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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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满意了。随着戴维斯这个重要人物的被谋杀，暴力悄然登场。他不认为珀西瓦尔医生是一名现实主义的英国特工人员。但他最后裁定这部小说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的书名。他后来把小说的成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爱情故事。
叛逃
格林给在莫斯科的菲尔比寄去了一本《人性的因素》。菲尔比的看法是卡斯尔的前苏联背景太惨淡了。菲尔比虽然认为自己是一名比卡斯尔重要得多的间谍，但觉得卡斯尔本可以像他一样为自己多作些准备。至于吸收进来的珀西瓦尔医生，他断定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珀西瓦尔多少有点像菲尔比和格林两人在军情六处认识的L医生的影子，他的诊断十有九误，声名狼藉，但他不可能杀人。格林另一位在莫斯科的朋友瓦连京娜·伊瓦舍瓦教授写信告诉他，集中供暖设施现在非常普及，前苏联使用火炉的日子已经过去。当这本小说再版的时候，格林将“火炉”改为“取暖器”。但是他没有改动卡斯尔公寓内的家具，因为他是根据《我钟情的间谍》一书中的描述设计的。这部1968年出版的《我钟情的间谍》是埃莉诺·菲尔比写的。
格林的老朋友莫里斯·奥德莫尔德爵士发现在《人性的因素》里格林使用了奥德菲尔德手下的一名特工的化名——事实上纯属偶然，他感到十分有趣。
格林并未把菲尔比当作卡斯尔的原型。虽然这一点非常清楚，但他确实从菲尔比的动机和活动方式上获得许多灵感。
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在他的自传《地狱般的丛林》中写道，格林“以其独特的行家眼光来看待人们对我们的期望，冷静地探索把耻辱和其他不可思议的偶发事件化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心灵之战，并使我们获得优势的可能性”。格林在他给菲尔比的《我的无声战争》写的序言中说：“今天间谍战确实已成为心理战的一部分。主要的目的是使敌方阵营内的各同盟者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他认为莫尔比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而且发现他工作极其勤奋——比他的同事要勤奋得多，从不惊慌失措。虽然最初他和他的同事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当他后来新设立了一个反俄国间谍的部门时，他一定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菲尔比得到英国首相的准许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之后不久，哈罗德·麦克米伦、格林和莫格里奇三人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前往东萨塞克斯郡的克罗伯勤看望菲尔比。当时谁都没料到他们会在一个非常不祥的日子里抵达那里。菲尔比住宅的花园长满野草，门铃响过之后没有人来开门。他们透过窗户往里望去，只见地板上散乱地扔着一些未启封的邮件和小册子。厨房里只有几只空奶瓶和放在洗涤糟里的一只不干净的茶杯和茶托。格林觉得它不像一个有妻儿的男人的家，倒更像一个被遗弃的吉普赛人的营地。其实菲尔比早已离开此地前往贝鲁特——投奔前苏联的最后一站，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点。
（图片荒凉的住宅）
这个住宅的荒凉景象深深地印刻在格林这个能够制造独特氛围的作家脑海里，而《人性的因素》的成功恰恰在于对主人公卡斯尔的家庭生活的描写。
第05章约翰·勒卡雷
约翰·勒卡雷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冷战谍魂》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召唤死者》《出色的谍杀》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50年代后期，加入军情五处，接受过各种各样的间谍技术培训，1960年调入军情六处工作。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德国波恩使馆上等秘书，后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建造柏林墙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任务。
精彩旁白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艾·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于英国沿海小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他的父亲为了假冒贵族身分，送他进圣安德预备学校。后又进入瑞士伯恩大学读书，大学期间曾服兵役，退役后进入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现代汉语。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过人的聪慧和观察事物的反应能力，颇受老牌间谍奈特的赏识，因此他得以进入军情五处，并以外交官的身分亲历了秘密情报工作中的无数大风大浪。十二、不受间谍欢迎的间谍作家
50年代后期，当戴维·康韦尔加入军情五处时，罗杰·霍利斯局长因涉嫌出卖情报，而受到怀疑。虽然当时康韦尔并不知道此事，但能清楚地看到高级军官之间存在着猜疑和憎恨。正当军情六处全力对付基姆·菲尔比事件时，最优秀的校官之一乔治·布莱克因向俄国人出卖情报而被判处四十二年徒刑。同时逍遥法外的安东尼·布伦特作为女王照片的保管员不仅享受着这一职位给他带来的荣耀，而且因获得爵士称号而沉浸在喜悦之中。
孤独者
