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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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万红掰起手指历数容容的事迹：策划崔建在工人体育馆的音乐会；北京万人出动，到大西北去绿化荒山；请马拉多纳来中国踢球；鼓捣歌星李娜出家当尼姑；筹划千集跟踪电视剧《一个北漂少女的三年》，等等。（第21页）
不管池莉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写下这段文字，她的目的都注定是达不到的，因为，这些违背常情的虚言狂语，实在太离谱了。
如果说上官瑞芳是被男人害苦了的话，那么容容可要害苦男人了。原来这世界上的一切，却原来还是阴晴圆缺啊！（第28页）
用“阴晴圆缺”来评价“这世界上的一切”，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牵强附会，缺乏常识的感觉。“原来”本就没来由，再加上一句“却原来”，更显擀干不通。
二 乱
池莉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显然有驾虚行危、另辟蹊径的勇气，但是遗憾，效果不好。无论叙述、结构，还是人物、主题，都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印象。这篇小说的主干情节，是叙述“我”上北京寻找朋友上官瑞芳的在演艺界混得很风光的女儿容容。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耐心叙事、写人。她的叙述缺乏中心感和力量感，缺乏自觉性和目标感，而是天上地下，有一搭没一搭的；一会儿是对无关宏旨的知识卖弄，一会儿又插入可有可无的回忆或联想，一会儿是琐屑、苍白的议论和抒情。这就稀释了小说的美感浓度，影响了叙事的严整和内在张力，败坏了读者的胃口。
从结构和叙述策略上看，池莉硬是要把一个短篇小说的素材，拉成一个中篇小说，于是，她只有通过改变结构和叙述方式，来把一个简单的情节变成繁复而杂乱的话语拼凑。换言之，她就不得不在小说中掺入大量的情节因素，用议论等修辞手段来填充事象之间的巨大空隙。例如，关于“六月二十一号”这个日子，她就花了一千多字来议论，由父亲到死，到上官瑞芳“一丝不挂”地喂怀里的孩子吃大便，到儿子参加考试时表忽然停了，到“义和团弄得很凶”，到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到美国死了两个总统，絮絮叨叨，强聒不舍，不厌其烦。那么，池莉写这些东西要传达什么样的意思给读者呢？那就是“数学是一个魔幻奇妙的东西”，还有，它可以成为“我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的糊涂信仰，以便靠什么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怨尤以及内疚悔恨之类的杂乱思绪”（第11页）。“我”的“杂乱思绪”也许有了“寄托”，但是苦了读者：他们从这种“糊涂信仰”中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导致池莉这篇小说混乱、芜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根本就没有剪裁、提炼的内在自觉。她写得太随意了，似乎任何素材性的意象或情节，一旦进入她的想象，就被直录了下来。她对“乳沟”的两次描写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必要性（第13页、第18页）；关于男人的多次贬损性的议论，几乎都是游离性的（第13页、第14页、第17页）；对郝运的生理缺陷（兔唇）的描写和议论，则不仅多余、无聊，而且显得有失做人的朴实与厚道：“他的穿着打扮和长相，似乎张扬他的残缺，给人一种故意给历史抹黑的感觉。”（第23页）另外，关于“炸爆米花”和“拉风厢”的叙述，关于上官瑞祥挑逗“我”的叙述，关于男人的“私房钱”与“堕落”的关系问题的议论，关于阉鸡场面的细致叙写，都显得散乱而多余，因为这些议论和叙述，并不趋归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和中心主题。
刘熙载说：“赋欲不休，全在意胜。”（《艺概·赋概》）林纾也说：“无主意便无剪裁。”（《春觉斋论文·论文十六忌·忌直率》）赋如此，文如此，小说亦如此。《看麦娘》剪裁失败与结构混乱的原因，盖在于作者对小说的素材开掘不深，没有从中提领出能够控摄整个小说事象世界的主题。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对让人觉得自己渺小、无力的宿命感的恐怖吗？是对男人的自私和冷漠的女权主义批判吗？是对享乐时代的浮华生活的反讽吗？是对童年记忆的忧伤而美好的诗性叙写吗？是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吗？似乎都有一些，似乎又都沾不上边。就像用疏松的沙土抟不成坚实的泥团一样，从池莉的这篇情节芜杂、意象纷乱的小说中，你很难把握到一个有深度、有价值的主题。你不知道她究竟要表达什么样的题旨。从下面这段文字里，你就可以看出池莉的思想有多么混乱：
依我之见，不管是谁，不管你的热情有多么奔放，不管你渴求遭遇多少激情，不管积累多少多彩多姿的生活经验，你总是沧海一粟，总是盲人摸象，你永远都无法囊括，所有的道路都是阶段性的，所有的经历都只是数量的不同，因为，我坚信，迷宫的进口只有一个，出口也只有一个，全人类的终点站都只有一个。因此，我愿意，与一个在你沉闷地缺乏睡眠坐了一夜火车之后，能够把你逗笑的男人，不亲不疏地共同操持一个普通的家庭，像细火慢熬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以它的平和冲淡，无色无味，保持永远的魅力。（第29页）
