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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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自然公园”是比现代化文明要高胜一筹的，这“人工化”的世界污七八糟后，只剩了这种地方还留有“单纯，清净”，而他“反对”“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的目的，也不过就因失去了这点点东西。
都市不缺“单纯，清净”的人与环境，缺的是平衡的生态。“人工化”弄不好就会破坏原本和谐的自然生物链，带来污染和水土的超量流失。
荒漠带或“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的地方，其贫穷、闭塞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以那种地方的“人文”“自然”，反现代城市文明，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
而看不到那里的贫穷、愚昧、落后，不加批判、抓不住要点地看待那地方发生的事情，把人导进误区，真还不如不写。
仔细寻看，我发现只要是不牵涉贾平凹本人的，那散文里就难得有苦难、不幸、冤屈，一旦有他出场，它们又就回来了。
同是谈商州地的《我是农民》、《祭父》、《我的小学》、《纺车声声》，完全反了调，换了天地人间，那里的美景和风俗全淡化了、退居二线了，描述的是生活的艰难辛劳，自家的冤屈、不幸，和种种驱人泪下的生活细节。
为啥？
因那里面的主角是“我”，有了个“我”，一位正在长成，却还未像后来那样长成大树的苗苗，风雨遍地，这苗苗现时还经不住风雨。
为什么贾平凹见到了自家身上的风雨，换个旁人却看不到了呢？
不仅看不到，他还要为那闭塞之乡树碑立传，赞美不休，这算什么呢？
散文里，贾平凹谈得最多的主题，正是那些没有了真实的他自己的“自然”、“玩物”以及“长舌男”、“美食家”、“闲人”、“弈人”、“秃顶”等，类于“鸡肋”，食之无肉，品之有味。因此，贾平凹这位大家，其精神实质的主色调则是“帮闲”。正是由于其太浓的“帮忙”和“帮闲”色彩，把他的灵感和力量消解得一干二净。
当然，他散文里的优长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他有的小说，也确实写得很好，像《黑氏》、《阿吉》、《饺子馆》等。
但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不把女人当中心来写，或根本就没有女主角。
总结一下，若要把贾平凹的文章排个名次出来，那么我认为，他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一，未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二，不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第三，把女人当核心来写的小说第四，诗第五。
其中他的诗和所谓“女人”小说，写得都没“及格”。
“贾平凹”三个大字李建军 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
□李建军
又读了一遍《怀念狼》，是第三遍。三次阅读一本乏味、粗糙的失败之作，颇有些自虐的倾向，但是，没有办法，我不仅得读，还得认真读哩。我得写一篇较为细致的评论文章，为我两年前发表的关于这部小说的概括性的判断，寻找更稳定的支撑和更充分的依据，或者，自私点说，我想让自己能心安理得，免得因为判断多于分析、评价悬离文本而遭人诟病。当然，不仅如此。我在那篇访谈文字中说过这样的话：《怀念狼》炒得很热，卖得很火，“是一种怪现象”，是“文学腐败的一种典型样态”。典型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因此，细致地分析贾平凹的这部全面意义上的失败之作，就具有积极和必须的性质：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一种绝非个别现象的消极的写作模式和创作倾向。
狼：—个匪夷所思支离破碎的象征形象
狼是《怀念狼》中的核心形象。作者既想让它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元，又把它当作主题和意义的承载体。但是，它是由作者的随 意而混乱的想象和观念拼凑起来的符号，虚幻而又单薄，就像一个酒徒酩酊大醉时的含混而豪迈的狂言。它忽而变成人，忽而变成猪或其它动物，忽而伤人吃人凶相毕露，忽而温柔孤哀凄楚可怜，完全成了作者通过文字自娱的一个话语道具，从中根本看不到深刻的意义指涉。
一般来讲，狼可以被处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象征形象。一种是消极的。它的凶险而残忍的本性，使它适合用来象征那些给人带来恐惧、威胁和伤害的否定性力量。狼的这种消极的象征形象，在小说中，是最为常见的。对于残忍的人，狼就是他最好的象征符号，正像近藤直子女士所说的那样：“吃人”的人“除了比喻成‘狼’什么的之外，看上去不就是无法形容的生物吗？” 近藤直子：《有狼的风景》，廖金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陈忠实的《白鹿原》及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中，狼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象征意义。鲁迅笔下的狼，甚至成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格里最可怕的东西的象征，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象征。