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尔·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在多塞特的沿海小城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专制的父亲罗尼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他一直生活在狂妄自大、诡计多端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罗尼是一个奇特的人物，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接受《观察家》采访时对米里亚姆，格罗斯所说的：
他是个乐天派。他的开销总是两倍于他的收入。他是个幻想家，也许是一上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喜欢使用好几个化字。很多人都觉得他有些不可思议。小时候我大概也是这样。我们兄弟俩发现自己常常过着一种既像百万富翁又象乞丐的生活。
康韦尔五岁那年父亲因犯诈骗罪被捕入狱。不久母亲奥利夫也离家出走，直到二十多岁时才与她取得联系。戴维与他的兄弟很快明白，与他们原先以为的完全相反，他们的父亲根本没有钱。在经济上他们一直过着骗人的生活，经常发生账单未付，佣人工资拖欠的事。罗尼过去一直干着偷税漏税的勾当。他想入非非，谎话连篇。他还非常好色，秘而不宣的风流韵事不少，因而伸手向他要钱的情人也很多，这使本来就不很充足的家庭经济来源更加枯竭。为了继续假冒贵族身分，孩子们必须去私立学校读书，为此祖父母替他们付学费，让他们进了泰晤士河畔潘伯恩地区的圣安德鲁预备学校。但后来当他们仅仅依靠父亲不稳定的收入时，他们便不得不转入公立学校。康韦尔和他兄弟因而感到自己像个贼，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社会里不受人欢迎，并深刻意识到，父亲的抱负犹如流动的沙滩，他们的一切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
（图片比萨斜塔）
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康韦尔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忍受着童年的孤独，这种环境无论对他日后成为作家，还是充当间谍来说，意义都是很大的。1983年3月他在《南岸奇观》杂志上，怀着与格雷厄姆·格林相似的心情回忆道：“我从小就过着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说话极不坦率；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敌占国，因为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我不敢让外人知道，只得以一种伪装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渴望成为真实世界的一分子，但他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暴露家庭背景。
康韦尔许多孤独的情感反映在他塑造的比尔·罗奇身上。罗奇是1974年出版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的人物，他在瑟斯古德预备学校当学生时，感到自己无论是在劳动，还是在游戏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无能，即便是校内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譬如铺床和叠衣服他都干不好……他还为父母亲离异的事而责备自己。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活得真有价值。孤独和困惑不时袭上心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圣安德鲁预备学校，康韦尔初次尝试了文学创作，他描写了一匹勇敢而又经验丰富的赛马，但靠它赢得胜利的骑师却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在他的马鞭里装上了大号铅弹。小说完稿后他说服学校的文书帮他打了出来，后来被校长知道了，他大为恼火，厉声对康韦尔说：“这种拙劣的文学作品你想写是可以的，但必须自己掏钱请人打字。”不过，在圣安德鲁学校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由于经常搬家，兄弟俩也不得不经常转学。这种动荡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使康韦尔养成了追求个人享受的习惯。他会在寝室里想方设法占据最佳床位，他会留心寻觅最多情的女郎，他会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与厨师建立起友好关系。
（图片赛马）
与此同时，父亲罗尼也没闲着。他开办了数十家没有任何资本的公司。50年来他不止一次破产，但他从不吸取教训。他先后有过三个妻子，数十位情人，还有许多善解人意的朋友，但他们常常受他捉弄，成了他的牺牲品。他的外表如同他的生活方式，显得很有身分，这对一个骗子来，是再理想不过了。他在切尔西有一套公寓，在杰明街设有许多办事处。他有好几辆漂亮的轿车。他虽然没有任何现金，但仍出手大方，而且什么合同都签。
整个童年加上大部分的青少年时期，康韦尔都是在父亲的监视下度过的。父亲搜查他的房间，拆看他的邮件，通过电话分机偷听他的电话，试图将自己的孩子囚禁在自己封闭专制的世界里。作为一种反抗，康韦尔也对父亲进行反监视。他常常翻看罗尼的私人书信文件，搜查他的开士米套装、骆驼毛外套的口袋，偷看他的日记。他学会了蹑手蹑脚地走动，因为他注意到父亲做事从不弄出声响。他在家里成了一名双重间谍，他既替父亲监视别人又监视父亲。罗尼拥有特工所需要的全套东西。他有数个藏身之处，一个必需经常沟通的社会关系网络，用于贿赂的资金，秘密交通工具和情报员。他编造谎言，使用化名和假冒各种身分。面对审讯，他也拼命抵赖。他的孩子都成了他的情报员——他一共有四个孩子。这些情报员非常听话，会定期去向父亲的众多债权人说“支票已汇出”。罗尼对孩子的管教很严，“希望把我们的生活提高到一个他自己也不清楚的水准。”他出生于一个富有而又受人尊敬的家庭，从未吃过苦。”然而他坚持认为自己受到了亏待，以致这成了他追求一种不仅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生活的理由。”
