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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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痛苦和问题，转化为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形象，通过这些形象来影响大众，推动生活向更加文明的境界前进。相反，消极的写作是没有这些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指归的。它和光同尘、与时俯仰，是一种被时代生活的阴影遮蔽的写作，是一种迎合时代趣味的写作。在政治异化一切的时代，它是政治的工具；在商业价值主宰一切的时代，它把自己变成商品。我们时代的消极写作，主要是一种异化形式的商业化写作。它追求印数和码洋，把经济效果置于文化价值和道德效果之上。它放弃印刷文化对意义和深度的沉思与追寻，而自愿在消解意义的可视文化的聚光灯下倚门卖笑。对这种写作来讲，评价作家的尺度，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质性的；不是内涵性的，而是形式性的；不是质量化的，而是数量化的。它同伊格尔顿批评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样，“用它那种游戏的、滑稽的和流行主义的精神使纯粹现代主义吓人的严峻变得堕落，这样，在对商品形式的模仿中，它成功地增加了市场所产生的更加有害的严峻。它已经释放了局部、地区和个人特质的权力，并且帮助它们均匀地分布到全球”。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页。确实，消极写作不仅不给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一种解放性的力量，而且还瓦解人的生存意志和内在激情，使人在对感官体验和物质享受的沉醉中，丧失对灵魂品质和精神生活的敏感和沉思，丧失对现实生活的质疑的能力和改造的冲动。
最后，消极写作还是一种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消极写作是一种社会订货式的写作。它具有商品制造的一般特点，即在最短的周期内完成最大规模的批量化生产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的代价，就是放弃对艺术形式的细致、缓慢的打磨。于是，在消极写作者那里，你就看不到那种精巧的结构形式、过目难忘的细节及风格成熟、耐得住品味的语言。唉！消极写作简直是一种糟踏语言的写作。贾平凹的语言，就典型地表现着消极写作在文体上的问题。粗粗看去，贾氏的语言似乎精整、清雅、自然、俊逸，其实不然。他的语言远未达到成熟的理想境界。在我看来，他虽然着力拟仿明清小品的语体风格，但他的学养和语言能力，实在没有给他提供多少支持。他的语言常常给人一种半生不熟、半通不通、甚至滑稽可笑的印象，就像一个粗俗的女子，言语放浪，举止非礼，面目狰狞，却偏要手捧书卷、拿班做势。说老实话，我从来不认为贾平凹的写作对汉语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倒是觉得他的语言互相夹缠，义理不通，根本经不住严格的语法分析和细致的逻辑推敲。贾平凹的语言病象实在太多，太严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逻辑混乱，语无伦次，义理不通。例如：
咳，生活在这个城市，该怎么说呢，它对于我犹如我的灵魂对于我的身子，是丑陋的身子安顿了灵魂而使我丑陋着，可不要了这个身子，我又会是什么呢？（第2页）
应该是“犹如我的身子对于我的灵魂”，因为“我”是“安顿”在城市里的，正如“我”的灵魂是“安顿”在“身子”里的；另，“而使我丑陋着”也给人一种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感觉。
狼的想法是张开血盆大口将人的脑袋囫囵吞下，但脑袋却只抵到口腔的深处，最后猎户将狼拥挤在了崖根，直到狼窒息而死，人也因失血过多死去。（第10页）
谁的脑袋抵到谁的口腔深处？从“狼窒息而死”看，应是人的脑袋抵到狼的口腔深处。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我还从未见过大得足以让人的脑袋抵进去的狼嘴，也没有见过小得足以跟狼的“口腔深处”发生关系的人脑袋。“贾雨村言”，欺人太甚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狼牛对抗的场面描写中（第228页）。
我毫不怀疑舅舅会悄然离我而去，因为那张皮还铺在床上。（第48页）
应该是“我不相信舅舅会……”
（烂头）总是不停地说些有趣的话，或作践自己而取乐于我和舅舅……（第71页）
应该是“取悦于我和舅舅……”
若打死一只就有可能打死的不会是一只了。（第227页）。
贾平凹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打死一只”怎么就“不会是一只了”？能不能换个说法，把话说得让人懂？
瞧它们那个样儿，我说去吧去吧，政府在保护它们哩。（第35页）
“我说”之后的话显然是直接引语语气，因此“它们”应改为“你们”，否则，就会让人觉得别扭。
老者说，他知道我是城里人吧，已经在镇子上呆了多天了，如果我能看得起他们的话，邀请我去他家坐坐。（第 147页）
