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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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陕西、甘肃收复了。到了光绪元年．他准备进攻新疆，军费就成了大问题。从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绪元年，二十五年之间，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实已兵疲力尽，何能再经营新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复杂，面积浩大，成败似乎毫无把握。于是发生大辩论，左宗棠颇好大喜功，他一意主进攻。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子孙没有放弃的道理。他又说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论十分激昂。李鸿章的看法正与左的相反。李说自从乾隆年间中国占领新疆以后，中国没有得着丝毫的好处，徒费驻防的兵费。这是实在的情形。他又说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因为沿海的省份是中国的精华，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东方的过于在西方的。自从日本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李鸿章因此主张不进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省的开发。边省虽然要紧．但是腹地倘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反过来说，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属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比较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的建设费，以供左宗棠进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运气真好，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光绪二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祟厚所订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此外，崇厚还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利，如新疆加设俄国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权。士大夫阶级主张杀祟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
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那里有这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李鸿章看见书生误国，当然极为愤慨。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他不敢公开讲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作军事顾问。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作三件事：一，迁都于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满清政权一定不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我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演。
　　幸而俄国在光绪三四年的时候，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不愿多事。又幸而中国当时有青年外交家曾纪泽，以极冷静的头脑和极坚强的意志，去贯彻他的主张。原来祟厚所订的条约并没有奉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纪泽运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权利及土地，但偿价加倍，共九百万卢布。英国驻俄大使称赞曾纪泽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她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告一段落的时候，中、法关于越南的冲突就起了。
　　中国原来自已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逻、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策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原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
　　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
　　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
　　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
　　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作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无论如何，外人既直攻我们的腹地，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苏联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强的压迫，内有反革命的抗战，列宁（Lenin）于是毅然决然放弃帝俄的属国。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士大夫阶级大半主张以武力援助越南，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人特别激昂。李鸿章则反对，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筹备腹地的国防事业。清廷一方面怕清议的批评，一方面又怕援劲越南引起中、法战争，所以举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济越南军费和军器，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那个时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谈兵。北京乃派主战派的激烈分子张佩纶去守福州船厂，陈宝琛去帮办两江的防务。用不着说，纸上谈兵的先生们是不济事的。法国海军进攻船厂的时候，张佩纶逃得顶快了。陈宝琛在两江不但无补实际，连议论也不发了。打了不久就讲和，和议刚成又打，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左宗棠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厂就在此时被法国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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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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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那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可以作敌人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丽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他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即日本明治3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藉口。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末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是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持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高丽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1372年）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曾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502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曾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的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高丽。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高丽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
　　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
　　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
　　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
　　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险要，几点钟的功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作高丽的主人翁了。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起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
　　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
　　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
　　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
　　而已，去中国铁船定远、超勇、扬威远甚。问其兵数，则陆
　　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
　　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
　　准、湘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
　　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
　　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
　　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
　　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的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
　　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
　　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
　　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
　　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
　　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
　　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
　　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至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
　　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访经费，每岁共四
　　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着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
　　洋经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
　　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
　　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在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