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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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在望。他们永远不会放弃波罗的海的三个岛屿。我们的外交活动不高明，所以我们必须改进外交手段。等到德国人拒绝我们的和平方案之后，我就可以去对我的士兵们说：‘你们看，他们不要和平。’那样士兵们就会士气高昂。他们愿为保卫祖国而战。”
　　克伦斯基告诉毛姆，协约国可以帮他建立一支人数少而装备精良的军队。然而，要是协约国的援助物资不在严冬降临之前运到，那他无法让现有的军队留在战壕里。一旦他做不到这一点，俄国也就不可能继续参战了。
　　三月份俄国的攻势中止了，因为协约国只运来一小部分枪支弹药，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克伦斯基自然需要稳定持久的军火供应。他对毛姆说，首先要让全球新闻界用更为同情的眼光来看待俄国的事件。在他看来，不公正的舆论实际上声援了布尔什维克。俄国恳求协约国给予同情和支持，并增加一点经济援助。
　　毛姆绕道返回英国，先取道挪威，然后在奥斯陆搭乘一艘英国驱逐舰，最后在苏格兰北部登陆。
　　（图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他疲惫不堪地抵达唐宁街10号。他对自己的口吃极为敏感，为此他在感到十分安全的时候用纸记下了克伦斯基的要求。首相劳埃德·乔治阅过毛姆笔录的报告后，神色黯然地说他实在无能为力，他不打算满足克伦斯基绝望的恳求，哪怕是折衷的方法都不愿考虑。毛姆沮丧地走回旅馆。越发感到失意和彷徨。正当他试图再作努力时，俄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1月7日，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他的使命的失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情报处认为派一个间谍带一点钱去就能阻止俄国革命的胜利，这真是天真得可爱！
　　美国银行家之死
　　虽然由于出师不利，毛姆心境欠佳，但他知道俄国之行给他提供了极丰富的写作素材。艾兴顿系列小说里的一篇《给林顿先生的衣服》就是一例，它取材于沃斯卡对1917年的一件真实事件的回忆：“我们这些欧罗巴旅馆里的外国人理解了俄国人的心情，之后便像当地人一样处之泰然。我们当中只有一人死亡，一个美国银行家，他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来磋商向克伦斯基政府贷款事项的。他不懂俄语，找了一个没落的俄国贵妇人做翻译。他达成贷款协议后高高兴兴回到旅馆。”沃斯卡说他不该给他泼冷水，“但我觉得那是我的责任”，所以他告诉他克伦斯基政府随时都会垮台。银行家犹豫了一阵，终于决定接受沃斯卡的建议，撤销了协议。他打算取回洗好的衣服之后便离开彼得格勒。他和他的翻译一起去了洗衣房。半小时后，沃斯卡听到街头枪声乍起，他没太注意，最后枪声终于平息了。不久，女翻译心急火燎地赶回来，告诉沃斯卡他们回来路上撞上零星巷战就失散了。她再也没找到银行家。
　　沃斯卡赶到出事地点——发现他死在路沟里，身下是一堆可怜巴巴的洗好的衣服。
　　毛姆的俄国之行比他的瑞士之行重要得多。在《哈林顿先生的衣服》里当艾兴顿启程时毛姆准确地描绘出了自己的心态：
　　（图片死去的绅士）
　　这是他接到的最重要的使命，他对使命赋予他的责任感很满意。没有人对他颐指气使，经费非常多（他贴身藏着的外汇数目如此之巨，使他一想起来便提心吊胆）。虽然他已经决心去做一件力所不能的事情，但他却不知道那是件什么事。他准备满怀信心地开始执行任务。
　　二下“谍海”
　　俄国的冬天果然加重了毛姆的肺病。他回家后发了烧，医生敦促他尽快去疗养。但是唐宁街催得更紧，召他出席一次紧急会议。怀斯曼也坐在与会的其他高级官员中间。毛姆把一份书面报告呈给官员们。当怀斯曼应邀宣读完报告后，毛姆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这一次是去罗马尼亚。在俄国退出战争后，英国情报处打算派一名特工去阻止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媾和之举。毛姆很奇怪他们对他竟如此信任，他受宠若惊，因为他依然认为俄国之行是一次惨重的失败。但是，他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他的健康状况和医生的意见，决策者们收回了成命，反而劝他去休养。毛姆离开他们时，被这种出乎意料的关怀深深感动了。
　　在自传性随笔集《总结》中，毛姆叙述了他是如何学会秘密接头、清除痕迹和把报告偷送出境的；谨慎而自豪地回顾了他的谍报活动。在回忆中，他觉得，对一切情况，乃至叛变出卖都可能习以为常。但是，战争对他来讲就像他所经历的大多数危险一样是虚假的。他留给读者的遗产便是艾兴顿系列小说。
　　二次大战期间，毛姆重新出山了，在英国情报处新处长威廉·斯蒂文森（代号“勇士”）的麾下效力。斯蒂文森在给泰德·摩根的信中指出毛姆曾是他的部下，但明确地表示毛姆并不特别有用：
　　说起萨默塞特·毛姆，他是我们在处理BSC（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档案材料时遇到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反纳粹战争中，许多志愿服役者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们是间谍机构成员，他们认为他们当间谍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报效国家。很少有人喜欢这一行。他们之所以干上这一行是因为别无选择。所以必须尊重他们的愿望。
