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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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小说之所以会缺乏一种博大开阔的精神历史视境，她所固有的某种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小市民情结”的存在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所在。我们注意到，尽管有批评家已经进行过善良的劝告，但池莉却仍然在许多场合公然宣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比如在《我坦率说》（见《池莉文集》第4卷）这篇散文中，池莉说过这么一段话：“在这次会议上，在这样一种心理背景下，我说了‘我就是一个小市民’这样的话。刚刚发生的事情对我的影响太重了。因为无法选择而住在没有交通没有医院的郊区，看完病租一辆三轮车任车夫随意敲竹杠；医生可以爱睬不睬和朝你发脾气——我想不承认自己是个普通小市民也不行，事实就是如此。”是的，事实的确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总是会碰上如池莉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因为我们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然而，作为一位作家，他虽然在一方面是一位普通市民，他不可能脱离实在的现实人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他又不可以仅仅把自己作为普通民众中的一员，最起码当他进入创作状态之时，当他开始了真正的艺术创作过程之后，他就应该从那些日常生活的烦恼与桎梏中解脱出来，应该对生活的现实有所超越。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具有某种可以博大开阔称之的精神历史视境。关于这一点，还是李建军说得好：“它（指文学）的重要不仅在于它让人们通过文学看到了生活的真相，一种被普遍的盲目和精致的谎言遮蔽的真相，而且还让人们从文学中体验到了‘超越’‘生活本身’的自由感，感受到了作者对于生活的道德热诚，和道德关怀，感受到了心灵被净化的巨大的内在愉悦。总之，文学的全部精神力量和诗性光辉，正是来自于它对‘生活本身’的‘超越’之中；它的重要性，正在于它能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提供同阳光和水一样重要的东西。”（《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在这个意义上，则完全可以认定正是池莉那种足可以顽固称之的“小市民情结”对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哲学一直未能在其小说作品中真正成形这一事实产生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当池莉只是把自己视作一位普通的小市民的时候，她其实乃是在有意无意之中降低了对于其作家自我的精神要求，而这样一种自我降低或者说自我放弃的结果便自然是一种精神哲学匮乏的现象在其小说作品中的普遍存在。
七 池莉和老舍与张爱玲的比较
在谈到池莉小说创作的时侯，往往会有论者将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老舍、张爱玲等作家相提并论，其原因当然是因为池莉如同老舍、张爱玲一样都是以对市民题材的表现而著称于世的。比如程光炜在他的那篇《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学》中，就曾经这样写到：“但我并不看低池莉，恰恰相反，正是池莉使市民题材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变得这么重要——这一现象，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位杰出的市民诗人老舍（我不赞成把题材作为评价作家创作的一个等级性‘标准’）。”再比如刘川鄂在其《小市民 名作家》一书中，也曾经这样写道：“无法探究其深层动机，但她的这些渲染，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女人，一个女作家，一个在半个世纪前成名至今仍大红大紫甚至被奉为大师的作家——张爱玲。”虽然程光炜是在肯定的意义上将池莉与老舍相提并论，而刘川鄂则是为了说明池莉创作之明显不足而将其与张爱玲进行比较，但他们的把池莉与老舍、张爱玲放置在一起进行比较性谈论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在此处，为了更好地说明一种批判性视野的具备，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哲学的具备对于一位现代小说家的重要性，我们也不妨将池莉与老舍、张爱玲进行一番并非不必要的比较。先来看老舍，老舍先生当然是一位杰出的市民诗人，他本人也如同池莉一样出生于普通市民家庭之中，因而对于市民生活自然有着极其深刻而直接的亲身体验，而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老舍笔下那个有声有色多姿多彩的总体市民社会形象出现的必然性。在这一方面，则可以说池莉笔下的那个武汉市民社会与老舍笔下的那个北平市民社会还有着几分庶几相似的可比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老舍不仅有着对于市民社会一种可以绘声绘色称之的杰出的镜像式再现，而且更有着一种对于这市民社会而言十分必要的批判性审视，关于这一点，正如孔庆东在《老舍的文化意义》（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一文中所指出的：“老舍把自己的大众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进行了巧妙的拼接，既为新文学小说灌注了强大而新鲜的生命力，也切实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境界和层次。