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治世经典-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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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入，而主人不觉察的，有一大半的比率；翻墙穿洞而入，而主人不觉察的，则是到都可见到的事。做为主人，不应当说：“只要大门关锁牢固，旁边的小门和墙上的小洞就不必忧虑了。”
　　用正兵的战术，就好比毁门撬锁为盗一样，成功与否不可预料；用奇兵的战术，就好比从没上锁的旁门为盗一样，大半是可以成功的；用伏兵的战术，就好比翻墙穿洞为盗一样，十次有九次可以成功的。
　　所谓正兵战术，像战国时秦国的函谷（关名，在今河南省云宝县东北农润河畔王垛村），三国时吴国的长江、蜀国的剑阁（道路名，在今四川省剑阁县东北大、小剑山之间，为诸葛亮所开辟，为川、陕间交通要道，利于防守），都是其例。
　　战国时代中原六国曾经进攻函谷关，被秦国将军所打败。曹操曾经攻打长江，被周瑜击溃而逃。钟会（三国时长社、即今河南省长葛县人。有才学，
　　曾做魏国司徒，后因谋叛，为乱兵所杀）曾经进攻剑阁，被姜维（三国时天水、即今甘肃省甘谷县人，字伯约。为蜀汉大将军）所阻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预先就设有守备。
　　刘濞（刘邦兄子，封吴王。汉景帝时谋反，兵败，为东越人所杀）反叛汉朝，北上进攻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田禄伯（吴王刘濞之臣，官大将国）向刘濞请求给他五万人马，沿着长江淮河从另一路进攻，等收取淮南（诸侯国名，都寿春，即今安徽省寿县）、长沙（诸侯国名，都临湘，即今湖南省长沙市）以后，再到武关（今陕西省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与刘濞会合。
　　岑彭（东汉棘阳、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字居然。初随王莽，后归刘秀，封舞阴侯。后率军入蜀攻公孙述，至武阳为刺客所杀）攻打公孙述（东汉茂陵、即今陕西省与平县东北人，字子阳，起兵反王莽，自立为蜀王，后称帝，号成家，在位十二年，为汉军所败，被杀），从江州（在今四川省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沿都江（水名，即今四川省成都地区的岷江）逆水而上，大破侯丹（公孙述的都将）军队，直接攻取武阳（即今四川省彭山县），绕到延岑（公孙述的部将）军队的后面，以精锐的骑兵急速奔赴广都（在今四川省成都市东南），距离成都不过数十里。
　　李愬（唐临潭、即今甘肃省临潭县人，字元直。有谋略，以平吴元济反叛有功，封为凉国公）攻蔡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蔡州的所有精锐部队都用来抵抗李光颜（祖先为河曲、即今宁夏自治区东南一带羌族人，姓阿跌氏，唐肃宗时赐姓李，字光达。因讨平藩镇有功，官至检校司空），不防备李愬。李愬从文城（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南）出发，攻破张柴村（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南）之后，急速奔驰二百里，半夜抵达蔡州，黎明就擒获了吴元济（唐沧州、即今河北省沧县人，淮西节度使兼蔡州刺史吴少阳之子。公元　814　年9　月，吴少阳死，吴无济自请代父职，朝廷不许；10　月举兵反叛。1817　年　10月，李愬雪夜袭蔡州，擒美元济，送京师斩首）。
　　这些，都是用奇兵战术的例子。
　　汉武帝攻打南越（国名，在今广东、广西一带，都番禺，即今广东省广州市），唐蒙（人名，汉武帝时任中郎将）请求发动夜郎（国名，在今贵州省西部、北部，与云南省东北部，四川省南部一带，公元前　111　年归汉，置牂牁郡）军队，乘船从牂牁江（一名都泥江）沿水路而下，直抵番禺（即今广州市）城下，突然出现，南越人根本没有料到。
