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死囚写遗书-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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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姑父来到我身边，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我双手捧住潮红的脸庞，一只鸟儿从我心中飞了出去。
含苞“欲”放（8）
欢镜听，五天之后，我要到上海去读书了，我希望你能到渡口来送送我，好吗？
……
然而，我拒绝了她的爱情。在她离开江津城的那天，我没有去送她。我实在不忍心（或者说没勇气），出现在一位漂亮姑娘面前的，是一位身着补丁衣服、满面灰尘的穷困青年。这不关脸面的事，而是我才十六岁，嫩苗一样的双肩无力挑起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根本没有能力去履行爱情的责任，去担当起一位怀春少女如同大山般的厚望。这，关系到一个男子汉的自尊。
就在那天晚上，在凉风习习的建筑工地一隅，我划燃火柴，眼含泪水，将这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的求爱信化作了缕缕青烟。我已经将这封信铭刻在我心里，并把她诗意化和神圣化了。在我的感情世界里，我已经把她当做我的初恋。
然而，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她。或许，是我当年的“绝情”，刺伤了一位花季少女情窦初开的芳心；或许，是逝水流年的风尘，尘封了人生岁月的浪漫情怀……但，无论如何，我都在心底深处默默地祝福她：姑娘，祝你一生幸福而吉祥！
——我的祝福带着佛的禅意，而非流俗的拜佛形式。
我在《初恋时，我拒绝了爱情》的文末空白处，郑重地添写道：阿晶小妹妹，虽然，我祝福你一生吉祥而幸福，但是，坦诚地讲，我很难为你不到十五岁的早恋举起祝福的酒杯，在我看来，你在争取早恋的自由时，却忽略了恋爱的真正实质，那就是“责任”。
黄瓜山上的“打”滚匠（1）
不知道那位女大学生能不能读到我这篇文章？如果有机会读到本文，请通过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机构转告我的联络方式。我将亲口告诉你：后来成为死刑犯的王一的罪恶，是应该诅咒的；但请你相信，在1990年，在那个春阳如歌、菜花浅唱的季节里，当年的叮咚王一对你的资助，是不求任何回报的。
1 卫星湖畔：他“护”花到永川城
这个故事的开端温暖而又伤心。
发生这个故事的时候，三月的艳阳无限温情地从天宇深处走下来。在位于四川省永川市郊（现重庆永川市）的黄瓜山上，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正蹁跹着暖洋洋的舞姿。然而，在春阳如歌、菜花浅唱的流金美景里，唯有王一的一颗心在作叮咚的疯狂——请将叮咚两个字按四川方言读成顶懂。为什么这么读呢？因为三只手（摸包贼）在作案时，无论他的作案经验多么丰富，在作案过程中，那颗贼心都会情不自禁地叮叮咚咚地跳起来，他们内部的行话称这类人物叫作叮咚。
1971年1２月9日，王一出生在四川省永川市提可村。虽然提可村与黄瓜山同属永川市管辖，但是，毕竟还隔着相当远的路程，尤其是那所坐落在黄瓜山下、卫星湖畔的高等学府，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的王一来说，是一座只能仰望的神圣殿堂。那些在殿堂大门口进进出出的莘莘学子们，与他这位三只手又隔着一道深不可逾的鸿沟。
王一做梦都没想到，他后来会与一名女大学生产生某种牵连。
从1990年开始，年仅十九岁的王一就在这条卫黄路上开展叮咚业务了。
从永川城到卫星湖畔那条公路到底叫什么名字，我无从知晓，但王一是叫它卫黄路的。那时候，他刚出师门不久，教他摸包技术的师傅——也是他们这块地盘的堂主只允许他在卫黄路上去操练。大家都知道，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规。正经人做光明的生意有太阳底下的行规，打滚匠做黑暗的勾当有夜幕下的帮规。打滚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民间说法，据说，这三个字最先起源于特殊的旅馆行业，专指那些不付嫖资的无赖之徒，现在则成为一种广义的不正经者的称呼。
最先，王一对师傅即堂主的安排是极为不满的。他们内部的人都清楚，这条尘土飞扬的黄土路是一条山区公路，从永川城里牵出来，在偌大的黄瓜山上绕来绕去，串连起那些并不富裕的小村庄，到达卫星湖畔那所高等学府。跟那些乡民们比较起来，学府里的人们应该是有钱人了。但学府里的教职员工，平时很少出校门。因此，王一的作案对象——那些乘客，绝大部分都是沿途的乡民。乡民们本来就不富裕，能够带在身上的现金少之又少。问题在于，跟其他路线上的师兄弟们比起来，他冒的风险最大，乡民们的警惕性很高，一旦“翻船”，非被打得半死不可，但得到的收益，却不知要少多少倍。但是，堂主有堂主的理由，王一刚出师门，手脚还不灵活，先到卫黄路上操练一段时间，等经验丰富后，再安排他到有油水的路线上去。
堂主是一个老打滚匠，整起人来心黑手辣，王一不敢不从。
就在1990年的春天，在油菜花黄灿灿地开满黄瓜山的时节，王一遇到了那位叫珍珍的女大学生。
