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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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厄姆一度怀疑弗洛连斯基是否为了留在西方，甚至想结婚，故意把事情说得严重些。当然这种解释不是没有可能。当宾厄姆告诉他，他的任务就是把他送回俄国时，弗洛连斯基顶撞了一句：“如果你把我送回去，他们会枪毙我的。既然这样，赫尔少校，你为什么不现在开枪打死我呢？”在未向自己的上司汇报，也未曾得到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宾厄姆给了弗洛连斯基一个新的身份证和所需的德国证件。随后这人就在一幅破败景象的大街上消失了。
（图片前苏联劳改营）
另一个接受宾厄姆讯问的是个乌克兰人，名叫诺沃西利斯基。他身材魁梧，穿一身黑衣服，光秃秃的大脑袋上扣着一顶贝雷帽。他非常焦虑不安，声称自己是在一个DP因战争、饥荒、政治等原因被迫流落异国的人。营地被逮捕的。DP营的高级行政官员们指控他是俄国间谍，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和俄国负责遣返工作的官员一块儿到达那里的。诺沃西利斯基显然被这一指控激怒了，他说他被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囚禁过，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还在梅尔贝克的DP营地。他告诉宾厄姆，他是一位音乐家，想用手风琴赚钱买食品养家糊口。虽然疑点很多，但宾厄姆还是决定放了他。于是这个人也在街上消失了。留下宾厄姆独自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心肠太软，太容易上当受骗，不适宜干目前这项工作？他的同情心连同观察事物的客观性，后来成了他的小说的重要特征。
突击搜查
宾厄姆经常带着枪参与对DP营地的突击搜查行动。这些营地里分别居住着乌克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外国流亡者。棚屋里的地板和床都是木头的。有些棚屋里只住男人，有些只提供给已婚夫妻，床用帘子隔开。
突击搜查者常常乘坐卡车和吉普车在深夜11点30分左右出发，午夜时分到达营地附近；然后熄灭车灯，将车停在距离环形栅栏200码的地方。然后，英国军队、情报官员和德国刑事警察同时开进营地。每栋棚屋有两名士兵把守在门口，以防止任何人逃离（那儿总共居住着两千多人）。随后情报官员、士兵和德国警察核对屋内人的身分，搜查他们的行李。他们的目的是搜捕危及安全的嫌疑犯，以期发现潜伏的特务。
这些突击行动给宾厄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其中的一次。宾厄姆的搜查小组一进屋，便命令所有的人立即起床。受到惊动的人们困惑不解地坐了起来。他们穿着短裤衬衣，有些男人戴着睡帽。这种时候容易看出破绽。桌子上搁着吃剩的饭菜，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只箱子，里面放着一些个人物品——几双鞋，一堆难以形容的破旧衣服，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在用作营地警察局的棚屋内，穿着制服，佩带着标有“营警”臂章的乌克兰人——头儿佩带标有“警察局长”字样的特殊臂章——都站着，个个愁眉苦脸。两名情报官员则在一旁等候着。终于嫌疑犯被带进来了，通常是一个一个地由两名士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枪押进门的。
红头发嫌疑犯
那天夜里捕获了两名来自柏林的少女，她们没带身份证；一名妇女，她说丈夫被送进了医院，两人的证件都在他那；一名法国男子，他的证件没办妥；一名穿着长统靴的德国青年，圆脸红发，傲气十足，他说他的证件遗失了。对最后一位的审讯，宾厄姆作了记录，并一句不落地记下了针锋相对的对话：
“你从哪儿来？”
“哈雷。”
“俄国占领区？”
“对。”
“你的证件呢？”
“我丢失了。”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前天。”
“你是怎么进入汉诺威的？”
“越过边境。”
“目的？”
“想在诺德海姆找一份工作。”
“昨天你在哪儿过的夜？”
“在汉诺威。”
“哪儿？”
“在克莱弗尔德区。”
“哪儿？”
“我不知道那条街名。”
“你知道。”
“不，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诺德海姆有活儿干？”
“我在报上读到的。”
“哪份报纸？”
“《汉诺威新闻报》。”
“怎么弄到的？”
“在哈雷时有人给我送来的。”
“谁送的？”
“我叔叔。”
“《汉诺威新闻报》上没登诺德海姆的招工广告。”
“不，它们登了。”
已有丰富审讯经验的宾厄姆，凭直觉知道这个德国小伙子给他的答复中有明显反常的地方。他不能确切地说出漏洞在哪里——他依赖于他已开始相信的一种直觉。也许是这位小伙子回答得太圆滑了，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盘问；或许是他回答得太沉着冷静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宾厄姆都是要拘留他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夜需要进一步审问的嫌疑犯一共有七人。四名从事黑市交易的人被移交给德国警察。第二天凌晨，嫌疑犯在武装警卫人员的押送下乘卡车离去了。红头发的德国青年坐在车尾，当卡车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时，他突然纵身跳出车外，在公路上翻了一个筋斗后便消失了。警卫人员朝他开了三枪，但他逃脱了。宾厄姆明白他的预感是准确的，但他并不怎么担忧——这小伙子很可能只是一个三流的苏联特务。
代号为“B”的奥地利人
