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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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尽管律师认为这部小说文学价值很高。在为次谈话后的几个星期里，康韦尔怀着浓厚的兴趣注意起报纸来了，他是在等格林被捕的消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如释重负。二十五年后，格林打算写《人性的因素》。《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把特工人员描绘成一群傻瓜，但在《人性的因素》里，他视特工人员为一帮杀人犯。在序言里他特别强调了，自己没有违反公务保密条例。在《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最初的几版里，他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康韦尔在1986年对《星期日时报》说了如下的话：
　　作家是一伙颠覆分子，十足的叛徒。一个作家越出色，他的背叛倾向就越明显。秘密组织花了很大力气才了解到这一点，因为我得悉秘密组织现在不再乐意让我们到国外去了。不过麦肯齐去世时还是获得了爵士称号。格林死时至少也能获得一枚勋章。如果在奥秘无穷的各种文学奖中还有公正的奖赏的话，那就是诺贝尔奖了。
　　不速之客
　　60年代中期的一天，罗杰·霍利斯突然闯进了康韦尔的生活。那时已成为专业作家的康韦尔，住在萨默基特郡靠近韦尔斯的一栋房子里，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正从花园里的工作室内出来。打开前门，他发现霍利斯站在台阶上。霍利斯声称他在为附近的教会学校募捐。那天他似乎是来寻求安慰的。他和康韦尔坐在那间工作室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追忆着过去。过了一阵，霍利斯问康韦尔，他是否能翻阅一下他的报纸。随后他们吃了些面包和干酪。霍利斯给康韦尔的印象是，他好久没看报了。以后他又来过三四次。渐渐地他们之间没什么话题了。于是康韦尔在楼上写作，霍利斯——“一个普通得令人伤感的男人”坐在楼下。后来康韦尔才知道，那段时期他正受到一个政府委员会的审查，因为他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对他来说，来到这安全可靠的地方拜见康韦尔，无疑是在品尝自由的滋味。
　　戴维·康韦尔对谍报工作中的政治性东西不感兴趣，但对那些脱离了平凡世界，进入了他们认为对自己已有道德约束力的神秘世界的人兴趣盎然。在这种环境里，一个特工人员极易变成叛徒，出卖与他最接近的人。康韦尔认为，背叛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因为每一时代不仅能产生叛徒，而且还能造成滋生背叛行为的幻灭。一些与康韦尔联络的情报人员经常对他说，一旦把30年代征募的特工人员清洗出去了，始终不渝的忠诚就会占据支配地位。但康韦尔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他活着的年代里，英国任何一代人的希望都已落空。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是，“失败的社会主义和失败的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了令人气馁的拉锯局面……写作主题很多，足以表现各种愤怒和绝望”。他说2000年的时候，他不想当安全机关的官员，只愿保持现状，与新的一代展开竞争。这新的一代是由令人绝望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生活在市中心的贫民区里，住房条件低劣，父母亲又处于永久性失业状态。在康韦尔看来，英国目前幻灭和失业的状态，必定成为背叛者的温床。


第06章约翰·宾厄姆
　　约翰·宾厄姆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第6号谋杀计划》《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双重间谍》《犹大》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所有作品都取材于他的间谍生涯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受雇于英国军情五处，从事反间谍工作；战后作为情报官被派到德国汉诺威，任务是调查可疑的难民；1948年回国后，他又在反颠覆部工作了二十年。
　　精彩旁白约翰·宾厄姆1908年11月出生在英国，曾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后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曾当过《赫尔每日邮报》记者、《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九、持枪的间谍作家
　　1940年夏天，当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成立，正式接管英国所有的安全机构时，军情五处处长几易其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弗农·凯尔被迫辞职，前警方人员哈克接替他的职务。很快，代号“碧玉”的哈克准将又被戴维·皮特里爵士取代。由国家安全执委会主席斯温顿勋爵任命的皮特里处长，对这一机构实行了改革。他决定任命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官员。马克斯韦尔·奈特领导的B5（6）部门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反映。
　　真假间谋
