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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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王安忆在小说里从不直接出示她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她的灵巧之手编织出来的一帧帧细节图景，她的温婉疏淡不动声色的语调，会导引你走向她认定的去处。在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她似乎是在讲述一个浙江乡镇小女孩眼里的世事人情，但最终，她是要为即将逝去的“乡土中国”及其相应的生存方式和伦理体系唱一首挽歌。在小说的结尾，秧宝宝随父母离开乡镇到大城市去，一声叹息在秧宝宝的身后悄然升起：“这镇子渐渐地抛在了身后……它是那么弯弯绕，一曲一折，一进一出，这儿一堆，那儿一簇。看起来毫无来由，其实是依着生活的需要，一点一点增减，改建，加固。……它忠诚而务实地循着劳动、生计的准则，利用着每一点先天的地理资源。……你要是走出来，离远了看，便会发现惊人的合理，就是由这合理，达到了谐和平衡的美。也是由这合理，体现了对生活和人，深刻的了解。这小镇子真的很了不得，它与居住其中的人，彼此相知，痛痒关乎。……可它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十月》2002年第1期，第224页）可以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的忧思。在王安忆的叙述中，这个江南小镇的居民为了获取利益而经商，而投身到内地大都市或者国外去，逃离和背叛了他们的乡土中国，他们的人伦亲情。一种及其“合理”、“谐和”、“平衡”的文明，就这样被逐利的世道人心吞没了，这是王安忆的含蓄的哀伤。
这种文明的哀伤，从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借用王安忆文本中的话——“你要是走出来，离远了看”——是可以成立的，正如公子王孙在烈日当头之时感叹“农家乐”是可以成立的一样。但是，如果你“走进去”呢？如果你就是这片乡土上的一个辛劳而无收益的“农家”本身呢？如果你一年的艰辛还不够交税，更不能给爱子以求学和成人的未来，自己的晚景也无法保障呢？你还能哀婉人们对乡土的逃离和对这种文明的背叛吗？还能赞叹这种文明的“谐和平衡的美”吗？那些生长在乡土上的人，他们为什么远离了故乡？他们为什么孜孜于对财富的追逐？他们心灵的荒芜起因于何？他们承受着历史和现实强行加诸他们身上的多少重负与困境？他们在重重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需要犯和被犯多少罪孽，需要忍受良知与情感的多少创伤？……这些疑问，或许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我们没能在王安忆俯瞰式的叙述中找到她对此种精神命题的思考。在她的叙述与真实生存的人们之间，有着一层牢不可破的隔膜。
因此，如果说赫尔曼·黑塞式的写作是致力于寻找东西融合的路径，致力于探求人类精神“共同的公分母”，那么可以说，王安忆式的写作则致力于建构一种因“特异”和“不可通约”而被观看、而重要的文化，致力于制作各种固态的文化标本。黑塞式的写作是过于艰难了：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年代里，他以人道和自由为底线的寻求人类文化之新可能性的探索，实在是危难丛生的精神冒险。但是，王安忆式的写作又是过于容易了：在这个以实用功利主义和蒙昧主义为价值导引的权力－市场化社会，在这个人道和自由的底线渐趋模糊的时代，一个被经典化的作家作为沉默而模糊的一分子，为这个社会贡献出与它的时尚趣味相一致的精神产品，毕竟是没有任何“风险”可言的——它既不必激发自身的不安，也不必激发他人的活力，一切是如此平静而安全。
当然不能说，作家必须要成为“冒险家”或曰“捣蛋鬼”，但是，一个对自身的创造力和文明的更新力抱有责任感的作家，却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是某个僵死秩序的“害群之马”（米兰·昆德拉语）。他（她）会以自身的才华、智慧与道德的勇气，剔下陈腐文化秩序上的沉渣朽肉，在仍有活力的传统之躯上，生长自己健壮的骨血与肌体。挑战外部的与自我的边界与局限，这是写作的最具魅力的冒险。
“作者意志”徐友渔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问题
□徐友渔
中国目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搞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我们目睹了它的巨大成就和发展，也体会了不少艰辛和感到种种疑虑，人们的心理现在是期望与失落并存。我们不由自主地卷进了社会转型的历史潮流，我们得到了许多，失去的也不少。现实和我们当初期望的很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是矛盾的，各种价值难分难解、多元共存的局面。
国内和国外许多人一直关注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问题，大家看到，一方面是不少有钱有势的人大搞腐败，以权谋私，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下岗工人生活艰难，农家子弟无力上学，许许多多的人缺医少药。还有一个同样也很重要、也很普遍的问题，谈论的人要少得多，但它涉及到人的生活的根本价值问题，这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关系。关注思想文化的人敏感到这个时期精神文化方面的空虚和低落，比如一种显著的现象是：人们对物质的重视超过了精神，对美的追求远远小于对金钱的向往，人们丧失了审美情趣，失去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和耐心。本文现 在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把问题表述为有关审美情趣和阅读文学作品，是因为这样感觉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从文学、艺术界以及人文知识界发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个问题不但中国有，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它不是现在才出现，而是自从工业化以来就纠缠和苦恼着人类。这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问题，它的核心是：物质条件的变化引起精神文化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引起价值的变化。
