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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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互相都很知道彼此的需要，便都往对方最敏感最软弱的地方袭击。似乎，相互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彼此又是一副死而无悔的坦然神色。
他们越来越来失去控制，已经没有理性，如同挑逗情欲似的，互相挑衅生事，身体和身体交织在一起，剧烈地磨擦着，犹如狂热的爱抚。他们都恨死了对方，没有任何道理的，想起对方，气都粗了。他们真恨啊！简直恨之入骨。因为找不出理由，就越恨越烈了。当他们撕扯着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常常忘记了他们的所在，忘记了四下里围观的人群。最后她怀孕了，虽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但她不承认是他的孩子，自己独自带着孩子含辛茹苦地活着……
从技巧上看，王安忆绝对是炉火纯青。但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不能感动人和震撼人呢？问题出在哪里呢？绝对是技巧之外。技巧算什么？技巧越高超，谎言掩盖得越深，离生活的真实越远，离文学的精神越远。
一部好作品的意义永远在版本之外，对技巧和形式的研究无法洞察其真正的价值，构成作品高贵品质的一切，是主人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美妙的光泽。正如尼采所说，为艺术而艺术意味着：“‘让道德见鬼去吧！’不用多久就产生一个后果，道德滑坡和人性趋恶，最后艺术就成了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蛔虫。如果对艺术削弱价值评说，艺术就会成为雕虫小技和细枝末节”（引自尼采著《偶像的黄昏》一书P70—7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周国平译）。艺术的意义是生命的热望和兴奋剂，如果单纯歌颂欲望，会放出仇恨、厌世和邪魔的眼光，使人误入歧途。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一个表达的天才，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或巨大的不幸和种种令人恐惧的问题，要有战胜的勇气和情感的自由。在悲剧面前，我们灵魂里的战士庆祝他的狂欢节；艺术是苦难者的救星，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对此，高尔基通过一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宣告说：“上帝派人到这个地球上来，为的是叫人做善行并且以欣悦的心情去珍爱生活；可是艺术家们把那种生活弄成了什么样子？”（引自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满涛、辛未艾译）为什么非要把男女主人公的身材和头脑故意颠倒？为什么练功时偏要穿肉色的训练服？黑暗放出的是魔鬼，光明才能滋养美与善的使者。具有兽性的人才把女人视作玩物，男人天生的能力是对女性的爱和美的欣赏，那时灵魂才能放出人性的光芒。因此，当一般人盛赞高尔基使他的人物发挥高贵品质时，托尔斯泰耸耸肩，淡然地说：“我在高尔基之前早就知道乞丐也有灵魂，否则就是伪艺术品。”（引自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满涛、辛未艾译）此外，《小城之恋》中所谓的幽默也是人为的幽默，是伪幽默，是作者故意而为之，反差的目的是为了制造魔鬼。真正的幽默是生活本身的荒诞，没有半点虚构的痕迹。契诃夫就是一位天才的幽默大师，《在理发店里》他写道：亚果夫朵跑到追求他女儿的玛卡尔的小理发店去揩油理发。当玛卡尔把亚果夫朵的头发光光地剪完半边后，发现做女婿无望，于是心碎，无心再剪另外半边，决定明天再剪。次日，玛卡尔一本正经，坚持给钱才剪，可是亚果夫朵不愿意用血汗钱去理发，拒绝付钱——结果在女儿结婚那天，他只好半边长发半边光头去跳舞。契诃夫的作品中，毫不客气地嘲笑人们，剥掉人之假面具，再后来则化为悲恸、容忍与怜悯。就仿佛一位伟大的智者，从那些呆闷无聊的人们身旁经过时，瞧瞧他们满含沮丧和忧郁的苦笑，以温和而含意良深的责备口吻，悦耳且诚恳的声音说：“先生女士们，你们的生活过得很糟！”（引自《契诃夫幽默作品集》一书，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王健夫、路工译）
把王安忆的“欲望化写作”推向极致的另一部作品，是她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我爱比尔》成稿于1995年9月，其时中国最火的作家是王朔、贾平凹和余秋雨。中国文坛进入市场化时代，王安忆赶上了这趟文化高潮的早班车。“《我爱比尔》的女主人公阿三，是一名学美术的大学生，身材苗条，很中国、很典雅。在一次画展中阿三认识了英俊潇洒的美国驻沪领馆的文化官员比尔，两人初次印象都非常良好。比尔爱中国，中国饭菜、中国京剧、中国人的脸，阿三则爱美国式的酒店、酒吧和文化。刚接触一两回，比尔就吻了阿三，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神秘和阿三嘴唇的神秘，感受到温柔的冲击。几天后，阿三回到学校后，审视了一番自己的身体，信心大增，决定以充满中国文化的肉体去迷倒洋鬼子，于是画了一幅画，画上是没有面目的女孩，头发遮住了脸，阴部却盛开了一朵粉红的大花，取名为‘阿三的梦境’，并把比尔叫到宿舍，向他展览杰作。