　　斯蒂文森手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和熟人。他在自传《一个名叫“勇士”的人》中披露了那些人，后来指出他们并不在乎曝光。然而，毛姆更喜欢默默无闻。
　　戈培尔的预言
　　艾兴顿是第一个非英雄式的间谍。后来的非英雄式间谍人物形象有莱恩·德顿笔下的哈里·帕尔默和约翰·勒卡雷笔下的斯迈利。艾兴顿像毛姆一样为不快所困扰。他神经紧张，悲观厌世，四处游历，寻欢作乐：他嗜好享受佳肴、阅读、火车旅行和热水浴。在日内瓦，艾兴顿像毛姆那样担心自己被捕，但却在沐浴中得到了解脱。艾兴顿既不勇敢，也不成功，甚至不是情报处特别重要的角色。其实，他的生活就像毛姆那样平淡无奇。
　　艾兴顿的公务非常枯燥。他像毛姆那样定期召见手下的间谍，发放薪水。有时候他会雇佣一个新手。他收集情报，经核实后送往伦敦。每周他去一次法国边境，与同伴接头，接受命令。逢上赶集，他会去见一个卖黄油的女人，看看她是否有来自日内瓦湖对岸的消息。总而言之，他干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工作。
　　艾兴顿是一个文化人，对画展和看戏比对他不太在行的谍报活动更有兴趣。从《金小姐》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冷面上司R招收他当间谍的方式很像毛姆本人的经历：
　　他向艾兴顿提出了好些问题，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他具备进行特务活动的特殊素质。艾兴顿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而他的职业是极妙的掩护。他可以借口写作毫不引人注意地前往任何一个中立国家。讲到这里，R说：
　　“要知道，你必须去收集对你的工作有用处的材料。”
　　“我很乐意。”艾兴顿说。
　　艾兴顿喜欢打桥牌，尤其以品尝美味为乐。他还热衷于出那些孤陋寡闻的人——尤其是R的丑。
　　毛姆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冲突就很像短篇小说《大使阁下》中赫伯特·威瑟斯伯恩大使用刻板的礼仪和令北极熊也寒彻心肺的冷淡态度接待艾兴顿的情况。大使对艾兴顿说道：
　　“真是稀罕事。我接到指示，要用专用密码拍发你的电报，而且密码电报一到就得马上转交给你。我想密码你已经拿到手了。”
　　“我希望电报不会常有，阁下，”艾兴顿答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密码译来译去更讨厌的事了。”
　　赫伯特爵士沉吟了半晌。也许这不是他所期望得到的回答。
　　在《哈林顿先生的衣服》里，从艾兴顿身上也反映出毛姆和他那四名执行俄国使命的旅伴之间的关系：
　　他感到迷失在广袤的俄国，孤孤单单只影飘零……忽然有人敲门。艾兴顿高兴地用他学来的几个俄语单词嚷起来。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
　　“进来，进来，”他嚷道，“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走进来三个人。他认识他们。他们乘的也是从旧金山驶往横滨的那班轮船，但是根据指示他们不得在途中与艾兴顿联系。他们是因进行革命活动而长期流亡在美国的捷克人，他们被派来协助他完成使命。他们将替他联络上在俄国犹太人中有绝对权威的E教授。
　　毛姆和艾兴顿都很了解上司的麻木和虚伪。当艾兴顿奉命下令破坏一家奥地利兵工厂，因而导致屠戮大批无辜的人时，他反省道：
　　大人物们当然不愿和这种事发生任何瓜葛。尽管他们准备从闻所未闻的无名间谍的行动中捞取好处，但是他们却对肮脏的工作闭上眼睛，而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干净的双手放在心口上，庆幸自己从未做过任何不光彩的事情。
　　在《艾兴顿》1941年版的简介中，毛姆讲到二战中戈培尔曾在广播里预言：艾兴顿系列小说所描写的那种残酷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无疑是对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真实写照。毛姆成功地再现了早期英国情报机关里盛行的上流社会的价值观。《艾兴顿》对战后间谍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比《沙滩之谜》和理查德·汉内的爱国冒险活动都要大得多。埃里克·安勃勒，格雷厄姆·格林，约翰·勒卡雷和莱恩·德顿都塑造了困在一系列情报活动规则中的常常玩世不恭的中年主人公，可是在所有虚构的间谍小说中，艾兴顿的冒险生活最接近他的塑造者的真实经历。


第02章约翰·巴肯
　　约翰·巴肯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三十九级台阶》《大权在握的人》《绿色斗篷》《斯坦德法斯特先生》《三名人质》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三十九级台阶》
　　《绿色斗篷》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任军事情报部官员宣传局局长。
　　精彩旁白巴肯出生于1875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获得过斯坦厄普论文奖和纽约迪盖特奖。曾任米尔纳勋爵的私人秘书，被派往南非，任军事情报部官员，宣传局局长，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个富于超想象力，制造恐怖悬念的大师。
　　1905年英国陆军大臣R·B·霍尔丹实施的军队改革促使军事情报部门的成立。但是总参谋部为情报部门的归属问题却争论不休，争论的结果导致MI5（军情5处）的成立，它起先归属于陆军部，后来由外交部接管。MI6（军情6处）后来也以相同的方式成立。
　　闯荡南非
　　约翰·巴肯是个才智超群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可以读到他的特工生涯，生动的描述给情报机构抹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以致吸引了不少英美作家涉足谍海。