可以借作家王安忆的说法来切入现在的话题，她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时代。它的特征是外部的东西太多了。物质东西太多，人都缺乏内心生活。我甚至很怀念文化大革命我们青春的时代。那时物质真是非常匮乏，什么都没有。但那时候我们的内心都非常丰富。我想我们都是在那种内心要求里开始学习文学。在今天的社会里，我觉得年轻人都非常性急，性急地想从阅读里得到快感，性急得没有一点耐性说我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慢慢读、慢慢地去得到这种乐趣。他们要快速地得到乐趣。在这种状况下，读小说变成一种奢侈的东西了，成了一种奢侈的娱乐。”她认为，人生中有些重要的东西、精神方面的东西，是花钱买不来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远离了这些内在的、精神性的东西，她说：“我比较幸运，生长的时代是比较匮乏的时代。我们好像得到一种训练，一种精神生活的训练。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这种训练，我看到今天周遭的孩子，他们娱乐消遣，全都是和消费有关的：去唱歌、去吃饭、去旅行，都要花大笔大笔的钱，好像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什么都不要借助，我一个人就可以使自己快乐的。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这种训练，所以他们不会。你跟他说，你可以看书、思考、找一个地方一个人坐在那儿、不要跟别人聊天，他们不会。这种训练往往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得到的。这真是个奇怪的时代。”王安忆认为，我们现在经济倒是发展了，但也许反而把安身立命的东西丢掉了。她说：“大陆的发展是破坏性很大的，代价很大。这种发展底下成长的年轻人，他们缺的课太多太多了。而且他们是一种从根本上的缺，要是在表面上缺一样东西可以补上。他们缺的是一种吸收能力，是缺少根子上的东西。我挺为他们担心的。”
不知道读者听了王安忆的这些话，引起的是共鸣，还是反感，认为她所说的是有洞察力的肺腑之言，还是自鸣清高的惊世骇俗之论？我想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先对她的说法作一点辨析。
首先，应该知道，王安忆感觉到的问题，不仅是发生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特殊问题，而且是时代性、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外界和得到更多物质利益的力量就大大增强。人们越来越忙碌，越来越想抓住过好日子的机会，越来越离开自己的内心生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亲戚相聚，朋友见面，如果没有唱卡拉OK的节目，没有用看电视来打发时间，往往会觉得有没话找话的困难。我去年游览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和莫扎特的家乡萨尔茨堡，看见在歌剧院、音乐厅前，有不少身穿华丽古装的人在推销歌剧和音乐会票，但很难卖出去，不论本地人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行色匆匆，对高雅艺术缺乏兴趣。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人们要去酒吧、渡假村和旅游地，而古罗马哲学家兼皇帝安东尼在《沉思录》中说：“人们常常喜欢去海滨、山麓或人迹罕至的地方修养。然而这只是一种庸俗的想法，因为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本来就有能力退隐到你的心灵中去。一个人心灵中如果思想宁静、心境和谐，便是世界上最幽静的地方。”确实，以教养和风雅为荣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以沉湎于内心生活，追求内心生活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应该看到，文学、艺术活动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的精神追求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得到满足，比如，看画展、听讲演、看电影、上网聊天等等，审美情趣不仅仅表现为阅读小说，我们可以理解作家和文艺刊物编辑因为小说、杂志卖不出去的苦衷，但我们不能同意他们单纯以是否阅读小说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教养和情趣的标准。在封闭和文化禁锢的年代，人们什么也不能干，剩下的只有看小说，要把这单纯地说成是好事，或者主要地是好事，恐怕不合情理。其实，能读到好小说的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因为读禁书遭罚甚至受难的人也不在少数。