珍珍来自四川某地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等她考上大学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已经债台高筑。为了她的前程，也为了她能够缴上学费，家里能够卖的东西都卖光了，终于，在1988年或1989年（王一如是说）的秋天，珍珍跨进卫星湖畔的这所高等学府。成为大学生后的珍珍很清楚家里的艰难困苦，求学之余，她只好利用星期天到永川城做家教。家教主人考虑到学校离永川城太远，同意珍珍星期六下午进城，住到主人家里，星期天下午再返校。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珍珍在校门口搭上了到永川城的公共汽车。在她身后，坐着一位英气逼人的小伙子。谁会料到，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竟然是三只手呢。
黄瓜山上的“打”滚匠（2）
一离开卫星湖畔，汽车便开始在黄瓜山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来爬去。昨晚下了一场春雨，雨水虽然使公路成了一条泥泞路，但透明的雨水却洗净了黄瓜山上的尘埃，使山上的空气格外地凉爽。在公路两边，黄灿灿的油菜花一路烂熳下来，似乎是从碧蓝的天空顺坡流泻而下的金色的艳阳。
珍珍的双眼望着窗外，那专注的神情仿佛融入油菜花之中。危险也就是在这时候逼近珍珍的裤包。她那种专注于某事某物的神情是王一认为最适合下手的时候。许多人对三只手的摸包技术有一种认识上的想当然的误区，以为三只手靠的是眼快、手快……甚至在一些文艺作品里，居住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们凭着丰富的想象力编造一些技术细节，诸如在一百度的开水锅里扔进一块肥皂，三只手只用两根手指在沸水里飞快地夹出肥皂却又不伤手指。最有影响的“欺骗生活”莫过于印度电影《流浪者》，那位叫作拉兹的三只手只须轻碰别人一下，就探囊取物般地偷走了人家的钱袋。生活中，除了魔术，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事实上，最成功的三只手是那种非常有耐性的人，前期动作非常地缓慢，非常地细心，而且相貌特征一定要模糊，从这个角度来讲，有点类同于选间谍的标准，除非色情间谍，没有一家谍报机构会物色那些相貌特征过目不忘的人作种子选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绝大部分出门在外的人，对随身携带的钱财都分外小心，藏钱的地方都是身上最安全的地方。三只手上车后，首先要锁定作案对象（这靠他的江湖经验），然后，要锁定对方的钱到底藏在什么地方，要采取什么方式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到手。这个过程非常需要有耐心。待完成了这个前期耐心的准备后，最后才是手快：取钱、扔包、下车、消失……即使失主事后发现，到警方报案时，除非观察事物特别细致的人，一般人很难将三只手的具体相貌特征描述清楚。这是指那种成功的三只手，不是我们常见的“偷不成就抢”的劫匪。前者是规避法律的空子（小偷小摸），后者很可能掉脑袋（抢劫）。
王一并不是一名成功的三只手，一则他前期动作太快，二则他相貌较靓，外部特征一目了然。这两点导致他后来离开了扒界（后文将有叙述）。然而，在1990年春天，在这个雨后天晴、阳光灿烂的下午，在那位毫无社会经验和防盗意识的女大学生身上，他还是轻而易举地将珍珍的钱包盗到了手。当沾满泥浆的汽车停在城外清洗时，王一揣着一颗叮叮咚咚的心迅速地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２ 火锅店：小姐碰到“打”滚匠
当王一用右手中指将珍珍的钱包用力弹进衣袖里时，他胸中那颗贼心比往常越发叮咚得厉害：钱包鼓鼓的，肯定搞头不小。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摸到这么厚实的钱包。接着，他站起身，假装伸懒腰，高高地举起双臂，钱包立刻滑入他的腰间。按照平时的“工作准则”，他现在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取钱、扔包的动作……只要扔掉了包，谁敢说钞票是偷的？问题是，这个包太厚实了，估计不会是几张薄钞而是一大叠钞票。他妈的，老子发财了。在狂乱的心跳中，他满脸充血地离开了那辆车。不一会儿，他已经坐到一间火锅店的单间里。
“小姐，”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对火锅店的服务员兴奋地喊道，“荤菜素菜每样都给我捡点来。”等菜上齐后，他又对服务员说，“把门关好，我没喊不许进来。”
待服务员关好门后，他那颗狂跳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他从腰间取出那个钱包，从右手调到左手，又从左手调到右手，心满意足地欣赏着那个普普通通的钱包。前面说过，卫黄路上的乘客大多是山区的乡民，他不可能在这些原本生活艰难的乡民身上搞到大油水。他往日叮咚的结果，最多的一次是一百多元，最少的一次是几角钱的毛票。他在狱中对我说：“有时候，费了半天神，摸到手的钱连吃顿饭都不够。唉，想起来辛酸得很。”
黄瓜山上的“打”滚匠（3）
谁会想到三只手王一也有“辛酸”的时候呢？因此，了解了他过去的“辛酸”，也就理解了他这次的“激动”。
