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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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池莉的一系列小说创作，则池莉小说中一种基本精神哲学的根本性匮乏这一明显的艺术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了。在笔者看来，池莉小说精神哲学匮乏最突出的一种表征，便是她对于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的无批判原则的认同与肯定。而在导致池莉更多地对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持认同与肯定态度的原因方面，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度甚嚣尘上的“新写实”理论确实发挥着一种不容忽视的误导作用。最早给池莉带来巨大世俗名声的《烦恼人生》，虽然因了作家初次涉及此类小说写作所必然带有的朴素和稚拙，尚能给读者的心灵世界造成较大的情感冲击。但在《烦恼人生》之后，由于这一作品在社会上激起的巨大回响，更由于这一小说被批评界普遍地指认为“新写实”的代表作，我们其实便不难发现此后一个时期内池莉的小说写作与“新写实”小说理论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内在关联。在洪子诚看来：“‘新写实小说’的‘新’，是相对于当代写实小说的一段状况而言。与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主张有异的是，对于平庸的俗世化的‘现实’，‘新写实’作家表现了浓厚兴趣，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并采用一种所谓‘还原’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持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较难看到叙述人的议论或直接的情感评估。这透露了‘新写实’的写作企图：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应该承认，洪子诚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了“新写实”小说的基本状况。一种符合当时那一时期小说潮流演变实际的情况是先有若干预含“新写实”因子的小说文本出现，再有一些理论批评家在对作品的具体评价过程中总结演绎出一套相对具有体系特征的所谓“新写实”理论，这理论反过来又对作家的具体写作过程产生某种具有导向意义的影响作用。就池莉的小说写作而言，则应该说其《烦恼人生》的写作还更多地处于感性的不自觉状态之中，而这一作品之后的小说写作则明显地受到了“新写实”理论的制约影响，是“新写实”理论引导下的一种自觉写作了。其中负面效果最明显的便是所谓“零度叙事”了。所谓“零度叙事”者，便是强调叙述者尽可能地不要介入到故事中去，不要在叙述语言中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倾向性，以做到如洪子诚所说的“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也诚如洪子诚先生所言，从当时那些“新写实”小说的理论家的本意来看，确实是要通过这种“零度叙事”来明显区别于“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主张”，而且从小说文本所达到的实际审美效果来看，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了现实生活中若干被所谓“典型化”和历史本质所遮蔽了的带有原生态性质的本真生活状态。但是，强调叙述者尽可能地不要在叙述话语中流露出明显的情感倾向，强调作家应尽可能少地在作品中作浮泛浅表的哲理议论却并不意味着作家就应该对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作一种无原则的认同与肯定。我们在此当然并不是说当时所有被指认为属于“新写实”阵营中的小说家们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倾向，但最起码在池莉的小说写作中，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
在我看来，在池莉的小说标题“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设定过程中所首先透露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肯定认同倾向。虽然小说呈现出的只是武汉市民生活的一个小片断，但当池莉通过这一片断刻意地强调无论天气冷热（在此处天气之冷热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人物生存处境之好坏的一种象征性表现），只要生命能够继续存在，只要生活能够继续顺延就行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放弃了对于一种人格尊严的坚持，对于一种精神价值理想的守护。这也就是说，池莉实际上放弃的乃是对于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的批判性审视。