谁“已经在镇子上呆了多天了”？主语显然模糊不明。另，“邀请我”三个字放在“如果”引导的虚拟语气的复句后面，给人一种多余、不通的感觉，似乎是“我”在“邀请我去他家坐坐”。应该将“邀请我”改为“就”。
正是烂头要吃烤土豆，在洞外多呆了时间，等到返回洞里，铝缸中的水已经烧得热气一片而没有见了舅舅。（第 160页）
这样的噎喉塞牙的句子，实在太不成样子了。中学生写出这类不好好说人话的句子，都该打手板，况“大师”乎！
二是多余的“着”、“了”、“过”、“仍”，错误的名词动用及不恰当的搭配。
在大学就学习着写作，并干了十多年文字工作…… （第38页）
一声不吭，说走就走了，就算不认了我这个外甥，这也配做一个猎人一个男人吗？（第161页）
到了崖脚，歪歪斜斜了两间土屋，……椽头几乎就挨着了崖石，翠花突然兴奋了欢叫……（第187页）
已经很久很久没听到过了的喊声在相互传递时发着颤音，结结巴巴，十分生硬。村中的人都跑出在巷中，急切地打探狼在哪儿？（第222页）
往后的日子里，要活着，要活着下去，我们只有心里有狼了。（第260页）
狼是敏感着天气的。（第226页）
我遗憾着舅舅走了。（第168页）
舅舅的突然怪异使大家不再提起狼的事情……（第 66页）
三是乱用转折词。这是贾平凹作品中最扎眼的一个语言病象。他爱在根本没有转折关系的地方用“但”、“但是”和“却”等转折性关联词。
想象着这个城池昔日的景象，却不禁生出恐惧…… （第4页）
烂头理了发，涂着摩丝，用电热风吹成大背头的，但变脸失色地说……（第141页）
原来是一条舌头，舌头肯定是狼的，但舌头竟长至足足一乍半长……（第155页）
烂头将他的铺盖铺在外边，让我睡在里边，但是洞子深阔，洞道靠左又拐了进去……（第159页）
我们常常为这样的问题争论，但争论从来有结果，我也恨自己没有更高文化水平，一下子就说服了他。但每一次争论完……（第184页）
四是胡乱套用成语或固定短语。例如：
数百只狼围住了他，与他谋皮，喋喋不休，而且都爱嗔似的在他手背上点一下趾头……（第9页）
“与虎谋皮”这个成语的意思好懂，但“与他谋皮”却让人不知所云。
更使他食寐不安，有一种罪恶感的是，条例颁布之后猎人们差不多都患上了病……（第37页）
“食寐不安”似亦不通。
这想法不失是个好主意……（第163页）
“不失为”是一个固定搭配，是不可以拆开来用的。
……但我坚持灵魂是随物赋形而上世的……（第183页）
“随物赋形”语出苏轼的一篇文章，谓孙位画水，“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苏轼又在《文说》中说，诗文亦当“随物赋形而不可知”，“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的意思是按事物的本来状况描绘、叙写事物形神。贾平凹的用法实在不伦不类，不可思议。
事实上，贾平凹的语言病象，绝不是偶或一见的个别现象。在一个通过复制、拼贴等方式进行文字游戏的时代，典雅、美丽的汉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苍白的表达威胁着它的诗意性，恣肆的粗鄙威胁着它的纯洁性，狂欢的宣泄威胁着它的规范性。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有必要用严格的尺度，对那些以文学的名义出版的读物，进行细致的文体分析。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捍卫汉语的美丽，我们必须这样做。
总之，消极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应该引起警惕的文学现象。当今，许多用这种模式制造出来的作品被成功地推向文化市场，败坏着文学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同时，它又作为一种貌似成功的文学经验，误导着文学写作的路向选择。因此，我再次费时耗力批评《怀念狼》，批评这部并不具备多大批评价值的失败之作，就是为了陈述自己对这种消极的创作模式的一得之见，就是想为人们认识一种不良的创作风气提供一些帮助，岂有他哉！岂有他哉！
“贾平凹”三个大字李悦 宣扬“唯皇史观”的小说
宣扬“唯皇史观”的小说
——二月河作品批判
□李 悦
皇帝是封建专制国家的君王。
皇帝是独裁者，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
皇帝是唯一的最高统治者。
皇帝拥有江山、臣民和一切财富，有权剥夺每个生灵的生命。
皇帝压迫、剥削、奴役着所有的臣民。
皇帝的权力是专制强权制度的核心。
皇帝的性质由封建专制制度所决定，“明君”与“昏君”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皇帝是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象征和代表，是封建社会的万恶之源。
皇帝是中国历史的沉重、肮脏的垃圾，所以20世纪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功绩是推翻了皇权专制。
然而到了20世纪接近尾声之际，有一位作家却不顾以上历史常识，高声为皇帝唱起了肉麻的颂歌。他的名字叫二月河，他为皇帝歌功颂德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及《乾隆皇帝》，共计五百多万字。他在这三部曲中所宣扬的极其错误的历史观被我 称为“唯皇史观”，过去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概念，可能因为过去也没有人用这样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去热情宣扬这样一种史观吧！
