泯灭-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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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卿便笑了，指指硬拽我来的人，说：“你替我回答吧！”
对方则卖起关子来，不正面回答，却先问我：“看过美国电影《费城的故事》没有？”
我想了想，说看过的。
“你记得这部影片的男主角是谁吗？”
我又想了想，摇头承认自己记不得了。
他说：“詹姆斯。史都华吗！获第十三届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此后三次获该项奖的提名。一生拍了近百部影片。1980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1984年获奥斯卡五十七届特别荣誉奖……”
听完他的话，我说我还是不大明白。
“还不明白？子卿他像詹姆斯。史都华吗！”
我不禁地转脸端详子卿。尽管我实在是回忆不起詹姆斯。史都华的大明星异彩了，但却不得不暗自承认，四十三岁的子卿，比我印象中的少年子卿和青年子卿，是英俊有加，风度有加，气质有加了。与当年相比，眼前的子卿，又增添了一种中年男子的成熟魅力。有钱而相貌平庸甚至其貌不扬其貌丑陋其貌猥琐的男子，我见的多了，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却收入低微囊中羞涩甚至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就是穷光蛋一个的男子，我也见的多了。但又是“大款”又英俊又风度翩翩气质不凡的男子，除了某些男歌星和男影星而外，子卿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当然我所指的是二十余年后的子卿……
我内心里就又生出酸溜溜的嫉妒来。
我言不由衷地说：“那，我是不是今后也该改口叫他‘华哥’了啊？”
子卿笑道：“别跟他们学，你还是叫我子卿好。”
他又指着那个贪杯的人说：“你方才不是问我有多少钱吗？其实我如今也没多少钱，不过才二百多万而已。”
于是大家就都——“哇！”
有的说，二百多万还“而已”呀？那别人不是就只有“而已”而已了吗？
有的说，全哈尔滨市，有二百多万的人，挨个儿统计能统计出几个来？肯定二十个都不到！
自然也就由此抱怨开了哈尔滨经济发展的落后。仿佛大家都没有二百多万，皆因哈尔滨这座城市影响的。
接着那位记者讲了个幽默的“段子”，说上帝的信徒问上帝——对您而言，一万年等于多久？
上帝回答——等于一秒钟。
信徒又问——那么一百万等于多少钱呢？
上帝回答——等于一文钱。
信徒就乞求道——万能的上帝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穷光蛋，赐给我你说的那样的一文钱吧！
上帝慈祥地回答——完全可以。一秒钟之后我就赐给你……
按说，这个“段子”还是挺具有幽默性的。在座的请人，也都不乏起码的幽默感。
可是不知为什么，谁也没笑。分明的，谁都是想笑笑的。却有些笑不起来似的。大家一时都默然无声，气氛就不免有点儿压抑。
我也没笑。我也想笑。哪怕仅仅出于礼貌，或证明自己具有起码的幽默感，我觉得我也是该笑笑的。但我也是实在的笑不大起来。我暗骂上帝的回答真是太王八蛋了！
公关小姐悄言悄语地说：“这个笑话不好……”
子卿似乎敏感到了什么，就举起杯说：“我是无神论者。自从毛主席他老人家仙逝了，我就是无神论者了。所以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上帝，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时间观念，和金钱观念，去为自己最终获得等于一百万的一文钱或几文钱而奋斗！赞同我这番无神论者的宣言的，陪我干了这一杯！”
大家就都说子卿说得好，符合改革精神，于是都举杯，都一饮而尽，脸上也都开始现出了红红的酒晕。
我也不例外，我也一饮而尽。顿时身轻头重起来。
子卿放下杯，又说：“现在，许多像我这样的，被诸位称为‘大款’或‘款爷’的人，都会说他们的发迹，受惠于什么改革政策。我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我更想坦率地告诉诸位，我翟子卿有今天，首先是受惠于我的老母亲，其次才是受惠于什么改革政策。没有她老人家十年间为我积蓄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使我在返城后可以有本儿做小生意，岂有我翟子卿的今天！那我这辈子可能就彻底完了，将会比你们诸位更不如。将会和马路上千千万万每天蹬着破自行车上班下班，每月只开一百多元工资的工人们是一个下场！如果当年再分在一个效益不好的单位，如今黄又黄不了，转产又转不了，开百分之七十六十甚至百分之三四十的工资，那我就连自己的老娘都没法儿赡养了……”
子卿说得竟有些愤愤然起来。仿佛他已然落到了没法儿赡养自己老娘的地步似的。
那位记者立刻接言道：“那是那是！华哥是一番肺腑之言啊！伟大的巴尔扎克曾说过——‘母爱在女人心中是一件简单、自然、丰硕，永远不衰竭的东西，就像人生命的一大要素’”。
于是有人郑重其事地倡议：“为华哥老母亲的健康长寿干杯！”
于是又纷纷举杯，纷纷郑重其事地嚷嚷：
“母爱万岁！……”
“穷人的母亲们万岁！……”
子卿竖起了一只手掌，众人才肃静。