池莉自然可以以现实生活中的武汉市民所实行着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存观念来为自已辩护，但实际上，对于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而言，仅仅表现出生活的真实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绝不应当简单地臣服于生活，绝不应成为生活的奴隶，而应该对于生活有所超越，虽然我们也不否认作家理应忠实于生活，但忠实于生活却绝不应该成为作家臣服于生活的借口。“如果所有的艺术作品都会得出‘生活就是生活’这样的结论，那么艺术就是一种可以消失了的东西。文学要提供的，很多都是那种可能性和意外的东西——在生活里面的意外和奇迹”。（叶开《爱要怎样说出口》，载《文学报》2002年11月7日第4版）叶开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文学对于生活的超越性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作家不能够超越生活，如果作家只是局限于“生活就是生活”，那么这样的作家其实并没有太多存在的价值。很显然，叶开的观点与池莉“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的观点恰好是针锋相对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池莉认定了“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所以她才采取了一种对生活顶礼膜拜的现实姿态。而也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姿态，使得池莉的小说写作陷于生活的汪洋大海中而难以自拔和他拔，使她丧失了对于现实生活所应有的批判性警觉，因而也就被世俗的现实生活席卷而去，在表现世俗日常生活的同时严重地匮乏了对于这世俗日常生活进行必要的批判与反思。这一点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而且在池莉的其他小说文本中事实上也构成了某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存在。
五 虚假的市民英雄形象
在《你以为你是谁》中，男主人公陆武桥是被当作市民社会中的英雄来加以刻画塑造的。上到父母，下到弟妹，陆家在生活方面所面临的几乎所有的难题都落到了陆武桥身上，而陆武桥偏就可以依靠自身的才智与勇气去面对这一切，化解这一切，而且还就居然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就小说文本给读者带来的直感而言，陆武桥是英俊潇洒，有胆有识，敢说敢干且又极富责任感的。在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差不多很难找到那种可以叫做缺陷的东西存在。因而，陆武桥便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市民英雄形象了。但池莉大概觉得仅仅这样还并不足以把自己心目中陆武桥高大的形象凸现出来，所以又采用了一种多重对比的方法来进一步强化读者对陆武桥完美高大形象的感觉与印象。一是将陆武桥的弟弟陆建设的形象写得十分委琐不堪简直就是天生的下贱坯：“哥俩同一父母，陆武桥生得身材颀长，五官端正，气宇轩昂；陆建设却生得委琐矮小，脸色苍白，一双三角眼坏坏地乱转。”二是在陆武桥身边特地设置了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湖北大学的李老师。这是一个自己虽然没有什么能耐但却有着很强虚荣心的知识分子。对于李老师的这一特点，作为妻子的尤汉荣有着清醒的认识：“尤汉荣的话很简洁很有穿透力，她说：我们老李人不错，他只有一个毛病，这就是需要找到崇高的借口才能进行实际生活。尤汉荣对陆武桥交心谈心是希望陆武桥作为邻居能够善待自己的丈夫。”三是让一位清纯美丽的女研究生女博士爱上了陆武桥。“宜欣还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属于千娇百媚天生丽质的绝代佳人之列，但她知道自己的整体精神面貌比较怡人。她洁净整齐，衣着素净而质地优良，她的双腿修长，步态漂亮，胸部丰满适中。她知道她健康的乳房在随着她漂亮的步态活泼地有节奏地弹动。”虽然宜欣最后还是离开了陆武桥，她从精神深处对于陆武桥的迷恋（这种迷恋在她离开陆武桥时已表达得很清楚：“你我心里都明白，你是我永远的爱人，永远的中国和永远的故乡。”）便是对陆武桥形象的一种有力烘托。假若没有十足的吸引力，一位如此清纯美丽的女研究生会矢志不渝地爱上陆武桥吗。因此，在我看来，池莉对于陆建设、李老师以及宜欣这三个人物的设定其实都是为了进一步凸显陆武桥形象的高大完美而服务的。之所以会有如陆武桥这般高大完美的市民英雄形象的文本事实出现，正是因为池莉缺乏一种深刻的批判意识所致。同样的情形当然还出现在诸如《生活秀》、《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惊世之作》、《你是一条河》等小说中。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活秀》乃是《你以为你是谁》的“女性版”。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来双扬也是差不多近乎于完美的市民英雄形象。如同陆武桥一样，来双扬简直也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才干，凭借自己的泼辣与心计，将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一化解。