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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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还想深入地分析一下有些文学家坚信不疑的说法：民族的苦难会诞生优秀的作品，国家不幸诗歌幸。王安忆的今昔对比，和以上说法有关系。有人把沙俄时代的残暴专制与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伟大文学成就作对比，力图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艺创作起负面作用，似乎匮乏甚至苦难的生活也有某种可取之处，甚至是精神发展、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苦难与文学繁荣昌盛或衰落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时代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物质繁荣和文学、文化的昌盛是同时并进的。文革的匮乏与苦难并没有使中国产生不朽的文学作品。
作为王安忆的同龄人，我有与她相同的自豪。在文革全国武斗期间，在下乡劳动的艰苦日子中，我们精神上的追求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非常强烈。我记得，当时为了借阅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可以走三四十里的山路。为了反复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我把《西方名著提要》和《分析的时代》几乎整本抄写下来。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文革中，在整个改革开放以前，和现在相比，全民族或者年轻的一代人中，文学欣赏水平和文化教养，现在比过去要高得多。说到底，促使王安忆发出感慨的强烈对比是；以前在几乎没有条件，甚至危险的情况下，还有极少数人顽强地追求，而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文学名著几乎应有尽有，伸手可及，但许许多多的人却无所追求。但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并不是今不如昔，条件的巨大差别无论如何不可回避和忽视。如果说，现在许多人沉溺享乐是人性和环境的自然产物，那么有不少人能欣赏文学名著也是自然的。
如果承认，从某种角度看，在社会转型期确实有精神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张，为了拯救某些人的审美情趣，我们需要放慢经济建设的速度，减缓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呢？我认为绝对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从前现代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根本特点，是人与人的关系从身份制变为契约制，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为自己的前途进行设计和选择。前现代化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特征是，人们受天生的、不由自己选择的东西束缚。比如你是农民，就天生比城里人矮一截。你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劳动保护和医疗卫生福利。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城市生活必需的粮食、副食品、布料等等，都是凭票供应，根本没有农民的份。农民想进城，没有生产队开证明就寸步难行：旅馆不让住，即使你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一查户口就说你非法，马上滚蛋。在这个方面，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就可以像一个小皇帝，控制了你的行动自由。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根据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入团、入党、就业、参军、升学各个方面受到歧视，自己的努力不算数，也就是说，你学习再好，工作表现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你的班主任或上司有人情味、通情达理，你还有一点希望，如果你碰到“坚持原则”的人，那么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所以说，你的前途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而不是由你的才能和努力决定的。在那样的岁月，我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爸爸？”现在，身份对人的束缚正在开始解脱，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吃饭，只要钱，不要粮票。如果你得罪了上级，你可以调离或跳槽，就像古人说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至于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挨整、受气。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身份制时代，可以产生灿烂的文化。比如古希腊是奴隶制，但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清代，产生了《红楼梦》这样的不朽著作。在身份制之下，以千百万人的不幸，供养了少数养尊处优的人，其中极少数有教养、有天分的人创造出一些传世之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承认，以契约制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取代前现代的身份制社会，是不可抗拒的、巨大的历史进步。现在在中国，有数千万的农民利用尚不充分的自由流动机会，到城市打工谋生。也许，有人会说，目前城市里的农民工阅读的刊物比较低俗，没有美学价值，他们为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潮流痛心疾首。