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街，而且还可以窥见李公馆的一举一动。夜间行人稀少，如果李任仁出来散步路过，一眼就能看清，3人在小酒馆里要了些酒菜，慢斟浅饮，嘴里说着话，眼睛盯着巷口，10点钟敲过，一个小特务忽然站起来，“老板，结账！”
孔力三、蒋德生会意，看看手表，冲小特务点点头，“兄弟，你会钞，我们先走了！”
两人走出小巷，见一位老人从李公馆慢慢地走了出来，他身穿黑呢大衣，头戴黑色礼帽，一手挟公文包，一手拿一支乌漆手杖，奇怪的是，这天晚上李任仁竟是独自出来散步。
孔力三、蒋德生两人忙跟了上去，此时，马路上只有个别行人在匆匆行路，四周一片寂静，走了大约两三分钟，孔力三对蒋德生附耳悄言道：“我上去下手，你留意四周动静。”
孔力三紧走几步，看看离李任仁仅四五公尺距离了，紧握短棍，低喝一声：“李任仁！”
那人一惊，急速转身，说时迟那时快，孔力三攥紧短棍迎头击去，对方“哎哟”一声，低头急躲，孔力三受过专门训练，精通暗杀窍门，在半空当中一转手腕，棍子挟着一股风猛砸在那人后脑勺了，一声闷响，俯身栽倒，那顶礼帽飞出去，像车轮似地骨碌碌滚出老远。
十几公尺开外有一对情侣在走路，见状大骇目瞪口呆，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孔力三看都没看他们，把那人翻了个身，用手指一试鼻孔已停止呼吸了，忙拉上蒋德生，两人夺路狂奔而去。
5分钟后，静谧的夜空中响起一阵尖厉的警报声，几辆红色轿车急急驶抵现场，从车上跳下十几名英国警察，把死者团团围住，照相机的镁光灯闪出一道道耀人眼目的白光，那对情侣报警之后，没敢离开现场，这会儿被两名警官请入一辆轿车，提供目击情况，他们一致肯定地说，凶手在下手前的一瞬间叫了声“李任仁”。
第三部分 香港大抢运第15节 一位不速之客
两个警官互相对视一眼，显然他们已经从前日的报上知道了李任仁的身份。
这时，一个警察走到轿车旁边，从车窗里递进一个名片盒，“这是从死者身上发现的，初步判断，死者名叫李任书。这里有他的身份证。”
“哦？”警官接过一看，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时也给搞懵了，立刻叫李公馆火速派人来辨认，确证死者果然是李任书，他是李任仁的堂弟，在香港已经居住多年，今夜特来李公馆拜访大哥，结果没有见着人，遂告辞而去。
警方根据上述情况连夜开会分析案情，得出结论：凶手是准备杀李任仁的，却认错了人，把外形、身材、年龄、衣着都跟李任仁酷似的堂弟杀害了。
却说孔力三几人回到铜锣湾临时大本营，叶翔之正和另外几个特工在客厅里坐等消息，见他们回来，迫不及待地问道：“事情办成啦？”
蒋德生兴奋地说：“处长，完成了！李任仁那老东西已去阎王爷那里报到啦！”
叶翔之喜得眼睛放光，来回搓着手兴奋地表扬道：“好！这事干得好！回台湾以后，我要嘉奖、晋升你们。”
当夜，叶翔之几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胡吃海喝了一顿，倒头呼呼大睡起来。次日上午，日头高照，几人才睡眼惺忪的起了床。叶翔之得意洋洋地哼着小调，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翻看当天的报纸。
突然，一行醒目的标题映入了他的眼帘：“李代桃僵，凶手夜半枉杀‘替死鬼’，代兄蒙难，香港市民李任书命丧黄泉。”
他再往下一看，不看犹可，一看不由得暴跳如雷。报上详细登载了昨晚他们暗杀失手的情况。叶翔之当即跳起来，将咖啡杯狠狠掷在地上，然后冲上前对孔力三等劈头盖脸地打了过去。他边打边骂道：“两个笨蛋，人都没搞清楚就动手了。你们看清了吗？那是李任仁，不是，是他弟弟白白做了替死鬼。”
两个特务捂住脸顿时傻了眼。
原来，李任仁已被中共的华克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数日后他和黄绍竑一道乘船安全离开了香港。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
军统特务们在香港展开了全力的追杀，却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在抢运这批爱国志士。除去上述的名人外，军统这份包括了宋庆龄、李宗仁在内的暗杀名单上，国共两党分外瞩目的郭沫若也赫然在列。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乔冠华巧妙地安排好郭沫若的住处，并打算通过海上或由苏俄护送郭沫若进京。
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郭沫若由此羁留了一些时日。
那是1948年冬，郭沫若的日籍夫人郭安娜带着其子和夫、志鸿和女儿淑禹一道抵达香港。早在1946年，郭安娜就收到了郭沫若带去日本的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战败后的日本，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郭安娜虽缓解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窘困，但却伤心欲绝。她从来人口中得知了郭沫若已另行组建家庭并育有4个子女的详情。