　　约翰·宾厄姆不仅是一位大大受到低估的作家，而且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公开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辩护的人之一。他以自己在军情五处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极为忠实的惊险小说。
　　约翰·迈克尔·沃德·宾厄姆出生于1908年11月，先是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然后花了三年时间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他当过《赫尔每日邮报》的记者，后来又任《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
　　他的妻子，传记作家玛德琳·宾厄姆写道：“也许是因为在报刊工作，几乎每天都要读到大量有关纳粹分子猖狂活动和残害犹太人的文章，这使我们具有比大多数人更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对可能引发战争的事件更为敏感。况且1936年我们一直住在切尔西，目睹了莫斯利莫斯利是纳粹组织黑衫党头目。黑衫党行进在国王大道上的情景。”宾厄姆因为近视眼，最初未被批准入伍，后来他把视力测试表默记在心，终于混进了皇家工兵部队。在这期间他和他妻子开始创立旨在反对绥靖政策的英国民主党，正是借助这一新建立的政治团体，宾厄姆抓了一个所谓的“间谍”。
　　（图片一张战前秩序混乱的照片）
　　当一个名叫沙弗罗特的德国侨民申请加入英国民主党时，从小就喜欢阅读奇尔德斯和巴肯小说的宾厄姆顿生疑窦。他无法理解一个德国人为什么想反对自己的国家。事情也凑巧，沙弗罗特竟在一个兵工厂工作。充满自信的宾厄姆慢慢地认定沙弗罗特是一个间谍，并决定把他送交法庭。宾厄姆写信给他的叔叔赫伯特·狄克逊议员，请他与情报机关联系一下。然而狄克逊更关心的是他参与英国民主党活动的事。他把宾厄姆召到下议院，当面指出一个地方部队的军官组织政党是违法的。宾厄姆说自己只不过是个卑微的皇家陆军工兵部队的司机，赫伯特叔叔仍不改口。但他答应派人调查沙弗罗特，宾厄姆则静候消息。他确信自己尽了职，一名重要的间谍就要露出真面目了。
　　结果，沙弗罗特是完全清白的，宾厄姆大为失望。不过，此番调查为宾厄姆进入安全机构创造了条件。几星期后他被召到军情处五处总部接受面试，自己成了一名间谍。
　　詹姆斯·邦德的“老板”
　　马克斯韦尔·奈特，是军情五处的一名经验丰富的官员，专门负责反颠覆活动。他可是个风云人物，伊恩·弗莱明笔下的“007”詹姆斯·邦德的老板M，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还是研究秘学的学者，精力旺盛的板球运动员，爵士音乐的行家，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晚年他还主持过BBC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和自然史节目。
　　出色的成绩早已使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赢得了声誉。他成功地在英国共产党组织和法西斯主义联盟内安插了特务。1938年他还破获了受到共产党支持的伍尔维奇·阿塞纳尔间谍网。不过他的私人生活很不幸。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自杀的，以后的两次婚姻也是危机不断。奈特是军情五处里最神秘莫测的人物之一。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他周围聚集着一些年轻精英。他所领导的B5（6）部门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前哨部队，该部设在海豚广场靠近泰晤士河的一幢独立的大楼内。当初对宾厄姆进行面试的就是奈特，在宾厄姆的印象中：“他约四十岁，长的十分英俊，鹰钩鼻，脸上常挂着微笑，能当巴肯笔下主人公的原型。他穿一件灰色的花呢服装，与他的头发构成协调的色彩。可是面试后没给他回音。于是宾厄姆回到舰队街的《星期日电讯》社，仍去当他的美术编辑。随后的几个月里奈特偶而把他召去，问他一些关于某些有法西斯倾向的记者的问题。有的他能回答，有的他没法回答，但他意识到，自己已在报社内充当“间谍”的角色了，因为报社老板罗瑟米尔勋爵曾是莫斯利的支持者。
　　1940年春，宾厄姆终于收到奈特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了军情五处的一份年薪400英镑的工作，请他考虑一下。玛德琳·宾厄姆回忆说，那天她丈夫从奥尔德肖特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接受了奈特的提议，调令马上就要下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约翰竟成了巴肯笔下的人物之一。真是太有意思了。”但奈特对理查德·汉内式人物不屑一顾，他想要一帮能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年轻人。他近来吸收的这种适应性很强的年轻人中，有神秘小说家丹尼斯·惠特利与他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比尔·杨格、一个自取笔名威廉·莫尔的侦探小说家、一个负责监管反共产主义行动的前报社记者诺曼·希姆斯沃恩和花花公子托尼·吉尔森。宾厄姆即刻开始在海豚广场工作。他拥有两个套间，一个套间是用作办会室的，另一个套间则出于安全考虑用作卧室。宾厄姆受奈特的直接领导。奈特要他在玛德琳面前守口如瓶，幸好他在《星期日电讯》当记者时就来去行踪不定，所以没引起亲戚朋友的怀疑。
　　宾厄姆很快看出，奈特用人非常谨慎，被他选中的人不多，因为在他的部门“情报官”与“特务”之间没有区别，他们都必须是多面手，有时得像情报官一样考察征募对象和审查嫌疑分子，有时得像特务那样进行刺探活动。奈特的观点是，在反间谍活动中特工人员必须百分之百地可靠，而最可信的是他手下的情报官员。那儿的气氛轻松愉快，常常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长着一双鹰眼的人老是不停地进进出出。”其实奈特手下那些独当一面的官员都是些相貌平平的人，而且无一人与鹰有相似之处，然而他们的这种平凡却越发显得有魅力。