子卿用筷子轻轻敲击着小碗的边沿儿，吟唱了起来：“母兮生我，母兮鞠我，出入腹我，哺我养我，顾我怜我，育我抚我，哀哀慈母，生我劬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子卿表情宛若圣徒。
众人表情亦皆肃然、穆然，有的似乎还有几分凄然。也不知是真的心灵感动了，还是那种场合的惯常表演……
我，则回忆起了当年我是怎样千里迢迢地，将子卿母亲为他做的一条厚厚的，比一床被子还重的棉裤捎给他时的情形……
他当年曾将脸深深地埋在棉裤上，无声地哭过……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脏街……
出现了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吃力地拉着一辆泔水车，缓缓行进在脏街坑凹不平的颓房矮屋之间……
出现了两个少年将裤筒高高挽起，赤着双脚，在大雨天共披一块破油布去上学的背影……
还仿佛听到了赶泔水车的老人催促人们倒泔水的木梆声——梆、梆、梆……
由远及近地传来着，传来着……
再是高潮起伏的宴席，其实也不过是生活里的转场时的过渡情节。而赴宴者，东道主也罢，宾客也罢，陪客也罢，进入角色不人，便都是想摆脱那一情节的了。因为不言而喻的，没谁愿意在臃长的情节里长时间地扮演臃长的角色……
剩了一餐桌菜肴，大家却一个个面面相觑，仿佛都搜肠刮肚地制造不出话题了。
子卿说：“怎么样？就到这儿吧？”
我说：“就到这儿吧。”
于是我随子卿首先站起……
硬拽我来的人这时嗫嗫嚅嚅地说：“华、华哥，那件事儿，我是指，您那点儿小意思……带，带来没有？若带来了……”
他脸上强作出卑恭的笑样，向子卿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那是介乎于乞讨和自尊之间的，往往也最容易招至对方轻蔑的手势。它比街头乞丐讨小钱时的手势还要猥琐。因为乞丐们讨小钱时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将自尊丢开不顾的。所以同一种手势在乞丐们作来也就坦然多于羞惭，仿佛在向人无言地声明——爱给不给，不给拉倒。这就照顾到了面对这种手势的人的心理，使他们有较充分的余地在给和不给之间进行选择。决定不给似乎也能决定得心安理得。而当时他的手势传达出的却是另一种潜台词——千万别干脆拒绝啊！千万得给点儿啊！多多少少您总得给点儿，我可是极有自尊的人呢，您不可以伤害我的自尊心，不可以让我白伸一次手的……
我对他顿时地大动恻隐之心。我本想说句能够影响子卿给予的话，他，不仅他，还有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那位记者，那位公关小姐，总之差不多他们全体，都在向我投注着求援的目光。席散了，我居然还没搞清楚需要资助办画展的究竟是哪一位。因为席间根本就没谁谈过什么画不画的。也许正是他。也许并不是他。是他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发扬见困难就上的精神……
当时我忽然明白了，人们希望某“大款”掏腰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安排在某豪华的地方“撮一顿”——大概因为只有在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行乞的人才有勇气当众最后一次开口最后一次伸手吧？成败完全在此一举，他们的企图如果还是受挫了，肯定相当于一次心理方面的非死亡性车祸，不好好儿地将养几个月，是不会再又鼓起一股勇气的吧？……
我虽然对他们暗抱几分恻隐之心，却并没有对子卿说什么也许会具有影响力的话。我近乎残忍地将脸转向了一旁，目光望着别处。如果子卿仍是二十余年前的子卿，我肯定会充满爱心大发慈悲的。可我毕竟与子卿分离了二十余年了。那一天毕竟是我们二十余年后见到的第一面。我尚根本不了解子卿已经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我对自己的话究竟能否影响子卿已毫无把握，毫无信心。我可不愿使自己也无形中作了他们的窘状的搭配品……
“哦，那事儿呀，我差点儿忘了……”——子卿说时，将一只手伸入西服衣襟内，掏出一个信封来。子卿拿着那信封，轻轻往另一只手的手心上拍着。
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他手中的信封。
子卿一笑，又说：“今天要是你们请我，我也许还忘不了。又是我请你们，所以呢，差点儿就忘了。幸亏你提醒啊……”
子卿说罢，就将信封朝向他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的人抛过去……
他没接住。他身旁的一位替他接住了。
于是他们互相瞧着，都吞了一颗定心丸似的，都暗舒了一口气似的，都互相庆幸地笑了……
子卿一转身，将手臂从背后搭在我肩上，命令似的说：“到我家去。跟我走。我母亲见了你不知会多高兴呢！”
他已经不再像当年一样，对我提到他母亲时说是“我娘”了……
我暗想，大变革的时代，它改变一个人真如儿戏似的。所以才有人企盼更大的变革，有人拒绝更大的变革，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吧？……
离开餐厅，我去了一次厕所。
在我身后跟进两个人，我听他们说：
“真他妈的小气，才给三千！”
“唉，三千也是人家白给的啊！比起来，他不是强于那些一毛不拔的嘛！”
“依我，这三千元扔他脸上去！三千够他妈干什么的？”
“老兄，这口气可治不得的啊！……”
