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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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情节很有趣。但是又说他自己的创作并非是为了“有趣”，因为他把间谍活动看作是生死搏斗，“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但是，亨特坦率地承认沃德系列与邦德系列相比，是一部失败之作：他认为弗莱明或其他任何小说家都不会把皮特·沃德系列当作一种威胁。皮特·沃德系列出版之际，正值邦德红得发紫的时候，读者似乎对美国式的邦德缺乏热情。亨特的书销路平平，他觉得原因在于1972年许多传播媒介对间谍活动颇为嫌恶：“那主要是那些传闻嘲弄贬低了中央情报局的缘故。”他认为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沾污了中央情报局的名声，使它声名狼藉。
亨特也觉得沃德并没有帮助提高中央情报局的形象，其中部分原因是间谍小说里诞生了非英雄人物。这时候美国国内对越南战争正争论得不可开交，反战说客们得到了英国和欧洲的大力支持。所以，任何一位不合时宜的作家都会遭到唾弃。
被出卖的人
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副局长卡拉梅辛斯与亨特的关系很好。在皮特·沃德系列小说写作过程中，他们只提出亨特构思的“非洲阴谋”中，有些细节泄露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而亨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亨特是在处理巴尔干事务时认识卡拉梅辛斯的，当时卡拉梅辛斯是驻雅典情报站站长，后来又调到维也纳。亨特应他公私掺半的紧急请求“做过不少神速的工作，配合他在中欧实施计划。”
水门事件后，赫尔姆斯立刻对“臭名昭著”的霍华德·亨特退避三舍。但在水门事件前，两人每月要在俱乐部共进一次午餐，关系非同一般。亨特说他们是心腹之交，赫尔姆斯不仅把自己的离婚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而且还秘密地向他透露，他有希望升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消息。”所以，在赫尔姆斯力图与水门事件划清界线之前，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非常可靠的好朋友，”亨特说道。
亨特个人显然很钦佩赫尔姆斯。他说赫尔姆斯是一位出色的情报局长。亨特积极贯彻赫尔姆斯的指示，效仿他的工作方式，几乎是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在1980年出版的《哈格雷夫的欺骗》中回忆道：
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干干净净的。他与中央情报局内那些以为熬夜苦干，桌上胡乱堆满待签的文件、文件夹、电文和备忘录就能获赏识的人在动机上——其实应该说在生活态度上——有着天壤之别。
亨特在华盛顿的几年里，总是遵守赫尔姆斯的工作制度。除非碰巧值夜班，否则5点钟一过他就下班。他说：“尽管我们总得随时待命，但我还是觉得完成了情报局一天的工作之后，该是回家把谍报问题抛诸脑后的时候了。”
他用笔名戴维·圣约翰总共出版了八本皮特·沃德平装本惊险小说。但是他的第一本书一出版，情报局图书馆馆长沃尔特·福兹海默就告诉他，国会图书馆在这本书的版权卡上说明了他的真名。所以，中央情报局决定为防止国会议员提出质疑，把亨特送到国外躲避一阵子。后来亨特辞去了中央情报局的职务，成为卡拉梅辛斯手下的合同制间谍。这次他的工作地点是在马德里，1965年亨特一家卖掉了房子，搭乘一艘西班牙班轮动身前往西班牙。
我想这其中的缘故是我的身份在无意中暴露了，中央情报局不愿意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授意我撰写沃德系列的。赫尔姆斯消息非常灵通，虽然我没发现自己惹过什么特别的麻烦，但我想赫尔姆斯可能获悉，国会中有人准备拿他大做文章，指责他在创作沃德系列小说中没有隐去这“CIA”三个字母即指中央情报局的缩写字母“CIA”。。
（图片白宫）
命中注定亨特在欧洲待不长。西班牙的工作尚未结束，他就申请调回华盛顿。因为他的儿子需要治疗，而在马德里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赫尔姆斯爽快地批准了，任命他为计划部西欧司秘密行动处处长。然而亨特上任后并不愉快，因为他的右翼思想与德国那些社会民主党人背道而驰。
为总统工作
亨特的长女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受了重伤，在医院住了三年，把家里的积蓄几乎全花光了。于是他便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另谋生路。在中央情报局就业服务处的协助之下，一家著名的华盛顿公共关系公司，聘用他为负责开拓业务的副总经理。但是这个公司最终被拍卖掉了。这时候，亨特和布朗大学的校友查尔斯·M·考尔森恢复了往日的友情。考尔森是美国总统顾问，他和白宫的关系特别密切。1968年秋，亨特渐渐看出考尔森参与了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活动。所以，他觉得应该向考尔森靠拢。
