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记 作者: 侯永禄-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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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元月27日胜天从北京回来刚一星期，我便去街上照相馆联系，照了一张全家相，作为永久的留念。照这张相花了４元钱，我也是下了狠心的，因为这可是能买下一个人一个多月口粮的钱哩！。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这些十五六岁的学生娃，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村的广阔天地炼红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合阳县开始较大规模地接收城里下乡的知识青年。合阳县的下乡〃知青〃，大多来自西安，主要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家在城里，而在农村有亲戚的人。父母为了让孩子有人照应，就把子女〃插队〃的地点申请到亲戚所在的生产队，而这些生产队的自然条件、生活环境相对要好一些。有人把这种情况叫〃返乡〃。我一个同学的女儿侯梨梨就属于这一类型。她父母在西安，姑家在路井乡。她就〃插队〃来到了路一大队，吃住就在亲戚家。
第二类是家在城里，且父母属于〃黑五类〃或者〃走资派〃的人。政府就以〃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疏散居民〃为由，让一家人全部迁移到农村。梁书乡就属于这一类型，他父亲解放前是西安的一个小手工业主，后来公私合营了，文化大革命中便受到批判。１９６９年，他和母亲、弟弟便来到了人地两生的合阳县甘井村。村里给找了一个住的地方栖身，然后一家三口就和其他社员一样，靠挣工分养家糊口。
第三类是到了〃上山下乡〃的年龄，按规定来到农村插队的人。这类人是绝大多数，往往一批下乡〃知青〃里就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类型的人。这些娃们在城里上学时一般同属一个学校或者一个班级，插队落户时便被安置在一个地点，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区，像合阳县的甘井、鹅毛、桥头河乡镇等。农村干部一般给这类知青找几间房子当宿舍，男女分开住，自己做饭，自食其力，这就是所说的〃知青点〃。
前两类知青的日子要好过一些。第一类有亲戚照顾，第二类不管怎么说，还是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就是苦了第三类娃。这些乳臭未干的知识青年，在城里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惯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年轻人，到了〃知青点〃，很多人生活不能自理，比如不会蒸馒头，把面和一下，切成一块一块的就放到笼里蒸，时间不到，便拿了出来，不是生的，就是硬邦邦的，放在嘴里啃不动；不会下面条，当面条熟了，锅里的水直往外溢，冲起了锅盖时，不知所措，竟拿起一块石头压住锅盖。这些娃们在家里，经常在饭桌上能见到鸡、鸭、鱼、肉，到了农村，却几个月闻不到一点儿腥。这些嘴馋得发慌的娃们就趁着天黑去农户家抓鸡、抓狗，然后偷偷地杀了吃。或者到庄稼熟了的时候，掰几个包谷，摘一些豆角，回来煮着吃。时间长了，引起了社员们的不满。知青们不会洗衣服，也懒得洗衣服，再加上合阳县属于渭北旱原地区，水源很缺，水贵如油，一个月也洗不上一次衣服，更不用说洗澡了。孩子们浑身长满了虱子和虮子，奇痒难耐，一个个叫苦连天。他们对农活一窍不通，也下不得苦，受不得罪。犁、耧、耙、耱，锄草锄地，割麦务棉，赶车扬场，一年四季的春种、秋收，知青们连见都没有见过，怎么谈得上去干活？这些娃在城里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现在要和农村人一样的下苦，一样的流汗，怎么受得下呀！队长把农活一布置，好多人便到地里乱哄哄地干上一气，不到收工的钟点便回来在一起玩。有的人干脆早上不起来，蒙上被子装病睡大觉，干部也奈何不了他们。天长日久，社员就看不惯了，甚至和知青们发展到关系对立的地步。
1970年5月4日由我在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随后又分组进行评议。评议对我的要求和处理是：必须当会声明，再不能去医疗站，并且暂缓恢复党籍。晚上，侯绪斌又和我进行了第二次个别谈话，要我担任大队干部，并安排了其他几个人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
1970年5月5日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公布了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名单，里面没有我。因为我在表决心时说：〃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着想，以白求恩为榜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卫生战线上奋斗终生。〃领导小组研究后，认为我的认识还没到位，还是不能恢复我的党籍。