老舍的成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雅俗互动’的一个绝好例证。”孔庆东此处所指出的老舍的“大众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即可被理解为是指老舍对于市民的日常世俗生活所作的那种非常生动形象的描摹与展示，而“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则是指老舍小说中一种深刻的批判审视精神的具备，或者说，正是指老舍一种差不多贯穿于其全部小说创作中的整体精神哲学的具备。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二者的近乎于完美的结合才成就了老舍作为一位杰出的市民诗人这样一种文学史定位的。再来看张爱玲，虽然曾经由于政治的原因而一度被摒弃于现代文学史之外，但张爱玲实际上乃是现代最杰出的女作家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当下已差不多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在进入80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张爱玲的暴得大名，学术界关于她的研究文字差不多足可以以汗牛充栋一词称之。其中极有见地者当然很多，但与本文论旨密切相关的却是刘再复先生于最近发表的关于张爱玲的一些看法。在《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载《视界》第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版）一文中，刘再复指出：“今天我想对几年前的心得进一步说明：张爱玲的才能不是表现为‘历史家’特点，而是表现为‘哲学家’特点。也就是说，她有一种超越空间（都市）和超越时间（历史）的哲学特点。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不妨借用一下王国维的评论语言。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桃花扇》型，一是《红楼梦》型。他说：‘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张爱玲的特点是《红楼梦》的特点，即超越政治，超越国民，超越历史的哲学、宇宙、文学特点。张爱玲承继《红楼梦》，不仅是承继《红楼梦》的笔触，更重要的是承继其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表面上写的是上海等处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恋爱、婚姻等枝枝节节，但是它却提示了在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力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欲望关联着政治，但不是政治；关联着伦理，但不是伦理；关联着历史，但不是历史。更具体地说，是关联着上海，但不是上海；关联着香港，但不是香港；关联着三四十年代，但不是三四十年代。这种欲望是左右人的命运最有活力、最客观又最难用逻辑语言说明清楚的魔鬼，但它却是可以被文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魔鬼。张爱玲早期写作的成功，正是因为她未被历史时代与道德伦理所牵制，精彩地描写了这个魔鬼，这种欲望，从而表现出文学家特有的本领。”首先应该承认，刘再复的确以非常准确到位而又清晰异常的逻辑语言几乎令人无可辩驳地揭示出了张爱玲小说写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在我看来，刘再复在此文中所着重强调的张爱玲小说所表达出的那种“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那种“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那种“深藏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则正是我们在本文中所一再强调的作为一位优秀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哲学。由刘再复文章即可看出，正是因为在其小说文本中贯穿着这样一种基本的精神哲学，所以才会有张爱玲早期小说写作所取得的极大成功。其实，能够明确意识到张爱玲精神哲学存在的并不仅仅是刘再复，比如郭春林就曾经这样说过：“日常生活进入写作空间并不始于李冯，甚至也不始于新写实。稍远一点的，比如张爱玲对市声的喜欢，再远一点的，比如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但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一种是赋予了日常生活以诗性的——说‘赋予’也许要遭到反驳，通常的说法是他们以诗性的眼光发现了日常生活里的诗意，另一种是将完全琐碎庸常的，彻底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再现出来。张爱玲被归入前者，而新写实毫无疑问是后者。”（参见王晓明等《十篇小说，七嘴八舌》，载《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很显然，郭春林在这儿所强调的张爱玲们“赋予了日常生活以诗性”中的“诗性”正类同于阿城在《闲话闲说》中所指出的《红楼梦》中存在着的那种“诗的意识”一样，其实也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精神哲学”的别一种说法。