　　邓艾攻打蜀国从阴平县（在今甘肃省文县西白龙江北岸）出发，经由景谷（道路名，在今甘肃省文县南沿白水江入四川），将士们攀援树木，缘着险恶的石径，鱼贯而进，到了油江县降服了马邈（蜀汉将军），到了绵竹县斩其守将诸葛瞻（诸葛亮之子，字思远，官至尚书仆射，军师将军），接著又迫使刘禅投降。
　　田令孜（本姓陈，字则仲，唐末蜀县、即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唐僖宗时为宦官，专朝政）率军把守潼关，关的左边有个大山谷，名叫禁谷，没有派兵把守。林言（唐末曹州冤句、即今山东省曹县西北人，黄巢的部将）、尚让（亦黄巢部将）便从山谷中进入关内，夹攻潼关，守关的唐朝军队被击溃。
　　这些，都是伏兵战术的例子。
　　我考察古代那些善于用兵的人，他们在一次战役之中，尚且要用正兵、奇兵、伏兵三种策略，来取得胜利，何况是守卫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这
　　类关系着整个天下安危的战争，难道可以用那些不懂得这三种用兵战术的人为将帅吗？　
用间不诈［用间第五］
　　夫兵虽诡道，而本子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
　　孙武说过“间谋有五种”（《孙子兵法·用间篇》：“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又说过：“商朝所以能兴盛起来，是因为伊挚（商汤的宰相，官号叫尹，所以又称伊尹，原为汤妻的陪嫁奴隶，后辅佐商汤伐夏桀，建立商朝）曾经待过夏朝，了解夏朝的情况；周朝所以能兴盛起来，是因为吕牙（即姜太公）曾经待在殷朝，了解殷朝的情况。因此，明智的君主、贤能的将帅，凡是能用具有极高智慧的人做间谍的，就一定能够建树大功。这是用兵的关键所在，整个军队要依靠他来决定行动。”
　　考察《尚书》的记载，伊尹确实到过夏朝，认为夏朝政治丑恶，就往毫京归顺商汤。根据史书记载，姜太公曾经为殷纤王做事，因为纣王无道，才离开殷朝，投奔周朝。所以孙武说伊尹曾待过夏朝、吕牙曾待过殷朝，是确有其事的。
　　但是孙武又认为他们是间谍，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商汤、周文王（姓姬名昌，死后谥号文。为周武王之父，殷时为西方诸候之长，号西伯，奠定了周朝统一天下的基础，历史上常与周武王并称为“文武”）本来就命他们在夏朝、商朝做间谍吗？难道伊尹、吕尚本来就是为人做间谍的吗？或者是夏桀（姓姒，名履癸，夏朝末代君王，史称夏桀）、殷纣本来就是只有依靠间谍才能讨伐的吗？——即使是智慧最低下的人，也懂得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不过，我的意思是：天下的存亡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当伊尹在夏朝的时候，商汤一定会说：“桀虽然暴虐，一旦他任用伊尹，那么民心就会回复安定，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
　　等到伊尹来到毫的时候，商汤一定会说：“桀得到伊尹而不能任用，夏朝一定要灭亡了。我不能看着人民陷入困苦之中而坐视不问。”
　　于是就联合天下诸侯一起来讨灭夏桀。
　　当吕牙在商朝的时候，周文王一定会说：“纣虽然暴虐，一旦他任用吕牙，那么天赐的福禄一定会恢复，我还忧虑什么呢？”
　　等到吕牙来到周朝的时候，周文王一定会说：“纣得到了吕牙而不能任用，商朝一定要灭亡了。我不能够长期阻止天意的贯彻。”
　　于是就命令周武王联合天下诸侯，共同来讨灭商朝。
　　这样看来，夏朝、商朝的或存或亡，是依赖于伊尹、吕牙的是否被任用而决定的。
　　现在如果要问什么样的将帅才算是贤能的？一定会回答说：“能预先知道敌国作战的胜败，就是贤能的将帅。”
　　再问他用什么办法可以预先知道敌国作战胜败呢？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吝惜千金，所以能使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为他刺探敌国的情况。”或者说：“能根据敌国使者的言行探测他们的阴谋计划。”