比尔说，我理解这画是关于性，那么，你对性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对性的态度不是这个样子。紧接着，阿三为了证明中国人的性观念，向他用身体和睡袍来展示，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人战胜了美国人，比尔同她上床了。阿三的身子糅进了比尔的身子，演绎了一场异国春宫图。此后，阿三为了撩拨比尔，就千方百计营造气氛，花样百出，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弥补身体发育迟缓的不足。他们做爱的地点也神出鬼没，学生宿舍、宾馆、浴室、棉被底下，不久，阿三自己租了房子，退学了也在所不惜，继续迷醉洋鬼子，继续与比尔乱搞。这使比尔也大感惊讶，他说，虽然你的样子是完全的中国女孩，可你的精神却更接近于我们西方人。阿三神秘地回答：中国人重视的是‘道’，西方人则将‘人’放在了首位。阿三就用《秋江》这出戏为例，讲解中国的‘道’和小尼姑如何思凡，下山投奔民间。比尔听得出神，然后赞叹道，这故事好像发生在西方。阿三就嗤之以鼻：好东西都在西方！此后，比尔开始真正喜欢阿三了，在感恩节，在酒店，同比尔嬉戏着，宛如置身于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撒着佐罗式的娇，做出卡门的姿势，进行击剑和斗牛。为了进一步光大中国文化和迷醉比尔，阿三就在怀旧上大做文章。她给自己买了一件男式的缎子晨衣，裹在身上，比尔手伸进晨衣，说，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他们在柔滑的缎子里做爱，时间倒流一百年似的。她用咖啡壶煮着小磨咖啡，用老式唱机滋滋啦啦地放着老调子。美国人最经不起历史的诱惑，半世纪前的那点情调就足够迷倒他们了。很快，比尔回国，这场游戏终于结束，阿三用无聊和寂寞打发着时光，到酒店点蜡烛听老爵士乐会朋友，或在家里洗澡睡觉用纸牌算命，坐吃山空。后来又先后同法国乡巴佬马丁，以及另外几个美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演绎过拍拖或床上游戏。之后同一名比利时人上床了。在比利时人的公寓里，阿三迷醉于厨房洁白的瓷砖，墙上排列整齐的平底锅，洗澡间白漆柜里整洁干净的浴巾和洗衣房里柳条盛着等着熨烫的衣服……她的大胆和主动让许多腼腆和羞涩的外国人大吃一惊……她留宿在马丁的房间，‘请勿打扰’的牌子从傍晚挂到次日中午。马丁说，阿三你是我的梦。阿三说，马丁，你是我的最真实。马丁，带我走，我也要去你的家乡，因为我爱它。阿三，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生活。”（引自王安忆著《我爱比尔》一书，南海出版公司）
阿三嗅着各国男人嘴里口香糖浓郁的薄荷气味，大大方方在酒店的咖啡厅同他们说英语和调笑，最后爽快地接过他们红着脸羞羞答答送来的美钞。外国人和外国人也是那么相像，仅仅一两夜之间，阿三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的区别。她恨这些外国朋友，常常生出一些恶作剧的念头，拣最贵的菜和最贵的酒进行报复。进了客房，不等招呼，自己开冰箱去吃东西，然后用中国功夫撩得那些外国贵宾欲火烧身。舒伯特的小夜曲，烛光融融的咖啡屋，她在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家庭里如鱼得水，宣扬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地大物博的历史。最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是，阿三遇到了一位离婚已久但面色慈祥的老年美国人乔伊斯，交谈许久，阿三趁老嫖客让他看死去的妻子照片时，看见了老头脖子上的斑点和皱皮，她第一次拒绝了世界的诱惑。
阿三终于因卖淫被收容了，即使在收容所里也是趾高气扬，比那些专门接待中国嫖客的妓女毕竟高人一等。故事早该结束了，王安忆对中国“卖淫文化”的展览让我们大开眼界。
上海风情、女大学生、老外、画、咖啡、爵士乐、红蜡烛、美元……让我们神魂颠倒，这就是典型的小资情调，只不过为卖淫包装了一层优雅的“文化”外衣罢了。我们看不到主人公的血泪和痛苦，我们感到的是对国际卖淫和崇洋媚外的把玩和欣赏，赢得白领读者的青睐可想而知。从此，王安忆又火了，过去火，将来还要火……正是《我爱比尔》开了“美女文学”之先河，况且王安忆比卫慧、棉棉们漂亮多了，堪称一种“教母”。王安忆最瞧不起的女作家是张爱玲。她在“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说：“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她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注脚，并使世俗气在虚无的照耀下变得艺术了。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引自王安忆著《茜纱窗下》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这一番批判，真正显示了王安忆的思想水平，但令人生疑的是，依其水平，怎么能对那么多三流女作家撰文大加赞赏呢？对于一个严肃作家，是不是一种嫉妒呢？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已成经典之作，其情节和人物对话真实而生动，无任何胡编滥造的迹象，而且人物的对话颇为精彩，直逼人心，其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有灵魂的，其命运有个人沧桑感，虽不明亮，但能嗅出其中的哲思味道。王安忆对她的批评，只能表明自己的肤浅，也是自己对自己小说的自我评价，对我们评论她做了有趣的注解。