而在郭春林所作出的“张爱玲被归入前者，而新写实毫无疑问是后者”的论断中，假如把“新写实”置换为“池莉”（而池莉也正好是所谓“新写实”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因此这种置换完全可行），那么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池莉并不像张爱玲一样具备一种诗性的眼光，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精神哲学。很显然，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即不难认识到，虽然池莉如同老舍、张爱玲一样都是以对市民题材的表达而著称于世，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同样是十分明显的。而在这些诸多的差别中，一种从根本上制约并影响着池莉小说未能臻于更高的艺术境界的差别正在于池莉并没有如同老舍、张爱玲那样具备一种成熟完备的基本精神哲学。其实，并不仅仅是老舍与张爱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在其建构的艺术世界中实际上都有着一种相对成熟完备的基本精神哲学的支撑的，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概莫能外。因此，对于还将在小说创作道路上走下去的池莉而言，如何在保持自身艺术优势（这种艺术优势即指池莉的小说对于武汉底层市民生活生态与心态的准确把捉与描绘再现）的同时，尽快地建构一种相对成熟完备的精神哲学，并将这种精神哲学以艺术的方式较为完美地融合在自己日后的小说创作之中，乃是她首先应该考虑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八 如此浪漫的传奇化色彩
虽然精神哲学的建构是池莉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池莉小说写作的其他方面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应当深入反思的问题了。在结束本文的全部论述之前，从其基本的艺术表现方式来看，必须提及的一点，乃是池莉小说中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浪漫传奇化倾向。还是在《十篇小说，七嘴八舌》这篇文章中，曾有论者（周伯军）对池莉的短篇小说《一夜盛开如玫瑰》进行过这样的分析：“在池莉的这个短篇中，我却感觉到它完全是接近于某种社会流行趣味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寂寞的女教授与一位陌生的出租车司机之间一次偶然的浪漫遭遇。其中很多情节很容易让人想到电影《泰坦尼克号》，而出租车载着女教授飞驰冲过武汉大桥的那节描写，则几乎就是对《泰坦尼克号》相关场景的模仿。小说所展现的整体的想象力，似乎也未超出此类流行的‘浪漫故事’水平。”“而池莉对于小说主人公女教授最后突然发疯的结局的安排，也明显地因过于随意而显得矛盾重重。……临分手时，她给司机留下的假姓名、假地址也表明了她那有戒备、有保留的心态。因此，她与司机的那段浪漫遭遇，倘不是什么逢场作戏，至少也非全心投入。从这些细节，我们看到的女教授是一个极为理性的人物，她处处显现出以理性克制情感与欲望的能力。而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的人物，最后竟会因发现司机的小小‘欺骗’（假地址、假姓名、假身份——这种做法几乎和女教授的做法一模一样）而遽然整个地理性崩溃。这种突转的结尾，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而小说却没有这种伏笔或铺垫。这必然使得小说人物性格的可信性受到怀疑。”在此处，周伯军分析了《一夜盛开如玫瑰》中的浪漫传奇化倾向及情节安排与女主人公基本性格之间的矛盾性。在我看来，这篇小说令人值得怀疑处其实更在于作家整体构思的不合理性。很显然，池莉的本意大约在于通过这样一个颇具离奇色彩的故事写出女教授的某种复杂性来，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这样的故事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如果真如周伯军所分析的那样女教授的最后发疯明显地有悖于她那理性极强的基本性格特征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对于一位理性如此之顽固的女教授而言，这样一个浪漫故事本来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小说固然是一种典型的虚构文本，但作家所拥有的这种虚构的自由权利却并不意味着她可以极随意地编造一些违背常情常理的故事。尤其是对于如池莉这般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其小说表现方式上越来越显豁了的一种浪漫传奇化倾向绝非是她的福祉所在。然而，令人遗憾的却是，在池莉的小说创作中，这样的一种浪漫传奇化倾向确乎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在《汉口永远的浪漫》中，池莉意在通过一场突发的凶杀案写出汉口人性格中一种普遍的火爆与焦躁来。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中那位卖冷饮的太婆劝说小越的话：“汉口的人都不怕死，搞不好就要出人命的”可以被看作是这篇小说一个贴切的注脚。但问题在于，凶杀案的起因仅仅是鲁宏刚与胡东走路时偶然发生的碰撞，而那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的徐华与他所帮助的胡东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这样，这场凶杀案的发生其实便缺乏了一种必要的生活依据。仅仅为了表现汉口人的一种火爆与焦躁的性格便随意编造这样明显缺乏内在性格逻辑性的故事，所体现出的其实正是池莉艺术上的不成熟。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惊世之作》、《云破处》等作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