离开圣安德鲁预备学校之后，康韦尔去多塞特的舍伯恩学校继续求学，而他的兄弟去了拉德利。康韦尔在舍伯恩学校过得很不愉快，因为学校靠惩罚来维持秩序。战争使学校的教职员工锐减，各种文化设施遭到破坏。体育活动成了衡量学生成绩的最高标准。在这种过于偏颇的教育氛围下，校方向这些不幸的学生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的前途在于为帝国效劳。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康韦尔，对这种如此狂妄的推断大为反感。他逐渐觉得学校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了。终于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逃学了，拒绝返回这所培养奴才的学校。经过说服，罗尼终于同意他去瑞士的伯恩大学读书。罗尼一定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去那儿求学至少在面子上讲得过去。他在伯恩大学呆了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德语和瑞士语，当然日子也过得很勤俭。这期间他访问了柏林。战后的德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目睹了希特勒理想王国崩溃后的废墟。
第二年他应征入伍，在奥地利的英国占领军内服役；由于他精通德语，被分配到情报部门工作，在那儿他参与对难民营里的流亡者的审讯和安全检查。这使他第一次接触了有心理障碍的对象，也使他熟悉了当时约翰·宾厄姆正在从事的谍报工作。康韦尔后来在约翰·宾厄姆手下工作过。两年后，他的服役期满，康韦尔回到英国。尽管他不够资格，但他还是挤进了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现代语言。
然而在1953年，由于父亲又惨遭破产，大学二年级的康韦尔只得停学，极不光彩地离开了林肯学院，因为他无力偿还欠款，他不得不在米尔勒尔德公立学校教了一年书，直到罗尼替他凑足了钱他才返回林肯学院。在米尔勒尔德公立学校教书期间，康韦尔又遇见了一位有心理障碍的对象，一个差点酿成悲剧的孤独者。那是他第一次值夜班，他坐在公共休息室内的维多利亚式壁炉前，等待着学生们上床睡觉。这时一个年级长奔进来说，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企图自杀。康韦尔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冲向楼梯井，仰头望去，只见一个戴眼镜的矮胖男生抓住楼梯的扶手，看上去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假如他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话，那必死无疑。幸好在他爬上楼梯顶之前一名学生已将他救了下来。这位自杀未遂的学生后来承认，由于自己不会铺床，不会安排时间，不会自学，所以认为自己不适合在校学习——事实上是认为自己不配活着。这件事在康韦尔的心灵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憾，对他后来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塑造比尔·罗奇这一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韦尔返回林肯学院后，他的导师维维安·格林（他曾当过舍伯恩学校的牧师，是勒卡雷仅有的几位朋友之一）准许他推迟交纳学费。作为对他导师的报答，康韦尔于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在牛津大学期间，他与皇家空军高级将领的女儿艾的森·安·韦罗尼卡·夏普喜结良缘。
康韦尔离开牛津大学之后走了一步非常出人意料的棋。正如他在1983年3月的《南岸奇观》上所述：“我对困扰我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这是巴甫洛夫观点的最好体现。我希望在伊顿公学研究他们的文化，或着说接受他们的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伊顿公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现代语言的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他以前从未接触过英国的统治阶层。他承认这段经历“可能比其他任何经历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作品”。他不喜欢他的学生，不仅批评他们言谈举止的方式，而且谴责他们对所持有的比他在舍伯恩学校所遇到的更为固执的偏见。老伊顿学生参政意识都很浓。康韦尔在伊顿公校教书期间，就有十多人是内阁成员。不久发生了苏伊士危机，这一事件促使康韦尔和其他的一些年轻教师写信给《泰晤士报》，以说明他们与内阁中的老伊顿学生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安东尼·艾登对这种造反行为十分恼火，于是派出外大臣约翰·霍普勋爵前往伊顿，向教师们解释采取苏伊士行动的理由。这一反应确实令他们高兴。
（图片苏伊士运河）
虽然康韦尔对上层阶级始终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他承认在某些方面伊顿令他感到新奇。1974年他告诉《听众》的记者迈克尔·迪安，“处于全盛时期的伊顿是进步的，开放的，不仅适应性强，而且非常民主。”然而他尖刻地补充道：“伊顿使我对犯罪以及虚伪的天性不再陌生。而这两种东西在外交界并不少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1958年康韦尔离开伊顿之后，成了一名插图画家，但是从事这一自由职业的时间不长。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漫画家，尤其擅长于画鸟。他替马克斯韦尔·奈特的《会说话的鸟儿》一书中画过插图。这本书于1961年出版。
天才间谍
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负责反颠覆工作，是个老资格的领导，当时已快退休。他一眼看出康韦尔很有天资，特别是特工人员所需要的那种极强的观察能力，于是劝他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