　　1875年巴肯出生于佩思的一个加尔文派教徒的家庭，是皮布尔斯郡布劳顿·格林地区的牧师约翰·巴肯的长子。他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布拉斯诺斯学院受过教育，在那儿他有过一段辉煌的学术生涯。1897年他获得斯坦厄普论文奖。1898年获得纽约迪盖特奖。1901年他取得律师资格，同年担任米尔纳勋爵的私人秘书，那时米尔纳勋爵是派往南非的高级专员。在这个岗位上巴肯卓有成效地干了两年。米尔纳勋爵对英帝国的使命有着坚定的信念，他在国外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如1890年至1892年在埃及任财政次官，1892年至1897年他在国内担任英国国内税收委员会主席，1901年布尔战争接近尾声的时期，他出任南非高级专员；同时他忙于招募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因为他计划改组南非德兰士瓦和奥林奇自由省。他对他的同事珀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说：
　　我需要年轻人……这会有一些风波的，对小伙子们，对牛津大学，对工作，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会有不少议论的……可与经验比起来我更看重智力和性格。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弄不到，不管你给他多优厚的待遇，都不能使他们为之心动，并放弃手头的工作……不！我将离开这儿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走的时候打算把大量工作托付给年轻人。
　　（图片非洲的丛林）
　　巴肯是由《泰晤士报》的利奥波德·埃默里正式推荐给米尔纳勋爵的，但那时他已小有名气，这位年轻人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结识了圣洛·斯特富奇（《观察家》编辑）和阿斯奎斯，他们对他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他在米尔纳勋爵的“幼稚园”内的工作因而得到了保证。一到了南非，巴肯就全身心地投入米尔纳的工作。1902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工作五花八门，如同杂乱的陆海军军需品。这星期我参加讨论了一项法律委托业务，起草了数份公司成立规划书，组织落实了难民营，建立了两个新殖民地，查了一支非正规军的账目。这是一种极好的训练，只是肩上的担子稍微重了点。当我能把许多工作移交给各部门去办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
　　不过巴肯觉得工作极富有刺激性，对他来说，这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完美结合。他长途跋涉，走进灌木丛林。当起航回国的一刻来到时他深感遗憾。
　　伦敦社交界的活跃人物
　　1907年7月，巴肯与苏珊·格罗夫纳喜结良缘。苏珊的父亲是伊伯里勋爵的儿子、威斯敏斯特公爵的表兄，也是惠灵顿公爵的外甥，所以他们有许多名声很大的朋友和亲威。婚后巴肯当上了T·A纳尔逊出版公司的编辑和文学顾问。该公司指望他能使出版业务有所改观。公司的业务人员缺乏当代文学修养，而巴肯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他又获得了主编《苏格兰评论报》的机会。他决心将这份报纸改为苏格兰《观察家》报。他开始吸收一些有名望的人为该报撰稿，其中包括R·B霍尔丹、伊莱尔·贝洛克和学者安德鲁·兰。他自己也定期写些社论。这段时间巴肯夫妇活跃在伦敦社交界，巴肯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苏珊常去伦敦经济学院听讲座，并在个体服务联合会工作。她还积极参加妇女运动，要求在宪法上规定妇女拥有选举权。尽管这些活动占据了她许多时间，但她还是坚持学习希腊语。为此巴肯写下这样两句诗：
　　济贫争权为选举，
　　驿车遗书希腊语一次她把随身带着的希腊语语法遗忘在车上。。
　　1908年他们的女儿艾丽斯出生，1911年他们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第二年巴肯成为苏格兰教会的长老。年轻的家庭过早地获得了英格兰长老会颁发的代表着权力的证书。他们与斯特雷奇夫妇和埃默里夫妇共进午餐，米尔纳和霍尔丹经常出席他们的家宴；他们也会见休·沃尔波尔和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著有《一个美国人》、《贵妇人的画像》等。，这两位作家抱怨巴肯的文学趣味——浪漫小说和惊险小说——品位不高，劝他重读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作品。
　　巴肯已写作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政治理论著作。1910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普雷斯特·约翰》。但他对当专业作家不感兴趣，他是这样解释他拒绝陪同沃波尔出席皇家文学基金会举办的宴会的：“我确实不愿出席这类闹宴。我喜欢和作家聊天，但这是在私下单独见面的时候。云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像牧师集会一样令我感到恶心。”1912年他出版了一部短篇集《不落的月亮》，作为一名作家，这部短篇集开始显露出他独特的想像力。但他仍无意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