她既能降服颇为难缠的大嫂，又能收回多年难以讨还的老房；既可以巧妙地处理自己与卓雄洲的关系，又可以不无残酷地将九妹嫁与房管所长的“花痴”儿子；既充分地考虑到了自己以及家中其他成员的未来，又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应该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九妹作为筹码来使用，而不惜将九妹推入“火坑”，这样的心计其实也够歹毒的了，但在小说的描写中我们却根本感觉不到作家对于来双扬的如此作为有丝毫谴责批判的意味，我们感觉到的只是作家对于来双扬别一种生存智慧与生存能力的欣赏与玩味。不仅如此，为了更加凸显出来双扬形象的高大完美来，池莉也如同《你以为你是谁》中一样，在来双扬身边特意地设定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来双瑗这一形象，以对来双瑗颇带嘲讽戏谑意味的描写来最终完成对来双扬形象的烘托。《来来往往》集中展示的是康伟业自青年至中年的若干段感情经历。康伟业之由青年到中年的这段历程，恰逢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封闭保守而逐步走向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康伟业则正是在此一时段中一位独领时代风骚的“成功人士”［关于“成功人士”，可参见王晓明在《半张脸的神话》（《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版）一文中的相关描述：“今天，一种叫做‘成功人士’的新的形象，正在广告和传媒上频繁出现。他通常是男性、中年、肚子微凸，衣冠笔挺。他很有钱……他也可能在美国留过学，养成了西式的习惯……最近五六年来，他成了社会上最受瞩目的人物”，以至于“一些小说家、电视和电影剧本的作者，也从他身上获得灵感，纷纷写起了他和女人们的复杂故事。”将王晓明的相关描述与池莉的《来来往往》两相对照，则康伟业当是极为典型的“成功人士”无疑，或者干脆可以说，池莉的小说本身就是对王晓明一些作家“纷纷写起了他和女人们的复杂故事”这一论断的最好证明。因为《来来往往》所集中摹写的正是康伟业与段莉娜、林珠和时雨蓬这三位女性之间颇为复杂的情感纠葛］。康伟业与段莉娜的婚姻起始于文革后期，由于家庭出身的悬殊（段莉娜为将军之女），婚后很长一段时期康伟业都在仰段莉娜之鼻息。直到进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直到康伟业下海经商并获得成功之后，这种情形才有了明显的改观。成功之后的康伟业不再能继续忍受刁蛮可憎的段莉娜，于是便有了情人林珠。为了与林珠结合，康伟业提出离婚，但段莉娜不仅不答应，反而还经常如泼妇一般去康伟业的办公室大吵大闹。眼看康伟业离婚无望，林珠只好远走异国他乡。之后康伟业又有了一个名叫时雨蓬的新情人，虽然他并不打算与时雨蓬结合，但还是要积极地与面目可憎到颇有些神经质的妻子段莉娜离婚。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康伟业想：“婚离得了吗？林珠回得来吗？将来遇得见戴晓蕾吗？时雨蓬的确太孩子气了。李大夫对现在的一切会怎么看。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钱是越来越不好赚了。”然而，虽然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未知数，但生活却仍然将继续下去，于是，康伟业驾上车，“回到了他日常忙碌的生活中”。应该说，在结尾处并未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带有某种现代意味，但是就整体小说文本而言，作者对于康伟业所持有的乃是一种同情肯定甚至带有某种欣赏意味的态度，但段莉娜却由于其一味地无理取闹与胡搅蛮缠而颇为读者所厌憎（其实池莉对段莉娜的态度也同样带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康伟业则很显然与前文分析过的陆武桥、来双扬是同一类被作家池莉所充分肯定认可的人物形象。对康伟业的分析不能让我们不联想到池莉另一部小说《小姐你早》中的男性形象王自力。如同康伟业一样，王自力也无疑是如王晓明所分析的“成功人士”形象。但池莉对王自力的态度却与对康伟业的态度大相径庭。对于康伟业，池莉有着足够的认可肯定，而对于王自力，池莉却竭尽漫画嘲讽之能事，否定的倾向表现得异常明显，在这个意义上，王自力的形象则似乎证实着池莉一种鲜明批判倾向的存在。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池莉的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的。这也就是说，池莉其实对于王自力是如何成为一位“成功人士”的，王自力之成为“成功人士”，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究竟有何内在联系等一系列问题均不感兴趣，她的着眼点乃在于成功了的王自力实在不该从情感上伤害妻子戚润物。正因为王自力的所作所为严重地损害了戚润物，所以才有戚润物、李开玲和艾月这三位女性联手制服王自力的故事发生。分析至此，即不难发现，其实对于同为“成功人士”的王自力，池莉的态度从本质上看与对于康伟业的态度是相当一致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刘旭在《小说中的 “成功人士” 》（载《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一书）一文中的分析是极有见地的：“但是，如果把事情放在大环境下看，这些‘成功人士’常常是富了之后，有了年轻漂亮的情人之后，才突然‘发现’妻子的老和丑，突然‘感到’原来自己和妻子‘早就’没了感情。这就有问题了。老实说，这些总是一有钱就养情人的‘成功人士’决不是婚姻上的革命者，他们的情人们更不是，他们是经济初步发展时期的暴富阶层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