第三，应该了解中国教育、升学制度的特殊性，现在的升学制度被人们叫做“新科举制”，这个制度对个人艺术修养和精神文化追求往往起到抑制作用。中国学生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处于更残忍的竞争和更无情的升学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把本来应该用来阅读小说和从事各种修身养性的时间用在完成大量的作业、练习，应付一个接一个的考试上面，用在考TOFLE和GRE上面。这不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问题。
尽管可以对王安忆命题作一些限定，但我觉得总的来说她的看法成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状况和欧洲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有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比如金钱至上的倾向，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爱好、情趣的低下，精神面貌、语言的粗鄙化；追逐时髦和流行式样。我近年来在欧洲、美国等一些国家任教、作学术访问或者旅游，我认真地观察、比较过，我认为，我国的年轻人读小说的爱好确实不如欧美青年，他们的课余爱好、职业考虑、上大学的专业选择等等，功利色彩要强得多。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遇到很多中国学生，和他们交谈过，他们的专业选择和今后的职业考虑基本上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国际”，一个是“贸易”或“经济”。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学文学或者哲学的学生。
大约在8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他归国后写了一本书，题目叫《中国问题》，他在书中说：“我本想前往中国教学，但日子久了之后发现我可以教他们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们教我的却越来越多……重视智慧或者美、或者重视人生快乐的人，肯定会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比喧嚣的西方更富有。我希望我能够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我觉得，罗素的这番话不免有西方人盲目崇拜所谓“神秘的东方”，因而发出过分谀美之词的嫌疑，但他景仰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还是有相当道理的。但现在呢，中国许多人的追求可以用一篇小说的标题来表达，这就是朱文的“我爱美圆”。
现在，我想就王安忆提出的观点，谈谈我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精神文化问题的看法。我觉得，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揭示种种精神文化方面的低下行为和现象，抨击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哀叹人性的枯萎与丧失，尽管比随波逐流，一味迁就现实、迎合现实要高尚许多，但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古往今来，在时代动荡、社会变迁时，总有人出来为“人心不古、世道淋漓”敲警钟，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证明，现代化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使人在精神文化方面失去一些优雅、细腻、敏感东西，另一方面在实际上解放了人，使多数人挣脱了贫穷、落后、人身依附的羁绊，代表了不可抗拒的进步。因此，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不仅使人不安和忧虑，而且使人看到希望，产生期待。准确地说，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使人产生困惑，感到两难，使人在作价值判断和取舍时不知偏重哪一端才好。我的观点是，我们看问题不仅要从文学方面看，而且要从社会和历史方面看。
首先，我必须说，我不赞成王安忆的这个说法：文化大革命时虽然物质匮乏，但那时人们内心的东西、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因为非常特殊的原因，她有很多文学作品可读，这甚至成就了她的作家生涯。客观地说，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文革十年动荡，我看了大量的小说，还自学了一些自然科学、英语、德语，等等，文革结束恢复正常秩序之后，少数一直没有丢书本的人就容易得到机会，脱颖而出。我甚至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青年学生中存在一个“地下读书”和“地下写作”活动，以致于形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但是，文化大革命不但造成了生产、物质方面的大破坏，而且是一场对文化本身的革命和破坏。我们知道，文革期间，中国8亿人只能看8个所谓的“样板戏”，一切中外名著，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一概被说成是“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些所谓“坏书”被禁止阅读，读书是很危险的。我自己经历过看古典小说被没收，想买马克思的原著差点被抓的经历。我认为，说现在是物质丰富精神匮乏，以前是物质匮乏精神丰富，是偏颇之言。
另外，我还想深入地分析一下有些文学家坚信不疑的说法：民族的苦难会诞生优秀的作品，国家不幸诗歌幸。王安忆的今昔对比，和以上说法有关系。有人把沙俄时代的残暴专制与普希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