狼的另一种象征形象是积极的。它象征着孤独、愤怒、被逼入绝境的绝望的生存者，象征着那些拒绝接受现存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而与社会保持疏离姿态甚至对抗姿态的人。黑塞的《荒原狼》、鲁迅的《孤独者》、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中的狼，就是这样的象征形象。黑塞小说中的狼，是典型的积极类型的象征形象。《荒原狼》里的主人公哈立·哈勒与他的时代和社会格格不入，并因此“感到了灵魂的痛苦”：“在如此满足现状、如此中产阶级化、如此缺少精神的时代，面对着这种建筑、这种商业交易、这种政治、这样的人群，发现上帝的足迹是多么困难啊！在这样的世界中，我怎么可能不变成一只荒原狼、一个粗野的隐士呢！这个世界的目的我无法苟同，它对于我毫无欢乐可言。”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他如此绝望：“我的确就是如我经常自称的那样，是一只荒原狼，是一个在陌生而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一头迷途的野兽，是再也找不到家乡、空气和食物的野兽。”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这样的象征形象，具有令人震惊的讽喻力量，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时代生活所存在的问题，所面临的价值危机和道德困境。
然而，贾平凹笔下的狼，既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象征，又不是真正积极意义上的象征；既缺乏必要的明晰性，又缺乏充分的深刻性。本来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开端部分，曾叙述成千上万只狼如何攻陷了一座城池，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不仅如此，作者还明确交代，正是狼灾引发了匪乱，带来了人祸：“从上世纪一直到本世纪初的三四十年，商州大的匪乱不下几十次，而每一次匪乱狼却（都？）起着极大的祸害……”贾平凹：《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后引此书，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显然，狼正是恐怖和灾难的制造者。按照通常的逻辑，作者应该顺着这个路向经营自己对狼的象征，把狼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凶恶、腐败的异化力量关联起来，从而赋予它以切实的象征内涵和社会批判力量。但是，没有，贾平凹的精神世界里有病恹恹的厌世、阴沉沉的恨世、轻飘飘的骂世与乐陶陶的遁世，唯独缺少深刻的思想与彻底的批判精神。从精神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旧文人；从性格特点看，他是一个怯懦、内向的人；从趣味及价值取向看，感官和物欲层面的事象更让他感兴趣，而意义和思想的领域则很少让他兴奋起来。这样，在他的笔下，狼没有被赋予鲁迅小说中的那种象征意义，就是一件正常而自然的事情了。狼，于是就被贾平凹当作诅咒都市文明的利器。事实上，在《怀念狼》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诅咒”的合理性。最为可笑的是，小说对狼的莫名其妙的态度和看法，竟是来自一个喝了不止二两酒的官员的近乎戏言的一通胡话。
商州行署专员在大礼堂“作关于商州地区现状”的报告的时候，说商州还有十五只狼。“这句话箭一样射进我的耳朵”（多么拙劣的比喻！）。还说，他让人普查了一遍，还为这些狼编了号。在他看来，狼对于商州的山民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
“假如没有狼，商州会成什么样子呢？你们省城的人是不了解山地的，说个简单例子吧，山地里的孩子夜里哭闹，大人们世世代代哄孩子的话就是‘甭哭，狼来了！’孩子就不哭了，假如没有狼，你想想……”
“这我是了解的，狼对孩子们来说是恐惧的，”我说，“没有狼不是更好吗？”
“那孩子就一直要哭下去了！”
我笑了：“你是个生态保护主义者！”
“我是专员！”他说，真地就给我讲起了大道理。（第21页）
商州专员的话，显然昏愚得不近情理，近乎春梦里的呓语，酒桌上的笑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这个“深受过狼灾的土著人”同意“专员”的观点，并不影响“我”肉麻而不着边际地恭维他：“而一个专员，能在普遍急功近利的仕途上将保护和禁猎的事提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在中国若不是独一无二，也是少而又少的难得，作为我是应该热烈响应和积极配合了。当然更令我惊讶和着迷的是这才多少年，一个威胁人类的危险将可能成为一道供人欣赏的风景，这其中的内涵一下子刺激了我沉寂了很久的创作欲望！”（第23页）总之，“我立地成佛，突变式地成了一位生态保护主义者”，（第23页）还莫名其妙地产生了要为这些狼拍照的想法。
