介，卖完一对账，除了原价和修房的钱，他净赚了六百两！
　　老彭是聪明人，六百两够干吗？可是整个京城，被大雨冲塌的院子屋子有多少？像彭家这样无力修缮的又有多少？租人家房子，雨后没地儿住，急着买房的人又有多少？彭翼仲拿这六百两银子去买烂房子，修好再卖，随买随修，随修随卖，他自己说：“俨然一小建筑公司也。”报人世家每一处房子，至少能获利三倍。两三年下来，老彭赚的钱已经在一万两以上！
　　要这么发展下去，彭翼仲兴许就不会办什么《京话日报》了，即使办，也能像美查、英敛之一样，弄出个《申报》、《大公报》那样的大报来。何至于困苦到除夕夜为了二百两银子的债差点上吊？可惜呀，他不是活在1995年，而是1895年。
　　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黄海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谣言四起，日本人已经占了威海卫，逼近锦州，就快入京了！大户人家纷纷外逃，京师十室九空，房价一落千丈。这场从朝鲜半岛引发的战争，成了19世纪90年代北京房地产界的“9·11”。而崭露头角的房地产开发商彭翼仲，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业界生涯。


这一段，我们说方言


　　现在的办报刊者喜欢讲“分众”，打的旗号是尊重读者的不同需求与自由选择。撇开大众传媒的欺骗性，这么玩总比八亿人民八个戏要好。回顾历史经验，若是媒体的分众策略彻底到自说自话的地步，可以证明这是一个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转型时代。这样的时代咱们有过，那就是晚清。
　　其时媒体分众的最极端表现，是狂热地使用方言，以颠覆之乎者也的大一统体系。很多面对中下层社会的报刊，拒绝文言的稿件，欢迎纯净的白话，最热衷直接对各省民众的方言体。以此类推，用方言写啥的都有。有些作品，我只能用“后现代”来形容它们跨越语言和文体的大胆程度。
　　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各报争相报道，以上海《笑林报》的一则消息最让人过目不忘。这则消息，不但用白话填“词”，而且是用“白话”（广州话）填词。不但用方言填词，而且用词来报道时事！这首词的调子是《满江红》：
　　日本真狠，咁大胆居然开仗；何佢俄罗斯国；恶成咁样。佢啲贪心人尽识，要将细国全行抢。又怎知今日被人欺，真冤枉。
　　攻旅顺，全力量，波罗的（舰队名），赶唔上。试听佢里面，隆隆炮响。兵卒几多都弹死，尸骸满地有人葬。佢两家打得交关，咁都讲寄呀病。
　　不过这还只是偶一为之，真正交关厉害的是上海的另一家小报《方言报》，其特点是根据新闻的题材分别使用方言，有如下表：
　　朝报（京话）　舆论（官话）　市声（宁波话）
　　巷议（广东话）　情话（苏白）
　　几大方言萃于一纸，读者各取所需，才卖六文大钱。要说分众，没有比它更彻底的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晚清人对各种方言特性和使用环境的定位。
　　李欧梵曾经发愿写一部真正的“双语小说”，小说的语言在中文英文之间自由地跳跃。不过他在兴奋之余又很有些泄气，因为这样的小说怕读者也有限。所以阿英评《方言报》杂用各地方言是“优点在此，缺点亦在此”。这份报纸若是刊载一篇小说，怕会这样写：
　　“夫人笑道：‘老爷，咱们俩方才谈论过朝廷和日本开仗的国家大事，跟住又倾过隔离嘅妹仔同人私奔件事，接下去你我夫妻叙叙旧罢，耐勿要忘记讲苏白，阿好？’”
　　这样的小说，我没有见到，但是晚清小说里有的是叙述用官话，对话用方言（《海上花列传》、《海天鸿记》），有的是官人讲京话，妓女操苏白（《九尾龟》、《人间地狱》），所以这样“众声喧哗”的文字，大概也是“事或云无，理所必有”的东西。


偷新闻的人


　　光绪初年，上海滩头，同城报战，如火如荼。主要是两报对峙：《申报》与《字林沪报》。史称“上海德比”。
　　两种报都是英商的字号，各为其主，又恩怨甚深。《字林沪报》的主笔蔡尔康，就是申报馆出身，从一个小编辑一直爬到主笔的位置（在当时的洋报馆，华人最高也就到这份儿了），在报界风头无两。可惜后来跟申报馆账房闹翻了，愤然离开就职八年的《申报》，跳槽到正在筹办的《字林沪报》任主笔。
　　这样一位人物，自然处处跟《申报》别苗头，《字林沪报》发刊一个多月，正好碰上朝鲜壬午政变，中日两国矛盾激化，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新闻。《字林沪报》虽然刚创办，它可是背靠着大名鼎鼎的《字林西报》，外电外稿，两份报是同时刊出。《申报》没这个优势，时效性差了好多，一下子就被《字林沪报》抢了风头。紧接着中法战争爆发，《申报》立志打个翻身仗，辟出“越南军情”专栏，特派记者前往越南前线报道。可惜当时的法军和现在的美军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把中国去的随军记者赶了回来。《字林沪报》没派记者，就靠着路透社的电讯，报道比《申报人世家报》深入，分析也比对手透彻，这一场德比，《申报》又输了。
　　终于盼到战争结束，和平降临，《申报》的机会来了。这一年是乡试之年，全国举子云集北京，牵动全国。《申报》在北京驻有专员，乡试一发榜，立即用电报发送全部榜文，报纸上特意标明“本报馆自己接到电音”，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蔡尔康当然不愿吃这个瘪，可是自己报纸的洋老板不理解科举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根本不肯花这个钱！
　　蔡尔康没辙，自个儿想招吧。他的招数是中国人的传统法宝——送钱。他买通了申报馆的排字工人，都是熟人嘛。每天工人下班，偷一份清样给蔡尔康，第二天《字林沪报》原样照登。问题出在《申报》有电码译错的地方，《沪报》也跟着照错。申报馆马上加强戒备，门警森严，报纸不出街，根本不让任何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