考尔森和亨特常常在一起共进午餐，他们发觉彼此不仅在密谋计划上兴趣相投，而且在政治观点上也是不谋而合。1971年6月，亨特在考尔森的帮助下出任白宫顾问，并接到指示组织一项旨在搞垮前政府雇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行动。埃尔斯伯格把有关美国插手东南亚事务的国防部文件，泄露给了《纽约时报》。亨特这一行动的目的就是扭转窘迫局面，保证尼克松竞选成功。托马斯·鲍尔斯在《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中央情报局》中写道：“多年前，心理战专家保尔·林伯格曾盛赞，亨特是中央情报局内两个拥有非凡的‘秘密情报战头脑’的人物之一。”总统助手约翰·D·埃利希曼在1971年7月7日见过亨特之后，马上批准了考尔森的计划，当天下午他找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E·库什曼将军，要求中央情报局给予协助。埃利希曼对他说：“亨特日后也许会寻求您的帮助。我想告诉您他实际上是在为总统工作。他和这里的人都是老相识了。您该明白他的自主权有多大。”
亨特自1971年7月开始为白宫效力起，不仅策划了埃尔斯伯格行动计划，而且参与了另一个利用查帕奎迪克丑闻1969年7月18日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出席了在查帕奎迪克岛上举行的一次宴会之后，开车送一位年轻美貌的女秘书回家时发生车祸，汽车从桥上冲入水中，女秘书溺水而死，肯尼迪却活了下来，致使舆论大哗。丑化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计划。后来为了彻底搞臭肯尼迪家族，又利用1963年南越总理吴庭艳被杀案大做文章，发动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舆论运动。
1971年夏秋时分，亨特要求中央情报局协助他进行所有这些活动。7月22日，他来到中央情报局造访库什曼将军，请求提供特殊设备，库什曼答应了他的要求。第二天，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处的一位军官，给亨特送来一台变声仪和一栋安全住宅的居民身份证。7月28日，亨特向考尔森建议，让中央情报局搞一份埃尔斯伯格的心理简况，因为华盛顿方面风闻他的心理不稳定。考尔森找到白宫助手戴维·R·杨。杨再找到指挥链中的下一个环节——中央情报局的霍华德·奥斯本。奥斯本则去找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勉强答应了亨特的要求。第一份关于埃尔斯伯格的心理简况内容过于含糊，埃利希曼和防泄案专家小组表示不满意，因此在1971年8月13日，赫尔姆斯亲自出马布置了这方面的任务。
宝石行动计划
亨特这时候雄心勃勃。8月18日，他请求中央情报局，把正在巴黎工作的他以前的秘书借给他用一下。两天后，他先要去了一架录音机和一些假的名片；接着要了一个“安全保险”的纽约电话号码（也就是一直有人接的电话）以及赛车执照和信用卡。8月25日他又要去一套伪造工具和给高顿·林迪的身份证。
亨特没完没了的要求终于使中央情报局的部门官员不安起来，他们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的担忧，最后，库什曼的行政助理卡尔·瓦格纳下令拒绝亨特的进一步要求；然后他向库什曼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应该对亨特无休止的要求加以限制，对国内秘密行动中的器材使用应该加以严格管理等问题，并对一个名叫林迪的不明身份的人印发证件表示不满。于是库什曼给埃利希曼打了电话，埃利希曼同意停止这一切活动。
8月份的一天，亨特夜盗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刘易斯·菲尔丁的洛杉矶诊所。在这次行动中他起用了一个名叫尤金尼奥·马丁尼兹的古巴人。这个古巴人参与过许多中央情报局组织的秘密行动，经验非常丰富。亨特原以为万无一失，结果马丁尼兹把这一切都说了出来。水门丑闻曝光之后，赫尔姆斯虽然疑窦丛生，但仍然坚持他的应变方针：“保持冷静，不要主动说什么，因为那只会连累我们。避开这件该死的事情。”在水门案件听证会上，亨特想起了埃里克·安勃勒的一部小说《戴尔切夫的审判》。他觉得其中有一段描写特别符合他当时的苦恼心情：“对他的审判决非过过堂，而是一个经过精心准备考虑周密的程序。他必须先被搞臭整垮，然后再被当作一个罪犯来处置。”
（图片水门饭店）
亨特对此作了如下说明：退休之后，一个与CIA保持着关系的公司雇佣了他。进公司数月之后，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W·考尔森找到了他，请他担任总统行政管理办公室的顾问。考尔森告诉他，白宫需要他那种情报工作出身的人。他当时就知道他的任命是经约翰·D·埃利希曼和H·R·霍德曼批准的，他们俩都是总统助理。亨特强调说，从他开始为白宫工作起，一直到1972年6月17日第二次潜入水门大楼，他参与的活动基本上和他在中央情报局所做的相同。他说，总统创立了由人称“管道工”的防泄密专家组成的特别调查组。这个组织专门执行总统认为传统的侦查机构不适宜承担的国家安全任务。他就是这个组织的一员，并以此身份参加过追查高级情报失密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管道工”潜入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刘易斯·菲尔丁的诊所。他承认那次潜入得到了约翰·埃利希曼的副手伊格尔·克洛的同意。他之所以认为必须进行那次潜入行动，是因为他相信埃尔斯伯格或他的同事，在向苏联提供机密情报。那次行动是由联邦调查局前特工G·高顿·林迪指挥，亨特协助的。