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标准是自由，农民自由流动机会的增加，是每个关心人民群众的人——尤其是作家——应该欢欣鼓舞的事，我们不能强迫农民束缚于土地，同样，他们爱看什么小说，也是他们的自由。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繁荣，是在所有的人获得自由选择权，获得基本的温饱之后。等级制、身份制之下的精神文化活动，是不健全，不合理的。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历史的难题；审美情趣的失落和广大人民群众自由选择机会的增加，何者更为重要？历史让人为难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使各种价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历史在进程中让人得到久已期盼的东西，同时又让人失去难以割舍的东西。从文学家的角度看，审美情趣的失落意味着人性中某些根本的、宝贵的东西失去了，所以王安忆才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他们缺少根子上的东西。”而从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提高，物质福利的增加，选择机会的增加，是更重要的判别标准。在我看来，如果两种价值确实不可兼得，那么应该采纳第二种标准。其理由是，后一种标准和更根本的价值标准一致，这就是：社会公正，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选择和发展机会。而且，普遍福利的增长可以为审美情趣的增生创造条件，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少数人的精神价值是可以与等级制、奴隶制相容的。我们可以用文学语言说，产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代是黄金时代，但很少有人愿意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因为那时的自由人只占很小的比例。谁也没有理由和把握说，他在那样的社会里一定是贵族或精英。据说英国人曾经说过：“我们宁愿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也不在乎是否拥有印度。”我觉得这话很虚伪，如果是真话，也是文人说的。艺术家首先必须是公民，然后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而对于公民来说，平等的机会和自由的发展是基本价值。
我的主张可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如果大多数人的经济、物质利益与少数人的精神利益矛盾，我认为价值的取舍应该在多数一边。这么理解不准确，多数和少数值得考虑，但质量和数量孰轻孰重，是需要认真掂量的。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谈到自由，我们会面对十分复杂、深刻的问题。比如有一种哲学自由观，黑格尔把它表达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由此可以派生出一种美学上的自由观：人的本质是自由，人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就是获得了自由，这就要求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即人性完美的人，而人性的最高境界是审美情趣。当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比如阿多尔诺（T。 W。 Adorno）、马尔库塞（H。 Marcuse），都把审美视为人性的最高境界和自由的最终标准。按他们这种标准，一个人就算衣食无忧，如果他的趣味比较低级，被流行的、时髦的东西左右，比如他不会听古典音乐、看不懂高雅的绘画，只对肥皂剧和广告感兴趣，那么这个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本质——即审美能力——在商业社会中被遮蔽了，或者说丧失了，他自以为他的爱好是出于他自己，但实际上是被商业和利润法则支配，被广告设计人员牵着鼻子走。
上面这种自由观受到了另一些哲学家的批评。罗素挖苦黑格尔说，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从常识和直观上断定他是不自由的，在黑格尔看来，但如果他是哲学家，通古今之变，那么他非常自由，因为他认识了必然性。显然，我们不能把常识意义、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和哲学上的自由混为一谈。我想进一步说，哲学上的自由定义对于自由来说是一个坏定义。
对上述自由观作出更深刻分析和批判的人是另一位英国籍哲学家依撒亚·伯林（Isaiah Berlin）。他指出，关于自由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即不受压制和束缚，没有外力强迫的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即人能够自我实现，即有做到什么的能力。与历史上许多认为消极自由太基本，积极自由更有价值的人相反，伯林主张消极自由。他的理由是，积极自由可能孕育一种危险，即有人对人性更有洞察力，他比你本人更清楚你的自我是什么，你的真正的需要、本质的目的是什么。群众可能受蒙蔽，随波逐流，而某些先知先觉可以替你规划，告诉你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很容易看到，某些领袖人物，某些艺术家往往自命为这样的先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规划芸芸众生的生活。伯林说，20世纪的许多人类悲剧，都与这种积极自由的概念有关。
当王安忆说：“我现在特别担心大陆上的年轻人。他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很危险，他们自己并不意识到这种危险……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他们生活在强烈的暗示底下，他们以为他们有选择，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非常无聊，完全没有内心的一个人的生活。”这一方面表明她在社会转型期和商业大潮中有一种清醒，坚持自我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握不好界限和分寸，就容易滑向积极自由的概念，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清楚他们的本性和需要，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可以替别人作人生和生活方面的规划。