　　奈特战时最漂亮的一次行动是逮捕安娜·沃尔克夫和泰勒·肯特。他们俩人卷入了盗窃罗斯福与邱吉尔之间往来的绝密信件副本一案。这些信件的内容一旦泄露，罗斯福政府就有可能垮台，并由此阻碍美国参战。这次成功的行动给他的部门带来了荣誉。宾厄姆也从奈特身上直接学到了如何井井有条地开展工作。
　　夫唱妇随
　　1940年，当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开始后，宾厄姆着手撒网围捕外国嫌疑犯，并为在曼岛囚禁被指控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游说。玛德琳终于作为军情五处的一名秘书，去新设在牛津郡布莱尼姆宫内的总部上班了。外界对军情五处的印象是，办公室的打字员、秘书和文书档案管理员，都是些疯疯癫癫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子，她们把安全保密工作看作无足轻重的事情。但玛德林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强烈的安全保密意识。她们中大多数人是军人的女儿或妻子。她的同事基本上都住在基布尔学院内，环境死气沉沉。从卧室到浴室得穿过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哥特式庭院。但奈特和他手下的人则全都在海豚广场那儿工作。像材料归档、审核报告等琐碎的事他们不用操心。只是在出席最高级会议时，奈特才去布莱尼姆宫，那时他会穿上少校制服——一套他不真有资格穿的制服，显得英俊潇洒。宾厄姆曾这么评价他：
　　（图片布莱尼姆宫的图片）
　　奈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他喜欢动脑筋，想办法，点子多。我们都愿意铁心跟着他。当炸弹倾泻而下时，他像母鸡爱护小鸡那样，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把我们看作他的孩子……尽管我们长得高矮胖瘦不一。
　　在占领区
　　宾厄姆拿着400英镑的年薪（不用付税，因为军情五处并未正式登记注册），在奈特身边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1946年他作为一名情报官去了德国的汉诺威。他的任务是调查数百名值得怀疑的难民，他们在城里四处转悠，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他对汉诺威的最初印象生动地描绘在他的日记中：
　　一幅灰蒙蒙的凄凉景象。宽阔的街道两旁耸立着高大的建筑，碎石破瓦堆积如山。一切都是灰濛濛的……
　　许多大楼的窗户都已没有了玻璃，炸弹炸裂了屋墙。幸存的住宅从屋内伸出一截临时用的烟囱，以此证明里面有人居住着。
　　（图片城市废墟）
　　宾厄姆注意到，过路人都用茫然若失的目光盯着他，里面没有仇恨，也没有好奇。假如他同他们说话，他们会用一种绝无个性色彩的方式，礼貌而又诚恳地作出反应。有些男子穿着破旧的德军制服；有些女人穿着用撕下来的纳粹旗帜做成的红裙子，给人一种哀婉凄楚的感觉。商店里食品少得可怜，而棉布、缝针、梳子、剪刀等已绝迹。火柴每月配给一盒。外衣大多是用染过色的旧军毯改做而成的。煤已停止配给。至于对军政府的态度，人们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既充满了怨恨，又流露出一种无动于衷的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军政府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由于无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宾厄姆的工作非常繁忙，常常为了研究各种公文忙到凌晨3点，其中包括许多涉及俄国占领区的情况和被莫斯科当局怀疑在向英国或美国传递情报的人的命运问题。俄国人逼迫对象“开口”的方法之一，是臭名昭著的“瓦瑟尔卡策尔”法，即在冬天，每隔十分钟往受害者赤裸的身体上浇冰冷的水。这种折磨要持续2至14小时，直到身上结成一层薄薄的冰为止。开始宾厄姆认为，俄国情报机构在监视英国占领区方面已快智穷才尽了，因为在那儿没发生任何与他们有丝毫利害冲突的事。后来宾厄姆发现，俄国人并没有停止活动，于是他想会不会是他们在进行和平时期的演习活动？最后他得出结论，在俄国人的眼里“安全工作与谍报活动是生活的本质内容。”现在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审讯
　　受到宾厄姆审问的俄国人中，有一个名叫弗洛连斯基的人。他被德国人逮捕后，与其他囚犯一起接受强制劳动。当德军溃退时，他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儿他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捷克人明确指出，不强迫俄国前战俘回国。毫无疑问，他根本不想回去，他甚至非常放心地考虑起婚事来。他是个军官，这是他后来告诉宾厄姆的。由于战争爆发，中断了他的法律学业。他在捷克警察局就是这么登记的。可不久公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俄国战俘必须回国。这是不祥的征兆。出于求生的本能，弗洛连斯基抛弃了新生活，先逃入美国占领区，然后又躲入英国占领区。在汉诺威，他去了市政厅，如实讲了自己的情况，怀着天真的自信申办身份证，申领配给卡，并反复说明，他想在汉诺威工作和生活。然而他立刻被逮捕了。
　　占领区当局给宾厄姆的指示是明确的：
　　1941年6月22日起成为俄国武装部队一员的俄国俘虏，如果尚未正式释放，将移交给经办部门，由他们负责遣返工作。
　　宾厄姆问弗洛连斯基，被遣返回国的俄国战俘将得到什么待遇。他答道，他们连同自己的家属都将受到迫害，因为俄国人推行着这样一条路线：任何投降的士兵都是叛徒，将被“发配”许多年。至于那些明确表态不愿回国的人，他们的命运将会更糟。弗洛连斯基对宾厄姆说，他会遭枪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