潜入菲尔丁诊所发生在1971年8月。及至11月，高顿·林迪告诉亨特，司法部长约翰·N·米歇尔提议制定规模宏大的间谍与反间谍计划，由林迪负责实施。于是，林迪和亨特一起编制了这个计划所需的预算。这个计划的代号为“宝石”。亨特认为，这个计划得到过前白宫助理杰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和总统顾问约翰·W·狄恩的批准。以后，他声称他还得知查尔斯·W·考尔森也同意此项计划。据亨特的法庭证词称，1972年4月林迪告诉他，他们将执行“宝石”计划里的一部分：“水门行动”。他还告诉亨特，他得到一个消息（亨特认为消息来源是一个政府机构），古巴政府向民主党竞选活动提供经费。为了查明真相，1972年5月27日，水门办公大楼里发生了一起潜入民主党全国竞选总统事件。6月份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起潜入事件。
13年的铁窗生涯
亨特最受欢迎的间谍小说是《柏林的终局》。他自己也认为那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但是这本书出得不是时候，正值水门事件曝光之初，所以反响十分强烈。对此亨特抱憾甚深。他觉得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第一次在间谍小说中刻画了“有权有势的间谍”，他们靠着显赫的社会地位，能够替国外势力左右国内事务。他是在情报生涯后期发现这一现象的，他在他的周围找到了许多那样的间谍。其中有些人就成了《柏林的终局》中的人物。这本书通过了中央情报局的审查，因为“那些掌权者当时显然认为揭露有权有势的间谍并没有什么不妥……而我自然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妥之事，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引起人们警惕的重要问题”。
亨特后来因水门事件被捕服刑，服刑期间警方不允许他写作，对此他感到忿忿不平。他指出每一个黑人激进分子都有打字机和打字材料，而他却连一本笔记本都得不到。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偷偷记了一本秘密日记，但在出狱后没能找到愿意出版它的出版商。在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的频繁转移之中，他一共度过了十三年漫长的铁窗生涯。更不幸的是听证会才开始，他的妻子就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了。她的遇难对他不啻是五雷轰顶。
（图片监狱）
亨特当真把水门事件写进了小说。在《哈格雷夫的欺骗》中，主人公用倒叙的手法回忆起他被认定蔑视国会的往事。亨特也有过一次非常相似的经历。
冯比洛谋杀案的启发
亨特说他和英国军情六处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工作关系，但觉得军情六处缺少一种目标感，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比较“保守”：
在真正制定策略战胜敌人之前，你首先必须知道谁是敌人。在西半球工作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体察到军情六处下达的命令只是搜罗经济情报，而非开展针对苏联目标的积极行动，甚至连反间谍行动也算不上。在英国情报站里经济情报至高无上。我想，鉴于大英帝国在迅速没落的时候失去了许许多多市场，因而这是可以理解的。
亨特认为在过去十年里，英国谍报机关大都专心致力于寻找间谍和叛徒，满足于往日的荣耀。
由于亨特在水门事件里声名太臭，而且他在自传里又详细描写了这一经历，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他只是写过一本自传的作家——这使他觉得特别难以忍受：
由于“水门事件”的原因，公众对于我的作家身份并不太认可。在某些公开场合，当采访者发现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时感到很惊奇。在他们眼里我就像一只偶然反复敲打着打字机，弄出了像《伊利亚特》那样有条有理的东西的猴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所有水门事件人物看作比查尔斯·曼森还要坏的坏蛋。所以，这是我与传播媒介难以沟通的关键所在。
亨特对中央情报局的“出卖行径”感到非常愤怒。赫尔姆斯口口声声说中央情报局特工是并肩战斗的，“但难免有朝一日身败名裂”。亨特不无痛苦地补充了一句。在他受审判刑时情报局根本没帮他什么忙。
亨特认为一个替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外国间谍也能做出优异成就，哪怕他的上级并不完全信任他。在谍报领域内，讨上司喜欢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最得情报局欢心的人实际上是最不称职的，他们把许多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社交活动和招待宾客上面。
后来亨特对一出奇妙的音乐剧发生兴趣。这出叫做《漂亮的人》的音乐剧取材于冯比洛审判案件。克劳斯·冯比洛被指控谋害他那美丽富有的妻子索妮未遂；但终获无罪开释。亨特正在据此创作一本书。亨特在1985年11月告诉美国演艺界杂志《海报》说：“冯比洛审判是一出典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沙翁戏剧里经常运用的一切因素。我采纳了其中的基本情节——暴发户，富有的妻子，野心勃勃的女仆，被抛弃的孩子——并适当地作了调整。有一些人物并不是漂亮的人，但是他们一生都梦想着成为漂亮的人。”他在写作中借鉴了心灵感应来“升华小说”。
1986年，亨特和他的续弦劳拉携六岁和二岁的两个孩子迁到墨西哥定居。他想寻求清静的写作生活。他下定决心回避恶名声：“我真不愿再上电视谈论各种间谍活动。我也不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