从这段典型的池莉式的力单味薄的议论里，你读到了什么？先是没有来由的绝望和无奈；接着，是同样忽焉而来的“坚信”，一种抽象、虚飘、含混的“坚信”；随后，是几乎所有池莉的小说中都可以看到的小市民式的“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式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想象和表白。这些轻飘飘的思想和苍白的想象，被胡乱地搅拌在一起，放到作品中。但是，这些“杂乱思绪”，并不能形成明确而深刻的主题，就像用发了霉的陈米熬成的“烂粥”，尽管“热气腾腾”、“无色无味”，但却不能被当作可口的美味佳肴一样。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于心力矣。”对池莉来讲，这实在是极好的忠告，值得再三思之，然后遵行。
三 小
从内在的精神视境上看，池莉的《看麦娘》同她的其它许多小说一样有个不足，那就是小。是小家子气的小，是小情调的小，是小感伤的小，是小懊恼的小，是小满足的小，是小快乐的小。刘熙载在《艺概》中论诗：“景有大小，情有久暂。诗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小相隔。言情亦如此。”（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第123页）小说亦如此。但是，读池莉的小说，你不必有这样的忧虑，因为，她的小说是只有小的。只有小也不打紧，如果它能臻达刘熙载论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时所说的那种“虽小却好”（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第123页）的境界。但是，在《看麦娘》中，小与好之间，永远隔着一条渡不过去的河。
不用说，《看麦娘》对与六月二十一日相关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介绍，对“父亲”在蜂窝煤上撒粉笔灰的“聪明”的赞赏，对“炸爆米花”的历史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细述，都给人一种卖弄辁才小慧的感觉；它对男人反复议论，对上官瑞芳站在“父亲”的麦地旁“不停地吟唱”的叙述，对“两种大类型”的中年女人的议论，“我”对上官瑞祥的“何等深情何等浪漫的歌声”的夸赞和对他的“洋女人的乳房又是如何丰满肥大”的描写，都给人一种小情小调，缺乏意义的感觉；它关于“我”父亲之死的叙述，是小悲伤，因为它有声无情，并不感人；它关于“我”丈夫于世杰与女作者的恋情的叙述，是小懊恼，因为“我”的态度虚伪而奇怪；它关于“我们单位”办公室“根据形势需要装修”等腐败现象的议论，是小不平，不疼不痒，缺乏批判的锋芒；到了结尾，“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上岛盘旋的鸽群，感知（看着？）些许的金色阳光，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们的心便（才？）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第31页），而这，正是轻飘飘的小满足、小陶醉。
小与浅和薄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与深和厚是无缘的。《看麦娘》缺乏深刻的意义感，缺乏丰富的情感含藏，因此，阅读这篇小说，你的心灵更多的是被疲劳感和厌倦感折磨着，很少被感动，很少看到深刻的思想之光。
小又是俗的亲兄弟。甚至，可以说，小正是因为俗才小的。俗既包括庸俗，也包括粗俗。池莉是自觉地追求俗的。她的俗是躲在“大众”的幕布后面的。她说：“我首先希望我是一个大众意义上的正常人。我能够与大多数人一样吃东西很香，穿着得体，知热知冷，知好知歹。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活的视点。”（《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但池莉的“世俗的眼光”和“世俗的语言”离庸俗甚至粗俗的距离实在太近。她并没有通过有效的努力，将“世俗”的生活提升到俗中见雅的境界，无论从道德视境上，还是从审美趣味上来看，她始终都滞留在，甚至陶醉在“世俗”的生活之中。
在《看麦娘》中，池莉毫无必要写一只小公狗如何“只好跷起一条腿，朝肮脏的不锈钢垃圾筒撒尿”（第15页），写于世杰对“我”大吼大叫地骂：“你她妈有毛病啊？傻子啊？……妈的个老屄！”（第17页）或者，让于世杰一句接一句地说“我操”（第28页）。其实，不加节制地将市井无赖式的粗话写进小说，是池莉不少小说都存在的问题。在短篇小说《一种占卜的草》中，欧滔天之所以欣赏李蓍，就是因为她总是把“我操”挂在嘴上，就是因为她觉得她的这句粗话“别有韵致”（《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在《汉口永远的浪漫》一开始的第一段文字中，池莉就写小说中的徐华打了个喷嚏，随即，“吼了一声：‘我日他妈这春天！’”（《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接下来，“婊子”、“乌龟王八蛋”、“我操”、“骚卖粉的”等粗话更是反复出现。