但是，等他拉开钱包时，他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钱包里除了一张五角钱的钞票、一封信皮都破了的信，还有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布卷。展开布卷，原来是一根布带。王一虽然不知道这根布带有什么用处，但这根布带卷进钱包里胀鼓鼓的感觉欺骗了他，使他早先所有的激动都空欢喜了一场。他木呆呆地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望着火锅底料在沸水里上下翻滚。此时此刻，先前的激动全都幻化成眼前浓重的雾气，虚无地飘向空中。仅仅是“失意”是不够的，他还“荤菜素菜每样都来了一大碟”，他连买这顿饭的钱都没有。大多数的三只手身上都不存隔夜粮（钱），常人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用他们的行话来说：空手走门，抱财归家。问题是，他摸到的钱包里只有五角钱，他慷慨地订下的“荤菜素菜”又远远地超过了“饭钱”本身的价格，何况，单间是要加倍收费的。许久，他才回过神，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吃饱肚子再说。吃到中途，他打开那封信，信是珍珍的父母托人写来的，刚好一页，从头至尾，满纸的辛苦。
信中说：下个月，等把笼子猪儿（小猪仔）卖了，才能给她寄五十元生活费……
一时间，王一左手的两根手指夹住那页信纸，右手握住筷子，将筷头咬在嘴里。他后来在狱中对我说：“那封信把我感动了一点点。”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那封信虽然把他“感动”了，但还没有“感动”到使他下决心资助那位贫穷的女大学生的地步。促使他下定决心给珍珍寄钱的，是那卷“欺骗”了他的布带。
我必须郑重声明：这卷布带的细节绝不是笔者的杜撰。即使在狱中，在王一已经成为死刑犯、他的生命仅剩十多个钟头时，他还在叹息：“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穷的大学生。”
我相信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诉说是真实的。而这个可信的布带，又因为在我的生活体验里，至今还看到许多山区农民的全部家当仅值数百元钱时，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质疑布带的真实性呢？
最先，王一不明白：一位女大学生拿这卷布带来干什么？他这位十九岁的男青年是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的。因此，他随手扔到屋角，自顾吃起火锅来，一边吃一边盘算着“肚儿混圆”后如何开溜的办法。不久，他忽然想到，那卷布带里说不准密封着银行存折之类的东西，要不然，一根布带值得那位女大学生放到钱包里么？他重新拾起那根布带，敲了敲门。
一位服务员将头伸进来，问道：“老板，还需要点什么？”
“给我找把小刀。”
待服务员将一把牛角刀递给他，关上门后，他将布带从中割开，结果，什么秘密都没有。
换成其他人，也许扔掉布带，故事便就此结束了。
但是，在1990年春天，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永川城一间火锅店的单间里，十九岁的王一好奇心禁不住热烈地升起来：他一定要解开这卷布带的秘密，他要搞清楚这卷布带到底有什么作用。他再次敲了敲门，那位服务员的头再次伸进来。没等对方开口，王一朝她招招手，又指了指身边的空位置，说：“小姐，你坐下来，我问你一件事情。”
在王一想来：既然这卷布带是那位女大学生随身携带的物品，想必这位同样身为女人的服务员应该知道布带的作用的。
没料到那位小姐错会了意：她以为有“生意”送上门来。许多“单间”的真实意图不正是男男女女们“方便”的地方吗？她一屁股坐到王一身边，一只手放到王一的肩上，说道：“老板，我可以做业务。价钱嘛？我相信老板是不会亏待我的哟。”
做这类业务，王一过去是跟师兄们一起经历过的，不算完全陌生。但是，他此刻的兴趣不在这上头，何况他今天真的要做这单业务，恐怕也只有倒退回打滚匠的原始发源地去，做一回不付嫖资的无赖男人。他将那根布带递到小姐面前，问道：“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黄瓜山上的“打”滚匠（4）
那位小姐左瞧右看，她也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想了想，她朝门外喊了一声：“三姐，你来看这个老板手里是什么东西？”
三姐是这间火锅店的主人，一位年近四旬的女人。三姐先是满面笑容地走进单间，隔着火锅炉子双手捧过那卷布带，仅仅瞟了一眼，脸上立刻现出一种怪怪的神情，同时用一种怪怪的眼神望着王一，嘴里冷冷地问道：“你是不是有病？去偷女人的月经带来干什么？”
旋即，隔着火锅炉子，三姐将那根布带抛还给王一，刚好挂到他的肩上，像贴着一根功勋带。
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小姐一张脸立刻乐开了花。等三姐出去后，她全身倾倒在王一怀中，一只手顶着肚子，一边笑一边说：“哈哈哈……你龟儿子……没什么偷的……偷那种东西来干什么？”
王一呆呆地坐在那里。三姐说的话和怀中小姐的笑声似乎没有影响他的沉思。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卷布带的作用。不知为什么，在这时，他想起了那位女大学生的父母写的信，信中爬满纸面的文字似乎不是呆板的笔画，倒像是山区农民开满裂口的手和脚。他慢慢地扯下挂在肩头上的布带，在手里折叠起来。接着，他问怀中的小姐：“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