事实上，“我”并没有成熟的“生态保护”思想，“我”之所以保护狼，竟然是由这样一些混乱的缺乏科学性的消极思想支持着的：“我崇拜世间的声音，总以每日听到的第一声音来预测这一天的凶吉祸福，但现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猎人们普遍患了软脚病，他们认作是没有了狼之后的灾难的降临，狼和他们是对应着的，有了狼就有了他们，有了他们是必要有着狼的，狼作为人类的恐惧象征，人却在世世代代的恐惧中生存繁衍下来，如今与人相斗相争了几千年的狼突然要灭绝，天下的星星也在这时候雨一样落下，预示着一种什么灾难呢？”（第52页）似乎没有了狼，人类就活不下去，世界就要毁灭。重视狼的生态价值是应该的，但把它当作影响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因素，则是荒唐的。然而，有了荒唐的想法，就会有荒唐的行为，“我”终于在舅舅和一个叫烂头的猎人的陪同下，踏上了寻找并给十五只狼拍照的路途。
由于过高地认识狼对人类生存的“生态”作用和价值，认为小说中的雄耳川人由于“长时期的没有狼，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已经变得很虚弱了”（第218页），“我”竟然建议“专员”向商州投放新的狼种。这个荒唐的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村人”的不满和反对：“村人都知道我是建议过专员投放新的狼种的，对我就冷淡起来。”（第127页）到最后，当狼群真的来了以后，“愤怒的人群”甚至要揍他。“村人”和“我”的冲突，显示着对待狼的不同态度的对立，这种冲突和对立，在小说结尾的时候，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当狼群已经疯狂地伤害村人和牲畜的时候，“我”依然站在狼的立场，帮助被围困的狼逃命，甚至，狐假虎威地抬出“行署”和“公安部门”来威胁那些与狼群进行殊死斗争的老百姓：“既然局面无法控制，那我马上离开这里，我去州行署汇报，行署会派公安部门来干预的。”（第231页）好像“行署”和“公安部门”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倒是狼的亲眷和靠山似的。难怪“村里人”要说：“打这狗日的城里人，城里人日子过得自自在在，只图保护狼哩，谁保护咱呀？是这狗日的给傅山灌迷糊汤了，把他捆起来，捆起来！”接着，“一阵如雨的拳脚，我被打倒了。我双手搂抱了头，蹲在地上，立即有人从后裆处再次将我扳翻，我的头发被揪起来，衣服也被撕破了，眼前晃动的是无数血红的眼睛、咬得咯吱咯吱响的牙齿，一口浓痰就落在了我的鼻子上。我最终是被用一条麻绳捆在了门前的柿树上。我大声地叫喊我的舅舅，舅舅回头看了我一下，他没有来救我，连一句制止的话也没有。我还在叫：‘狼只剩下三只了！’众人哈哈大笑。”（第247页）到最后，在“我”看来，狼被打死，人活的意义也失去了：“这个时候，在我的心里，我也感到在舅舅的心里，我们都真切地怀念狼了。”（第259页）紧接着，又出现了这样一段语言和义理都半通不通的议论：“人见了狼是不能不打的，这就是人。但人又不能没有了狼，这就又是人。往后的日子里，要活着，活着下去，我们只有心里有狼了。”（第260页）更为荒诞不经的是，由于没有了狼，舅舅竟然变成“狼人”了。而整个雄耳川的人，也因为替舅舅抱不平而“疯了”，面对这样的局面，“行署专员”因为“不能去把他们全抓起来，或者枪毙了他吧，政府正考虑是否要封锁了那里，作为一个禁区”，“我”竟然也认为“商州需要这样—个禁区”。
从《怀念狼》的情节事象可以看出，狼作为一个象征形象是失败的，是作者用话语碎片胡乱拼凑起来的形象，它看上去模糊不清，内里则空空如也；而那些关于狼的议论性文字里的作者的思想，不仅荒唐离奇、匪夷所思，而且是反人道的，根本无助于强化狼的象征意义，无助于升华小说的主题。一个简单的常识是，环境保护或维持生态平衡的目的，是为了人类能更好地生存，因此，环境保护的底线原则，就是不能通过牺牲人的利益或伤害人的生命来维护环境的生态平衡，甚至，当人与伤害人的自然力量的冲突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的时候，真正人道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生命和价值高于一切。另外，维护生态平衡，不是要求人必须回到茹毛饮血嗜杀成性的原始状态里去，也不是让人被动地服从一种野蛮的自然力量（包括狼），而是让人在均衡、和谐的生态环境中，过一种更文明、更进步、更富诗意的生活，因此，没有狼，大自然里缺少了一种生命样态，生态环境里缺了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但人类绝不至于活不下去，也没有必要莫名其妙地“怀念狼”。关于狼，黑塞提供的理念，远比贾平凹的糊涂认识要深刻、要有价值：“回头根本没有路，既回不到狼那里，也回不到孩提时代。事物的初始就不是无罪的和单纯的。一切创造物，初看起来是最单纯的东西，其实已经有罪了，已经是具有了多面性了，已经被抛进演化的污泥浊流中了，并且永远不会，永远不会逆流而返了。”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
性景恋与性歧变事象
从《废都》开始，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