文学创作是一个审美过程。透过王安忆的创作，不仅看不到美，只有丑，而且只有对愚昧和欲望的赤裸裸的展示，更看不到作家对丑恶的批判和对人物命运悲天悯人的情怀，只有心灵的黑暗和欲望的魔鬼穿行。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作家爱默生认为，世界是一种秩序、和谐的美，包含了爱，对自然的爱和社会的爱。美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对自然形象的感知，是一种快感；其次，完整的美中蕴含着一种更为高级的因素，那就是一种精神，崇高的美是超越感官快感之后的人的意志的体现，是上帝置于德行的一种标记，美是理性生灵的自然体现；再次，世界的美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作为心智思维的对象来观察。事物不但跟道德有关而且跟思维有关。理智寻找出上帝心目中一切事物的不受感情影响的绝对秩序。神圣的事物总是不朽的。丑可以带来恶，善才能诱发新的善。自然的美在心灵里重新形成，不是无所作为的顺其自然，而是为了创造。艺术品的创造能启发我们理解人类的神秘。灵魂的美是人类生命的终极目标。文字能致人死命，精神才能使人新生。显而易见，王安忆们对美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一层面，即对快感的描绘，离精神和理性的创造还差得很远，其结果只能导致死亡和恶行，是不完整的。真正的艺术品必须由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
加缪说过，诞生到一个荒谬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反抗和自由。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径是通向生命和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无止尽地忍受寒冷。通向阳光之路，是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不存在，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艺术的真谛。死亡，是向艺术永恒关闭的门，是向永恒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寻找答案的灵魂致敬。而王安忆们则不同，他们的终极目标里缺少真正鲜活的生命，他们的人物是机械的、平面的、本能的，哪里有个性的自由？哪里有精神反抗？哪里有弥漫在人间和生命深处的阳光？永远忍受着无尽的寒冷……
我期待着春天的来临，也渴望着玫瑰花的绽放。
三 个人小悲欢和伪艺术
——对《长恨歌》的批评
除了《纪实和虚构》之外，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就是《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赢得海内外读者和文化界的广泛认可。主流层面的褒奖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李欧梵等一大批海外学者，大捧王安忆的海派文化和殖民地文化，并称要推荐王安忆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长恨歌》继承了王安忆从《小城之恋》和《我爱比尔》中形成的一贯风格，将欲望化写作和小资情调推向极致。故事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前后的上海，作者由一条弄堂写起，到流言、闺阁、鸽子，然后再到上海的女儿王琦瑶，字字华美，声声婉转，句句细腻。王琦瑶是一名俏佳人，和丑陋而粗心的中学同学吴佩珍是好朋友。吴佩珍带她到电影制片厂玩，通过吴的表哥结识导演，再由导演推荐给爱好摄影的程先生，在程先生和同学蒋丽莉的鼎力包装下，她上了《上海生活》的封面，并被誉为“沪上淑媛”，又在1946年的“上海小姐”大赛中获得“三小姐”的荣誉，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在程先生、蒋丽莉和王琦瑶的“三角恋”中，王琦瑶无缘无故地侧身而退，委身于一个政治投机人物李主任，成为藏污纳垢的“爱丽丝公寓”内的睡美人，专门等待和陪李主任睡觉。淮海战役后，李主任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不幸丧生，王琦瑶成为一名寡妇。为了散心，王琦瑶到苏州乡下外婆家的邬桥镇小住，在这里她邂逅了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阿二，经过一段朦朦胧胧的小恋后，阿二也无缘无故的消失了。说是在上海等她，却从此杳无音讯。返回上海后，王琦瑶开起了一家小小的注射诊所，借以糊口度日。闲暇之时，以麻将休息，结识了牌友严师母、毛毛娘舅康明逊和萨沙。萨沙是革命后代，高大英俊，混血儿，很快就把王琦瑶睡了。萨莎下手很狠，二人的床上游戏快乐无比，不知不觉，王琦瑶怀孕了，萨沙误以为是他惹的祸，其实康明逊早已先下手为强，孩子是他的。王琦瑶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本打算去医院流产，但阴差阳错没有成功，康明逊失踪了，萨沙也逃脱了。关键时刻，深爱王琦瑶的程先生出现了，他默默地承担了一切，不仅拒绝了多年来一直追求他的蒋丽莉的爱，而且耐心细致地照顾王琦瑶生下了孩子，并背了孩子的黑锅。1960年到1965年那段艰难的岁月，他们最终没有熬过来。蒋丽莉因病而死，程先生则因照相而被怀疑为身怀绝技的情报特派员自杀身亡，王琦瑶苟活着。后来，王琦瑶终于培养出了自己的替身和仇敌女儿薇薇，并且和薇薇一块沐浴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一同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