1970年2月14日我见报纸上最近开始宣传农村合作医疗制，又听说北党大队已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制。上午，我便去北党看访学习，并将人家的制度和方法，逐条抄录下来：
１．每次看病只收挂号费五分钱，用土单验方看病不收钱。
２．每户一个医疗证，证件不能转借他人。
３．报销长期的慢性病的医药费，只认总医药费的８５％。
４．工伤事故，由施工单位付医药费。
５．门诊时间是上午１０点至１２点。
６．外队人看病要持介绍信。
７．每季度公布一次账目。
1970年3月5日志农来通知我开会，说大队革命委员会决定，为了贯彻中央发布的（７０）３号、（７０）５号和（７０）６号文件精神，要我参加清查组的工作。轰轰烈烈的整党建党运动又开始了。晚上，大队便召开了党支部会，要我们以中央的３号文件、５号文件和６号文件为动力整党建党。
1970年3月6日早上６点，路井公社的整党建党学习班正式开始了。成占江书记首先介绍了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和这次整党建党的重要意义。上午，公社又召开了对敌斗争大会。下午和晚上学习班进行讨论。会后，我为第三组写了决心书。
1970年3月7日早上，我们先学习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７０）３号文件；再学习〃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的（７０）５号文件；后又学习〃反对铺张浪费〃的（７０）６号文件。
1970年3月22日学习班开会斗争了邓横尚和侯旺序。
第二天上午学习班开会批判了侯共石等人，晚上公社革委会又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了撤销他们革委会委员职务的决定。后来的会议，主要以对敌斗争和革命大批判为主，接受批判斗争的人达１０多个。
1970年3月29日学习班开会批判了侯愈秋，晚上批斗了侯栏先。
1970年3月30日学习班开会批斗了王富环和侯淮拔。
1970年3月31日今天晚上开群众大会批斗了雷山犹和侯愈秋。
1970年4月6日公社召开社员大会，批斗了偷盗化肥案里的王富力、王富岔等人。
1970年5月1日晚上，便由我在会上斗私批修。第二天，同志们对我进行帮助。林志说：〃永禄的斗私批修没有谈出思想深处的问题，他怯敌怕斗。他清理阶级队伍时不愿意整地主分子的材料，不愿挑重担，不愿搞专案，不能服从组织分配，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整天想的是个人利益。〃
春雷说：〃永禄是口头革命派，是党内投机分子，不革命！〃
文革说：〃他在学校教书，不愿意回大队当干部，不革命。寅生家的补划成分是富农，是他写的材料。他见别的户没有补划上，便想替寅生家翻案。他不斗争兴寿，又自私自利。〃
向阳说：〃他当五队的政治队长，却长期不抓阶级斗争，不挑重担，不宣传政策。〃
东风说：〃他〃私〃字当头，要房租，占院基。〃
志农说：〃他两头抓工分（意指又记干部工分，又记社员工分），当干部太小心，出主意却出两个。说〃越学习越对现实不满〃。他说当会计会住〃二院〃：辛辛苦苦熬眼费心，累出病来要住医院；如果粗心大意，算不清账，运动一来，查出问题便要进法院。〃
专红说：〃永禄是修字号党员，是党内投机分子，不挑重担。〃
前进说：〃他私心重，斗争性不强，虽然拥护革命，但却没有信心。〃
先锋说：〃他拈轻怕重，不参加整党领导小组，不写材料，工作推责任。〃
红英说：〃他私心重，自留地上房土，烧干麦，不愿清队。〃
自力说：〃他坚持不下林场，以参加劳动为名，大抓工分。〃
整党学习班里不但有全体党员，还有贫下中农和共青团员。我大儿子胜天是共青团员，这次整党学习班从公社到大队，前后几十天，他从头参加到底。这天我斗私批修时，胜天也对我进行帮助。胜天在会上说：〃他去学校教书后，星期天一有工夫就往自己的自留地拉粪、拉水，不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
1970年5月4日由我在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随后又分组进行评议。评议对我的要求和处理是：必须当会声明，再不能去医疗站，并且暂缓恢复党籍。晚上，侯绪斌又和我进行了第二次个别谈话，要我担任大队干部，并安排了其他几个人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
1970年5月5日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公布了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名单，里面没有我。因为我在表决心时说：〃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着想，以白求恩为榜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卫生战线上奋斗终生。〃领导小组研究后，认为我的认识还没到位，还是不能恢复我的党籍。
1970年8月10日韩城县矿务局要招收一些正式职工，但在合阳县路井公社各大队只有一个名额。招工的就是我女婿王俊杰。胜天一听非常高兴，心想这次一定会被招去，太好了！