我针对王安忆发表了这么多议论，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把她的观点当成靶子来批判。我重视她的这篇谈话，它引起我深深的共鸣。刚读到它时，我觉得不但我的感觉和她一样，连表达都一样。但经过思索之后，我发现转型期的精神文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面临的不是单纯的精神上的堕落，而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两难局面。事实上，我和王安忆一样感到担忧和悲观。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有人认为，只要经济基础的转型顺利完成，上层建筑方面、精神方面的问题也会随之而解决。我认为事情决没有怎么简单，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对此作单向的、简单的理解，我们就会对转型期的许多重大问题视而不见，迷信什么事情都可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迎刃而解。
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世界上已经和正要实现的现代化有不同的模式，有宪政民主的、法治的、公平正义的现代化，也有威权主义的、家族式的、黑金政治的、任人巧取豪夺的现代化。有讲究诚信、提倡美德的现代化，也有人欲横流、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的现代化。我们随时都要作选择，不然，最后算总帐就晚了。我们的问题并不简单，不是只要好的东西，不要有害的东西就能行。我们的难题是必须在各种难于兼顾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和保持平衡，确定优先顺序。我坚信，中国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不应该，也不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审美维度，我同时坚持，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机会和平等发展权利，是最根本的价值标准。
“作者意志”苍狼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致王安忆君的一封公开信
□苍 狼
尊敬的王安忆君：
我是您的一名读者，先给您拜个晚年。
2003年的春节前后，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是读着您的书守岁的，一直延续到正月初八，我才终于读完了《长恨歌》，但尚有您的早期作品《本次列车终点》、《富萍》、《妹头》等三篇未读。您的作品量真大，不愧为“中国当代第一才女”；以至于我原计划在春节前后读完的几部名著：雨果的《九三年》、托马斯·曼的《魔山》、赫尔曼·海塞的《荒原狼》、大江健三郎的《个人的体验》以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书被迫搁浅。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的海洋却是无尽的。作为一名读者，想到尚有那么多的名著未读，心里总是沉甸甸的，以至于常常失眠。作为一名作者，想到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名著，就经常拿不起笔，因恐慌而不敢动手，世界上不缺我这一本书，又何必去制造文字垃圾，无端占用别人的宝贵生命呢？
王安忆君，您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人物，著作颇丰，影响甚大。但是，费了这么大的工夫读完您的作品后，心里非常酸楚，非常 懊恼，简直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被陈思和王晓明们称誉的“准大师级作家”竟是这般模样，本不打算写批评文章，一来怕得罪您和您的“追星族”（包括我的师友钱理群教授、葛红兵教授、章德宁社长、刘庆邦先生及何玉茹女士），二来怕和那些编撰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名流学者们发生大面积“流血冲突”。而我乃一介书生，如何敌得过他们？但是，我内心的良知告诉我，您的艺术已得了“不治之症”，而且具有弥漫性。我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充当那个《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告诉您问题所在。其实，心有灵犀一点通，伟大和愚蠢只一步之遥，就仿佛某单位改革一样，如果老者都退，高龄一把手也退，那高龄一把手就成了真正的改革家；如果老者都退，就高龄一把手一个人始终不退，那高龄一把手就变成了很滑稽。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则关于美国歌唱家的笑话。他唱的第一支咏叹调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听众喊道：“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又唱了一遍。可是听众还要求他再唱一遍。接着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地问观众道：“这支咏叹调我还得唱几遍呀？”人们回答：“到你唱准了为止。”王安忆君，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总觉得您还没有唱准，所以还要继续唱下去。这既是一名普通写作者对您的严格要求，也是广大读者对您的殷切希望。
王安忆君，您要努力啊！
一 肤浅中的深刻
——王安忆早期作品分析
王安忆的处女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于1979年发表于《少年文艺》第四期，说实在的起点并不高，大约相当于中学生作文的水平，无论是语言还是人物都非常平庸，还谈不上小说。但是，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能写出季小苏、张莎莎和李铁锚这样的人物，而且有一定情节和心理描写，实属不易。
王安忆的成名作《雨，沙沙沙》于1980年发表于《北京文艺》第六期，故事写了一个向往美好爱情的姑娘雯雯对爱情和美梦的渴望，并在一个小雨沙沙的夜晚遇着了一个神秘而可靠的小伙子。情节非常简单，也不具备优秀小说的要素。但是在冰雪初消的中国大地能够唱出邓丽君的歌，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