我听出了是那位记者和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怕他们尴尬，我解完手，低着头往外便走。
但他们还是发现了是我，当然也就尴尬起来了。
其中一个讪讪地说了句废话：“你也解手哇？”
我同样回答了句废话：“对，我也解手。”
子卿站在饭店门外的台阶上等我，很斯文地吸着烟。
从前不吸烟的他，并且还曾对我发誓永远不沾烟酒的他，现在竟是烟也吸了，酒也饮。而且还是个烟必“万宝路”、“红塔山”，酒必“茅台”、“威士忌”的人了……
我对他说我头还在疼，希望能改天再去他家看望他母亲。
他倒挺体恤我的，一点儿也不勉强了，同意地说那就改天吧。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印制很精美。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是质地极软极薄，被叫作“撕不烂”的那一种。上边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更没有头衔。只有他的名字“翟子卿”三个字。而且落款是手书体的。我一看便知，那是他自己的笔画隽逸的手书体。他的字迹更帅了。和他这个人相互衬托……
我欣赏片刻，不禁又上上下下欣赏它的主人。如同对着一面别人看不到的镜子欣赏我自己。并想象着他就是我自己。另一个我自己。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气质不凡的我自己，而非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自己。是“大款”而非作家的我自己。想象着在什么条件之下，我和他，也就是另一个我自己美妙地复合在一起多好……
子卿问：“你干吗这么打量我？”
我说：“直到现在我仍有点儿怀疑你不是你！”
子卿又问：“那我是谁呢？”
我笑了，说：“是啊，你是谁呢？”
子卿也笑了。他又把名片从我手中要过去，在背面另写了一处住址和一个电话号码。他说他现在是狡兔三窟。印在正面那地方，并不常去住。是应付一般人的虚址。那儿的电话也是永远没人接的。他很有苦衷地解释，没法子，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合，什么人都免不了接触，不得不对自己实行掩护政策。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要给我留下能找得到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实在地讲，对于我，他确实已是一个陌生人了。不知为什么，我隐隐感到，他身上的“皮尔。卡丹”，他脚上的“耐克”，他胸前的“金利来”，以及领带上的纯金领带夹和指上的钻戒，更加上他那二百多万，像某些具有杀伤放射性的物质，仿佛使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亲昵地接近他了。我对发生变化的任何东西总是格外敏感。哪怕是自己的手，如果忽然一天我觉得它变了，变得不像我的手了，变得使我感到别扭了，尽管不至于产生要求外科医生替我动一次手术切除它的荒唐念头，却会经常提醒我自己，尽量不再用我那一只手抚摩我的脸，或我身体的裸露部位。但是我看出子卿的邀请是真诚的。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至少在我的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序上是真诚的。于是我答应他第二天到他家去。我相信他的话——他老母亲挺想我的，常念叨我。而我也挺想那老人家的……
第二天，我按照他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家。他和他老母亲，住着四室一厅。面积大约百平方米左右。即使在北京，除了某些老资格的司局级干部，某些走红的歌星影星，某些成功的经商者，或某些收入很值得怀疑的人，两口之家能住上四室一厅，那绝对是寻常人望洋兴叹的事。而在普遍住房情况拥挤的哈尔滨，占有如此宽绰的居住条件，仅凭这一点，也就够贵族化的了。室内的装修自然是很考究的。家具不消说也皆是高档的。何况，他还另有两处住房。我内心里又暗生一缕嫉妒。我想，我本是不应该嫉妒他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嫉妒谁都可以，就是不应该嫉妒子卿。我怎么可以嫉妒和我一起在“脏街”上长大，从小情同手足，一块儿从小学考入重点中学，又和我一块儿下乡，白天一块儿干活，晚上被褥紧挨着被褥睡了五六年的子卿呢？难道我竟不希望他和他的老母亲生活得比我好吗？然而我拿自己毫无办法。尽管我明明知道嫉妒是一种丑恶的心理。尽管我们受的全部文明教育和传统家教，激烈地反对我对小时候的朋友产生嫉妒，但我还是真真实实地嫉妒着。似乎只有嫉妒才使我清楚——我是我，子卿是子卿。他并不是什么另一个我。或者另一半儿我。他只是他自己。当他在他家里脱下“皮尔。卡丹”和“耐克”的时候，我是不能穿上就走，像穿上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鞋一样，像从自己的家里走出去似的。我也不可以当他摘下他的名贵手表和钻戒时，自己拿起来就戴上，像戴自己的一样。而小的时候，我们互相却是可以的。看来只有破烂的东西才具有共有性吧？而值钱的东西则具有属权性。正是这种属权性，使人不能亲和如旧吧？更不消说他那二百余万我是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