而在并不算太长的短篇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婊子养的”这句话就出现了十一次之多，在一个地方一连四句的对话中，这句粗话就出现了三次，此外，还有两句“个巴妈苕货”和“个巴妈”在伴奏。（《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退一步说，即使现实生活中的起初情形，确如这篇小说中的“嫂子”说的那样，所有武汉人都拿这些话当“口头语”，那我们也不认为如此忠实地将它写入小说中，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必须，是一件符合审美教养的事情。对一个具有审美创造力、健康的审美趣味和自觉的道德意识的小说家来讲，写作即意味着升华与超越，意味着一种道德努力，意味着用雅的方式写俗，用美的方式写丑，而不是让自己的小说像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一样粗俗。小说家不仅要如其所是地状写现实，还要按其当是的样子评价现实，要对现实显示自己的审美立场和道德态度。是的，他必须有一种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正像利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本质上，就包含了富于想象力的同情、道德甄别力和对相关人性价值的判断”。（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在利维斯看来，乔治·爱略特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道德责任感”，才成为比福楼拜和乔伊斯更伟大的作家。像池莉一样，乔治·爱略特也是个女作家，也关注最“世俗”的“现实”，也写普通人的“道德平庸”，但是，与池莉不同的是，“她在其中看到了可予以同情的东西，而且她写它们，为的是强调人性的尊严”（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对于“现实”，“她看得太明，悟得太透，一副品评家的目光把一切都同她最为深刻的经验挂上了钩，其结果——她那生机勃勃的价值观全部牵动了，而且发出了灵敏的回应。（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她对人性的弱点和道德残缺，有冷静的态度和深刻的洞见，因此，“她写的是人性的弱点和平庸之处，但她并不以为其卑劣可鄙，或敌视或自欺欺人地纵容之”。（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大师的经验是可信赖的，池莉应该从这些经验中领悟可遵行的原则。
池莉的俗与她的文学观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池莉的文学价值观就是俗而又俗的。她切断文学与更高的意义世界的关联，将文学等同于缺乏价值指向的“现实”：“我以为说到底，文学作品不是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它不是水，不是空气，不是食物，不是政治，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依靠想象而存在的艺术。是人们的精神调剂品。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多么重要，或者应该多么重要。我创新不了什么。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这正是一种“小”文学观，混乱的话语里，充满了对文学的消极而诬枉的理解。退一步讲，即便文学真的“不是”她所说的那些东西，真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调剂品”，那也应该是一种于人无害的“调剂品”。更何况，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讲，文学同教育、宗教、政治一样，是许多“最重要的东西”中的一种，即使不比“水”、“空气”、“食物”、“政治”更重要，至少也一样重要。它的重要不仅在于它让人们通过文学看到了生活的真相，一种被普遍的盲目和精致的谎言遮蔽的真相，而且还让人们从文学中体验到了“超越”“生活本身”的自由感，感受到了作者对于生活的道德热诚和道德关怀，感受到了心灵被净化的巨大的内在愉悦。总之，文学的全部精神力量和诗性光辉，正是来自于它对“生活本身”的“超越”之中；它的重要性，正在于它能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提供同阳光和水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同真理有关，因此，关于文学，海明威的理解才是正确的：“作家的工作是寻找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该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创作出来的作品应当比实际事物更加真实。”（董衡巽编：《海明威谈创作》，三联书店，1992年，第15页）也同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志趣有关，正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关于现实，我认为作家的立场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