　　他们这样做也真是够辛苦了！像伊尹、吕牙这样，一来归顺就决定了夏朝、殷朝灭亡的命运，使得商汤、周武王没有用间谍的名声和用间谍的辛劳，却得到了用间谍的实效。这如果不是有上等智慧的人，谁能够做到？
　　用兵打仗虽然属于诡诈之道，但是以坚持正义为根本的人，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五种间谍的运用，它的归宿总是诡诈之道，成功了会得到好处，失败了就会带来灾祸。况且，我对别人使用诡诈，别人也将对我使用诡诈。所以能以间谍取胜的人，有时也会因间谍而遭到失败。
　　我的间谍不忠贞，反而会被敌人利用，这是失败的第一种原因。
　　间谍得到的不是敌人的真实情况，而是故意显示的虚假情况，却以为是可信的，这是失败的第二种原因。
　　做间谍的人接受了我的钱财，不能探得敌人的秘密计划，因为惧怕惩罚而编造一些假情报告诉我，这是失败的第三种原因。
　　在正义上尽心力的人，这一件事情做好了，其他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可成功；在诡诈上用心计的人，做一百件补救的事，却会有一千件繁杂的事情发生，终归还是失败。把聪明用在诡诈上的人，是不能够依靠的。所以五种用间谍的办法，并不是圣明的君主、贤德的将帅所崇尚的：他们所崇尚的，应该是争取到极高智慧的人做谋士。
　　因此淮阴侯（韩信）、曲逆侯（陈平）坚持正义不愿为楚王效力，而汉高祖得到他们之后，就决定了消灭项籍的计划；李左军（秦末人，赵王歇的大臣，封广武君）、周叔（秦末人，魏王豹的部将）不被赵王和魏王信任，因而淮阴侯进兵赵、魏的计划就决定了。这也是使用间谍的一种办法啊！　
理论与实战［孙武第六］
　　求之而不穷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与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几人？求之子言而不穷者，几人？言不穷矣，求之于用而不穷者，几人？
　　连续向他提出问题而难不倒他，这样的人就是天下的奇才了。同天下的士人谈论用兵的事，而说“我不会用兵”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在这些人中，向他连续提出问题而难不倒他的，又能有几个？在理论上难不倒他，但用他来领兵打仗而能够始终不遭到失败的，又能有几个？
　　哎！至于说领兵打仗而能始终不遭到失败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哩！
　　孙武写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后世所有的军事家都把他当作老师来崇敬。
　　依照我的看法，孙武是谈论兵法的杰出人物，他的书论述奇特、权变、秘密、机智这些用兵的技巧，真是神出鬼没，妙不可言，自古以来那些谈论用兵的著作、极少能比得上的。因而揣测他作为出色的军事家，一定具有应付敌人的无穷才能，不知道他领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而且和他在书中谈的相距甚远。
　　当吴王阖庐攻入郢都（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的时候，是以孙武为统帅的；等到秦国和楚国联合打败吴国的军队，后来越王勾践又率大军践踏了他的国家，外祸内患一旦接踵而来，吴王（指夫差）奔走而不及自救之时，孙武却对消除这些祸乱一筹莫展。假如依据孙武自己的书来责求他的过失，大概有如下三条：
　　·《九地篇》说“把威武加在敌人头上，就要使他不能同别国结交。”然而孙武却使秦国能够听到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姓公孙，封于申，故称申包胥。吴兵入郢都，申包胥至秦求救，哭于秦廷七日七夜，秦终于出兵救楚，大败吴军）的话，出兵援救楚国，对吴国没有忌惧之心；这就太不威武了。这是孙武的第一条过失。
　　·《作战篇》又说：“长久出兵在外，就会使军队疲惫，挫伤锐气，力量耗尽，物资枯竭，那样别国就会乘你危机时而起兵进攻你。”而孙武在吴王阖庐九年（公元前　506　年）冬季攻打楚国，到十年秋季才返回，可以说是“长久出兵在外”了，越国人能够不乘其国内空虚而攻入吴国吗？这是孙武的第二条过失。