郭安娜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哀可想而知。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结束，却意想不到打算相聚的一家人并未迎来苦尽甘来的结局。她明白，自己与郭沫若20年的婚姻，已然坍塌。郭安娜痛定思痛，决定到战胜后的中国去寻找已琵琶别抱的丈夫，至少，两人之间应有个了断。
于是，她请她的二妹和妹夫在台湾为长子郭和夫、三子郭复夫找到了工作，然后全家商定，将已娶妻成家的次子郭博留在日本。安娜变卖了家产，特地将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用毛笔抄写出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一些书信，亲手交给了一家书店，请他们代为妥善保管，并特别说明，不经她的同意，任何人不得私自拿走手稿。
1948年5月，郭安娜带着女儿和幼子郭志鸿离开日本去了台湾省。他们一行离开时，日本的报纸、港台的报刊都作了显著报道。
这年冬天，郭安娜带3个儿女正式抵达香港。
郭沫若闻知安娜母子来到了香港，他明白，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该是处理的时候了。可是要想做到令各方满意，却又绝非易事。他只得仰天长叹道，“我只好对不住安娜母子了。”
过了一段时间，郭安娜带着子女找上门来。于立群表现得相当大度，她亲自安排安娜母子住到了家中。待到郭沫若与安娜正式见面时，气氛却令人窒息和尴尬。
一贯坚强的郭安娜只是一个劲地流泪，郭沫若心都碎了。良久，他开口劝道：“你放心，这么多年，你吃的苦，遭的罪，我心里明白。我会对你们母子负责任的。”
安娜这才止住哭声，不悦地说道：“我们之间的问题总要说清楚吧！”
郭沫若叹了口气，轻轻答道：“还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事情都已这样了，木已成舟，木已成舟哟！”
安娜却陡地提高声音，“按你们中国人的做法，你应该明白，我们之间哪些是该说清楚的，总该给我有个交代吧。”
郭沫若见安娜情绪颇为激动，只得让中共地下党员冯乃超出来解围，然后他托辞避别而去。
安娜向冯乃超提出了三条：（1）郭沫若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负责女儿郭淑禹和幼子郭志鸿上完大学。（2）郭沫若要付给她相当数额的赡养费。（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
三个条件不算高，并不苛刻，尽在情理之中。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经过商定后，决定由冯乃超继续出面做好工作。
冯乃超的解释颇为得体。他劝郭安娜说，造成郭沫若与她分离，另行组建家庭是迫不得已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造成的。他们之间这种局面只是许多的中日不幸家庭的一个缩影。郭沫若对此感到特别痛心和内疚，也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
冯乃超又劝道，目前国共两党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斗争最为激烈的关键时期，我们共产党有信心很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希望他们能理解郭沫若本人和组织上的困难，处理此事顾及对国内外的影响。最后，冯乃超很是诚恳和遗憾地说：“供养两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但后两条限于目前条件，确实无法做到。”
郭安娜最初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她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反复做工作，郭沫若又答应将自己的部分著作版权归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的办法。对五个孩子则这样安排：长子和三子暂回台湾，和夫继续工作，志鸿在台湾上大学，女儿淑禹留下来，过上一段时间，送往解放区。
据知情者回忆，郭安娜对这次会面及讨个说法的最终解决，并不觉得满意。安娜与孩子们来时，便有情绪，见面后还是表现得理智和顾全大局，除了一些情绪不满外，基本上还能协商合作，总算对两个未成年孩子有个交代，在她本人的后半生供养问题上也达成了意向性协议。
但这却苦了于立群。她带着五个孩子随郭沫若潜居香港，国民党军统又伺机对郭沫若下毒手，她既要担心郭沫若的安全，又要照顾一家大小。安娜一家住进来后，毕竟有些不愉快。不过，她想方设法，保证了大家的食宿。只是多年后，她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心里还是很感伤。