与宾厄姆共事的一些陷入困境的情报官员中，有一个代号为“B”的奥地利人，他是这场大混战的受害者。1942年6月，当托布鲁克市快要沦陷时，他面临抉择：要么他自己逃跑，要么把这个机会让给一个已经上了德国人“黑名单”的捷克情报官。结果他选择了后者，尽管他的未婚妻在奥地利正等着他，以后又有几次表现出他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由于意大利人断绝水源，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俘虏，快要渴死了，是他挡住了一支开赴前线的德国部队，让德军从自己的水壶里倒出了水让大家喝，而当时他不仅已筋疲力尽而且身患重病。还有“B”在战俘营里，充当英国人与德国人之间的联络官——因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并帮助组织越狱。当战败国宣布投降时，“B”和一名军士又被派往不伦瑞克的监狱，去解放那儿的政治犯。宾厄姆在日记中这样描写“B”：
“他慢慢地咧开嘴笑了起来，笑使得他那双棕色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他笑得那么舒心，配上永远翘在脑后的几撮头发，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刚孵出的画眉鸟”。但是当他回到维也纳，发现他的未婚妻在他被俘期间已另嫁他人时，他的笑容一定消失了。
英国人的弱点
1948年宾厄姆回到英国。马克斯韦尔·奈特请他回到原来的部门，于是他在反颠覆部又工作了二十年。他从未失去仁慈心，按照一个社会工作者的道德标准，善待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他仍然相信传统的手段，尽管军情五处越来越依赖于窃听器和电子设备，但宾厄姆不为所动。他曾经对他的妻子玛德琳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一名特工。窃听器无法告诉你谁同谁在睡觉，谁妒忌自己的上司，谁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以及谁在喝酒。”
（图片窃听器）
1952年宾厄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我的名字叫迈克尔·西布利》。接着他写了一些更为冷酷、可信、写实手法的间谍惊险小说，譬如《第6号谋杀计划》（1958），《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1960），《双重间谍》（1966）和《犹大》（1976）。在《双重间谍》一书的序言里他谈到：
当前在对我们情报机构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情报机构雇佣的是一帮杀气腾腾、能量极大，两面三刀的玩世不恭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民们养活的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软弱无能的流浪汉。可以认为这两种极端的思潮源于推断模糊、愚昧无知，可能还要加上政治或气质上的一厢情愿。
宾厄姆自己对军情五处的看法和小说中反映的一样，认为它是一个本质上根植于绝对忠诚的高效率服务机构。他认为情报收集是一项单调乏味极需耐心的工作，而俄国人首先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要把一名特务安插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得花二十年的话，俄国人是不会介意的。宾厄姆觉得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就是他们的强大所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缺乏爱国主义精神是英国的一大弱点。作为作家，他自己的原则是对存在着各种弱点的人性表示理解。他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就是背叛。一个信任自己丈夫的妻子有时极易遭到背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个情报官员。宾厄姆常常对他妻子说，俄国的叛逃者比西方多，但他们从不公开这些事件！宾厄姆永远也无法接受的是，约翰·勒卡雷小说中出现的双重标准和不断显现的背叛倾向。从《冷战谍魂》约翰·勒卡雷的成名作。问世以来，他就积极开展反对丑化英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但是，随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变节，以及后来菲尔比的叛逃，英国情报机构的形象无可挽回地受到了损害。
第07章马尔科姆·莫格里奇
马尔科姆·莫格里奇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三套公寓》《莫斯科的冬天》《画宫》《地狱之路》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蹉跎岁月录》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成功地劫获了一艘德国潜艇。
精彩旁白莫格里奇1903年出生于一个极普通的市民家庭。他17岁考入剑桥大学，在赛尔温分院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曾在埃及的一所英国学校当过教师。二战爆发后，他为军情六处工作，后被派往德国，负责监视德国潜艇的动向。他曾险些遭到敌国间谍的暗杀，曾成功地劫获一艘德国潜艇。五、险遭暗杀的间谍作家
（图片混乱的军队长官办公室，穿福尔摩斯衣着的军官与一个人对话的图片）