　　·《作战篇》又说：“战士奋勇杀敌，是由于愤怒。”孙武纵容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后奔吴，为大夫，终因直谏而死）、伯嚭（也是楚国人，后奔吴夫差时为太宰。越灭吴，杀伯嚭）鞭打楚平王（姓毕，熊氏，初名叶疾，即位后改名居，在位十三年）的尸体，发泄一个匹夫的私忿，用对敌人的侮辱来激怒敌人；这就是司马戌（即沈尹戌，楚国左司马）、子西（楚平王子，名申，时为令尹）、子期（亦楚平王子，子西之弟，名结，时为大司马）所以用誓死的决心来向吴国报仇的原因。勾践攻占吴国，不去毁坏吴王的祖坟，而吴国人民却顺从他。田单（战国时齐国人。燕军攻齐，占领七十余城，仅莒、即墨二城未破。即墨守将战死，城中人民推田单为将军，田单用计大破燕军，收复所有被占城市，因功封安平君）欺诈燕军，使他们掘了齐人的坟墓，因而激起了齐国人民的奋发斗争精神。他们的智谋远在孙武之上。孙武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他的第三条过失。
　　但是当吴军开始讨伐楚国时，能够很快就攻入鄂都，正是由于利用伍子肯、伯嚭、唐国（春秋时诸侯国，都城在今湖北省随县西北唐城镇）、蔡国（春秋时诸候国，都城在今河南省新蔡县，唐、蔡二国国君均曾被楚囚禁受辱）对楚国的愤怒和楚国子瓦（即囊瓦，字子常，曾为楚国令尹）的不仁，孙武的功绩也是很少有的。孙武自己写的书，尚且不能自己熟练运用，因而遭到这样的失败，更何况那种愚蠢地只知学习孙武的某些过时的教条、理论皮毛的人呢？怎么可以用他们来领兵打仗呢？
　　吴起（战国时卫国人，著名军事家：著有《吴子》一书，属兵家）与孙武是一样的人，都著书谈论兵法，世人将他们并称，叫做“孙吴”。然而吴起书中谈论用兵，不注重法制，文字粗糙简略，没有统领全书的纲纪，不及孙武的书语言精练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用兵理论都可在《孙子兵法》中找到最终的本源。
　　但是，吴起开始被鲁国任用，就大破齐军；后来到了魏国，又能战胜秦国军队；到了楚国后，使楚国再次称霸诸侯。可是孙武的所作所为，反而造成了那种失败的结局，可见书上的理论本来就是不能够完全信赖的。
　　假如在外面指使一个男仆，在家里管理一个侍女，这是一个没有才智的普通人也会做到的，难道还一定要别人来教导吗？至于率领三军这样众多的人，关闭营门以求自固，有时还是会发生骚乱，这是由于三军人数太多，使自己思想产生迷乱的缘故。
　　善于治军的将帅，指挥三军那样众多的人，和使用一个男仆、一个侍女并无多少区别，所以他的心力经常有余裕。以一个人的心胸，来承当统帅三军这样众多士兵的重任，还总是觉得其中宽宽的尚有余地，这就是韩信所说的“领兵越多越容易办”的原因。
　　所以，用兵难道有什么特别的道术吗？只不过是能不为士兵的人数众多所困惑罢了。　
诚信与机智［子贡第七］
　　君子之道智信难。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于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
　　君子立身处世的原则中，机智和诚信是最难同时做到的。诚信是用来端正机智的，而机智常常至于不端正；机智是用来通达诚信的，而诚信常常至于不通达。所以君子对此应当谨慎。
　　世俗的儒士们都说：“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人们看到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于是就全都抛弃诚信。
　　我却要说：“虽然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但是不讲诚信，机智用一次之后，就再也不能继续使用了。”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弟子。先后做过卫国、鲁国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