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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中国近代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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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陕西、甘肃收复了。到了光绪元年.他准备进攻新疆,军费就成了大问题。从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绪元年,二十五年之间,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实已兵疲力尽,何能再经营新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复杂,面积浩大,成败似乎毫无把握。于是发生大辩论,左宗棠颇好大喜功,他一意主进攻。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子孙没有放弃的道理。他又说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论十分激昂。李鸿章的看法正与左的相反。李说自从乾隆年间中国占领新疆以后,中国没有得着丝毫的好处,徒费驻防的兵费。这是实在的情形。他又说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因为沿海的省份是中国的精华,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东方的过于在西方的。自从日本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李鸿章因此主张不进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省的开发。边省虽然要紧.但是腹地倘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反过来说,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属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比较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的建设费,以供左宗棠进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运气真好,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光绪二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祟厚所订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此外,崇厚还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利,如新疆加设俄国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权。士大夫阶级主张杀祟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
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那里有这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李鸿章看见书生误国,当然极为愤慨。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他不敢公开讲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作军事顾问。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作三件事:一,迁都于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满清政权一定不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我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演。
  幸而俄国在光绪三四年的时候,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不愿多事。又幸而中国当时有青年外交家曾纪泽,以极冷静的头脑和极坚强的意志,去贯彻他的主张。原来祟厚所订的条约并没有奉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纪泽运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权利及土地,但偿价加倍,共九百万卢布。英国驻俄大使称赞曾纪泽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她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告一段落的时候,中、法关于越南的冲突就起了。
  中国原来自已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逻、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策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原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
  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
  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
  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
  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作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无论如何,外人既直攻我们的腹地,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苏联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强的压迫,内有反革命的抗战,列宁(Lenin)于是毅然决然放弃帝俄的属国。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士大夫阶级大半主张以武力援助越南,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人特别激昂。李鸿章则反对,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筹备腹地的国防事业。清廷一方面怕清议的批评,一方面又怕援劲越南引起中、法战争,所以举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济越南军费和军器,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那个时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谈兵。北京乃派主战派的激烈分子张佩纶去守福州船厂,陈宝琛去帮办两江的防务。用不着说,纸上谈兵的先生们是不济事的。法国海军进攻船厂的时候,张佩纶逃得顶快了。陈宝琛在两江不但无补实际,连议论也不发了。打了不久就讲和,和议刚成又打,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左宗棠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厂就在此时被法国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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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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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那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可以作敌人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丽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他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即日本明治3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藉口。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末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是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持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高丽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1372年)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曾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502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曾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的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高丽。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高丽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
  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
  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
  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
  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险要,几点钟的功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作高丽的主人翁了。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起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
  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
  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
  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
  而已,去中国铁船定远、超勇、扬威远甚。问其兵数,则陆
  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
  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
  准、湘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
  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
  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
  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
  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的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
  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
  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
  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
  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
  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
  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
  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至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
  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访经费,每岁共四
  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着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
  洋经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
  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
  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在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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