1973年4月19日我家安上了电灯，屋里一下子明亮亮的了，真是连掉了一根针在地下，也能找得见。新中国一成立，咱庄稼人就打心眼儿里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今天，日夜盼望的心愿实现了，叫人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1973年5月8日我把猪绑在架子车上，拉往收购站去卖。哪知道等猪排泄后用秤一称，才只有９５斤重，不够标准，只好又拉回去，再喂十来天，再去卖。
养一头猪很不容易，天天养，顿顿喂，养一年时间也长不到１００斤，而分下的红薯难保存，不等吃完就腐烂了，你若要卖，却成了投机倒把的黑市活动，只好让猪把红薯吃了，但人却缺粮吃，所以不等猪长大，就想把它卖掉。但收购站却要求猪的重量必须超过１００斤，若是饱食的猪，也不能过秤，还要等到猪拉了屎、尿以后才过秤。我第二次去卖猪，刚刚过下１００斤，谢天谢地，整整卖了４０元。我心里好像去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就轻松了，但有的人却随来就过秤，只有七八十斤重的猪，也收上了，其中的奥妙我想不明白！
1982年7月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在我家门口的树底下召开社员会，讨论本队实行哪一种生产责任制。经过表决，全队到会的人都同意大包干，只有公寿妈和我说是〃应该包产到户〃。我想，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呀？岂不是太遥远、太渺茫了吗？党的政策真的是那样吗？
1982年7月19日上午，巷东头的饲养室门口，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生产队开始评价分牲口、农具等。经大家一致同意，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对每个人、每一户都是公平的，分得多少好坏，就看你的运气了。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同一天，队里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作为责任田。我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在靳家岭，也就是１９６０年公社组织１０８位英雄好汉进行割麦大战的地方，自留田东西宽十来米。当天下午，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责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从互助组、农业社，再到公社化，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路啊！回想起我１９５４年加入农业社时，共有２７亩地，并按地交了２０７斤种子和６３１斤饲料，另外，把家里的一头牛和一头驴也入了农业社。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还有人惋惜地说：〃辛辛苦苦３０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1986年5月21日早上，胜天来电话说：〃领导已把我上报的〃４个人转商品粮〃的申请批准了，现在就能转户口了，把您和我妈也转成了商品粮户口。〃我赶紧说：〃莫忙，让我多想一想再决定。不过你们３人的户口就先转了吧，这个就不用再商量了。〃
晚上，我和菊兰反复商量，总认为：咱家现有六亩土地，咱才５６岁，距７０岁还有１４年哩。咱还不算老，还能做些农活，加上现在农业劳动的机械化程度一年比一年高，用人出大力的活路越来越少。农业上能收多少是多少。不像从前农业社时期，逼着要你干活。再说转了商品粮户口，咱没有了土地，在城市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了收入，反而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自己反而闲得没事干，每月还得花钱买口粮。况且城市居住地方较少，不如农村地方大，自由自在得多。
1986年7月28日暑假到了，引玲又把电视机带回我家里，当晚就在门房里放开了。晚上演起了《济公》，来看的人比平时更多，房里也挤不下，我干脆把电视机搬到房门口前，让大家在院子里看。电视预告要放《西游记》，而且是上午９点钟放。我怕白天光线太强，看不清楚，便在房门前用帐子和凉席搭起了大凉棚，遮暗了光线。
由于白天光线太强，村委会的大彩电也不放电视，到我家里来看电视的人就更多了，甚至路二大队的人也来看。电视机跟前的光线暗了点儿，远处的人却在太阳底下热得不行。我便将凉棚再扩大，席不够用，连新凉席也搭上了；小凳子不够坐，拉出长凳子、椅子、门槛、木板、饭桌，连石墩、砖头都用上了，宁肯自己不坐，也要让来的人有坐位。
电视放映前的一两个小时，小娃们便守候在门口，为的是争占个好位置。有一次，凡定家的武军和专录家的义军竟然吵打起来了。为了让村里人看电视，全家人都得提前收工，提前吃饭。不等饭吃毕，看电视的人便来了。有时家里人在地里干活回来了，拉的车车也被正在看电视的人群挡住了去路，进不来了。有的老年人听说有好电视，怕没处坐，看不清，也就提前来。全巷几乎家家有人来看我家电视，甚至有时农活忙得实在脱不开身的时候，也硬挤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