二次大伊始，英国秘密情报处里依然弥漫着约翰·巴肯所描述的那种奇特的氛围。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是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他们自命不凡地忙忙碌碌，为能在秘密行动中打破社交常规而天真地沾沾自喜。一名情报处新雇员彼克汉姆·斯威埃斯科特记得他曾被带到陆军部里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里面有一个衣着很像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军官在等他。“我无法告诉你那是怎样的一种工作，”这名军官说，“我只能说要是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不能害怕欺骗，也不能害怕谋杀。”
军情五处负责反间谍工作。秘密情报处（军情六外）负责间谍工作。1940年这些组织陷入了致命的互相竞争之中。
忠实的追随者
（图片田园风光）
耄耋之年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和他的妻子基蒂在东萨塞克斯的宁静偏僻的村庄里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不仅是一个城市作家，还是一个极有争议和影响的新闻人物。莫格里奇是一个直觉很强的人，有时候会突发奇想。那种永不停息的追求精神引导他进入了秘密世界。他的很多谍报工作有时候使他得意非凡，有时候使他心灰意懒，一度还曾逼得他差点自杀。
今天，老莫格里奇像以往一样诙谐机智。他那红润的慈祥面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滑稽之处。他就像一个以思考人生为乐的饱经忧患的潘趣先生英国成功的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的钩鼻，驼背的滑稽主角。。虽然他胸藏锦绣，但却决不吹嘘他的传奇生涯。他通过严格的自我检讨，反省自己过去的一言一行，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君子之风。
（图片潘趣或滑稽的木偶）
然而在基蒂眼里莫格里奇是一个锋芒华露的圣人，一个有着独特风格和辛辣的讽刺才华的淘气的“爬格子虫”，一个生活快到了尽头还不知停歇的流浪者。他喜爱从丰富的谈话中汲取养分。“马尔科姆和休（休·金斯米尔）过去每夜都要畅谈数小时。我真想朝他们扔一本书。”基蒂·莫格里奇这么说道。
莫格里奇生于1903年。他的祖父在潘奇承办丧事，在莫格里奇的父亲12岁的时候他抛弃了家庭。于是，莫格里奇的祖母不得不开一家旧家具店，勉强维持生计。
莫格里奇的父亲13岁辍学，在一家生产衬衫的公司里打杂。他毕生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他经过奋斗当上了公司秘书，漫长而艰难的奋斗却丝毫没有动摇他那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他常常在家乡克劳顿的萨里街集市的讲坛上发表演说，与商贩们展开辩论。演说内容主要是抨击旧秩序，宣扬社会主义新理论。他的听众不多，但他确实有几个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就有他的儿子马尔科姆。在莫格里奇的自传《蹉跎岁月录》第一卷《绿枝》（1972年出版）中，他写道：“我和父亲以及他的两个忠实听众一起旁若无人地大唱《红旗颂》，我那走调的声音就混杂在他们深沉的嗓音之中。”莫格里奇的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名市工党议员。莫格里奇一家戴上了红玫瑰花饰，替他的竞选演讲压场，热烈地为他助威。这种家庭助阵是有根源的。既然布尔什维克打算让俄国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一支强大的家庭军队则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家里，莫格里奇从克鲁泡特全的《回忆录》中第一次知道了俄国。虽然家里藏有《资本论》的普及本，但他和他的父亲谁都没去读它。他和他的兄弟们在当地小学读书，后入塞尔赫斯特文法学校。他的毕业成绩并不出众，但他还是考进了剑桥大学。十七岁那年入赛尔温分院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四年后他勉强通过了考试，但是他所修的科目化学、物理和动物学对他没什么影响，他以后再也没有对它们产生过兴趣。在剑桥大学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上层阶级的子弟。不久，他发现他们的文化教养与他自己格格不入。剑桥的生活令他十分厌倦，他把漫长的闲散时光消磨在薄雾迷濛的乡间散步之中。在他毕业那一年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他遇到了后来成为杰出的神甫、学者和神学家的埃里克·维德勒。他们的友谊一直绵延到今天。由于维德勒的缘故，他搬进了剑桥的礼拜堂（神甫的住所）。在大学生涯中，他第一次过上了快乐的日子，长期与友为伴使他获益匪浅。
埃及应聘
莫格里奇离开剑桥后去印度旅行。那块大陆上遭受贫困和英国统治而仍保持心灵安宁的印度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英国后，在伯明翰一所人满为患的学校里代授英语。1927年，他和伦纳德·道布斯的妹妹基蒂结了婚。他在剑桥搬出礼拜堂后是和伦纳德·道布斯共住一室的。基蒂成了他的终生伴侣。基蒂的姑妈碧丽斯·韦勃是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而基蒂的母亲则是一个波希米亚艺术家，来自于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的制陶工人家庭。道布斯夫人对女儿的婚事很高兴，但是她的丈夫却显得比较犹豫。莫格里奇既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又没有远大的前途，而且看不出有丝毫的转机。
莫格里奇通过丈人结识了享利爵士的儿子休·金斯米尔，他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作家、散文家。他和莫格里奇之间牢固的友情一直延续到金斯米尔去世。
莫格里奇婚后不久，他那心急如焚的岳父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