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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中国近代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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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人馆,秘密的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拳匪作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摇动了许多人对满清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加增,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的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的正式的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的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
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18世纪末年,19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19世纪,西洋人虽己
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19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思想吗?有许多
人直到现在还这样的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
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
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
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末由荡涤,新治末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满清,反对共和政体,
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
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
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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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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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
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争权,二则因为满清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责就煽动全国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
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分实
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藉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满清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她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
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1906)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
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
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
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完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末年(1907年)满清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满清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
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满清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满清不过藉预备之名搁置立宪。
  满清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统继位,其父载沣作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满清的政权。丙午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
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满清,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满清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
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
连了他的同志秋谨,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
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向满清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
在摈榔屿定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
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最为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
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
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
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
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借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
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卒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徵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
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
生激烈的战争。满清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满清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满清,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满清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
各种障碍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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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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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元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
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属于那一党派。却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满清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原故有关。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朗,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卫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
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权下作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作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作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作官为惟一的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作官的机会就愈多。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纣为虐。
  那末,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满清不是中国复兴惟一的障碍。其他如
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
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满清是我们惟一的障碍,满清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作他的后盾。至于革命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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