精心编造神化三皇
为了宣扬唯皇史观，二月河选取了清朝的三个皇帝来颂扬，他们是连续继位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动笔之前，二月河在图书馆查看有关三位皇帝的资料时，就已经被雍正的勤政所倾倒，他说：“我在图书馆见到《雍正朱批谕旨》，线装本装订足有半米厚。再看资料，这只是一少半——大部分在台湾故宫。雍正在位13年，千余万言的政务批语，康熙、唐太宗上溯到秦始皇这些勤政的君王，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就是我们这些书生，谁又有过这么大的文字劳作？”当时二月河一定已经把“勤政”当成“好皇帝”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他笔下的三位皇帝都是非常勤政的，用小说中的话就是“宵旰勤政，孜孜求治，夙夜不倦”。
二月河让他的三位“明君”在勤政中创出丰功伟业，文治武功。
二月河在《康熙大帝》中，从康熙的幼年写起，把八岁登基的康熙描写成“天才”、“神童”。康熙即位后就立志夺回帝位，为此甘愿屈尊拜落第举人伍次友为师，学习封建文化与统治之术。与此同时，胸怀宏图大略的少年康熙表面上假装甘当辅政大臣鳌拜的傀儡，暗地里却在太皇太后孝庄和侍女苏麻喇姑的支持与帮助下，团结了一支拥帝派的拱卫力量。随后，康熙与鳌拜集团经过多次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在15岁时一举擒获鳌拜，扫清其余党，巩固了帝王统治，站稳了权力中心的位置。康熙亲自掌管朝政之后，在非常险恶严峻的政治环境中，施展雄才大略。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作了周密部署，先后粉碎了腐朽势力的间谍战、美人计，经过刀光剑影的殊死搏斗，挫败了吴三桂的叛乱，削平“三藩”，招降了哗变的王辅臣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接下去，就像在《康熙大帝》第三卷《玉宇呈祥》的“内容简介”中所介绍的那样：“平息‘三藩’之乱以后，康熙亲赴汴梁，视察黄河，四处物色治河能臣，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开博学鸿词科，缓和民族矛盾；南巡金陵，祭祀明太祖，团结前明遗老；纳忠言，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倡孝道，扮演戏彩；北巡盛京，与东蒙古诸王结盟；西征葛尔丹，完成统一中华大业。”随后，二月河在《康熙大帝》第四卷《乱起萧墙》之中，着重描写了晚年康熙选择皇储的艰难复杂的过程，从中表现康熙政治上的成熟、果断和英明，以及他革除弊政、巩固开明盛世的雄心和魄力。
也许乾隆和康熙在位六十多年，都经历了相当繁杂的历史事件，所以二月河在写《乾隆皇帝》时，运用了与《康熙大帝》相似的结构方式：以乾隆的文治武功为全书故事的主干线，在其上再编织乾隆的日常生活及朝野臣民的命运际遇及人生状况。二月河在《乾隆皇帝》中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乾隆60年的文治：推行“以宽为政”的施政方略；革除前朝苛严弊政，纠正雍正钦定错案；整顿吏治，惩治腐败；同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等现象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编纂《四库全书》，征集民间善本、孤本图书；粉碎弘NFDA3等人夺取皇权帝位的阴谋；平稳成功地移交政权给嘉庆。在二月河笔下的乾隆的武功为：征讨大小金川；歼灭“一枝花”为首的白莲教；平定山东之乱；镇压回疆反叛；倾兵稳定西疆；踏平林爽文之叛；挥师台湾控制全岛。
二月河用康熙和乾隆的这些文治武功创建起康乾盛世，塑造出两位雄才大略的英明皇帝。
《雍正皇帝》写于《康熙大帝》之后，动笔前二月河一定发现雍正与康熙、乾隆最大的不同在于史料和历史研究成果对雍正指责甚多，对雍正的政治也没有什么肯定。雍正的形象，在大多数百姓的印象里，是一个篡位者，屠戮功臣、施行特务统治的残忍暴君。就在雍正当朝时，社会上也普遍流传着攻击雍正的大量言论。雍正六年，湖南秀才曾静上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他反清。在书中，曾静归纳了社会上的反雍言论，认为雍正有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雍正当时也清楚地知道在思想和舆论上对自身很不利，就想方设法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于是他公布了阐述其政治观点的大量上谕，刊行了《大义觉迷录》，整理了《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然而他伪造历史的拙劣编造只起到欲盖弥彰的作用，别说当朝臣民不信，就是他的儿子乾隆都不信，他刚去世，乾隆立即把《大义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