这些当然算不了什么，军统特务的魔爪已经悄然伸了过来。无孔不入的香港媒体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猛炒郭沫若的家事。
负责谋刺郭沫若的叶翔之读罢报上的新闻，兴奋得大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削尖脑袋也找不来的地址，这帮记者给我们找到了。”
几名特务忙将报纸抢过去，一看，那上面不仅详细登载了郭沫若的家事纷争，而且还将他们现时的住址也写了出来。几人顿时兴奋不已。
叶翔之奸笑着说：“那个老风流鬼欠下了风流债，这回我们可以来个趁火打劫。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动手。”
他提出，用老办法，事先由金名杰装扮成一个记者，以采访为名，先去探听虚实，然后，根据情况再具体部署行动方案。
第三部分 香港大抢运第16节 望“人”兴叹
金名杰遂赶往香港郭沫若的寓所，没料到，对方一见是记者，就关上了门。吃了闭门羹，回到驻地，叶翔之摩拳擦掌，他对手下的特务布置道：“虽然没有见到郭沫若本人，但我们已经获知他的确切地址。这一次，新账旧账给这个风流鬼全算了啦。我们分成两组，一组在他家门口化妆成小贩观察动静，只等他人一露脸，就动手，另一组则在附近接应。”
次日，郭家附近的小街上立即就冒出了几个探头探脑的小贩，那是叶翔之手下的几名军统特务装扮的。
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乔冠华的注意，他找来负责抢运工作的华克之指示道：“郭沫若的行踪已经暴露，务必尽快将他安全送走。”
华克之领命后，当机立断，不管他家事处理得如何，先将郭沫若一人送出香港。
1949年2月的一天，郭沫若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摘下眼镜，化装成一个送糕点的小贩，悄然由后门而出，然后直奔九龙码头，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客轮。
那几名昼夜监视的特务，直到三天后，才发觉情况有变。等他们反应过来，哪还有郭沫若的影子。毛人凤得报后，止不住仰天长叹，“放跑了郭沫若，我们有什么面目去见总裁！”
郭沫若离开了香港，到了解放后的沈阳。不久，安娜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说服与保证下，也离开了郭家。其女儿郭淑禹不久由地下党安排，化装成一位哑姑，乘海轮北上天津，经北平去了解放区。
安娜带着子女到了台湾后，过得并不如意。小儿子志鸿因语言不通，从一所中学辍学后，便不告而别独自一人到香港找自己的父亲。郭沫若此时已离港北上，地下党负责人夏衍接待了他，先安排他到于立群家暂住。大约一个月后，夏衍把他找去，请他写信给母亲和大哥、三哥。让他们一并来香港。随后，郭志鸿便被安排乘海轮去了天津，再转赴解放了的北平。
安娜接信后，带着两个儿子赶往香港，由地下党安排住了一段时间，5月初走海路抵至山东烟台，几天后到了北京，安排住进了翠微路招待所。
这样，安娜和她与郭沫若所生的五个孩子，除却老二郭博留在了日本外，全都聚集在了父亲身边。至此，中共组织抢运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第三批民主人士的任务，胜利完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9年，这首歌比解放军的炮弹跑得还快，远在华南的香港，也能望见北方的蓝天。
《华商报》不断刊登套红标题，报道解放军的进展，色彩越来越红。大家都知道这份报纸有中共背景，于是，《华商报》变成中共的驻港联络站了。
青年学生陈吴想投奔解放区，可香港此时北上成风，连船票都买不上。陈吴找到《华商报》，找到读者版专门联系读者的编辑吴获舟。吴获舟明里是《华商报》的编辑，暗中负责转运人员去解放区。吴获舟安排一批华侨和港澳学生乘“泽生轮”去天津。由于台风影响，“泽生轮”推迟出港，就在这个期间，国民党特务炸沉了“泽生轮”。吴获舟要陈吴自己决定去还是留。陈吴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报道了“泽生轮”遇难的情况后，又义无反顾地登上征程。
徐立康是中国航空公司仪表员，从《大公报》上见到报道解放区的文章，就投书报社。一天晚上，他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大公报》把徐立康的信转给吴获舟。吴获舟先后三次登门安排，使徐立康夫妇乘船到达青岛。技术人才徐立康到达解放区，立即被选调到新组建的空军。
一个山东青年出于对共产党政策的误解，在家乡解放前逃到香港，沦为苦力。吴获舟向他解释党的政策，还为他买好船票。这个山东青年后来成为农村基层干部。
一些逃到香港的国民党机构人员，和中共没有关系，也“白撞”上来，通过这个渠道接洽起义。
李四光返回祖国，国民党特务从瑞士、伦敦跟踪到香港，试图劫持。吴获舟把李四光藏在香港郊区，再通过深圳转运。
华罗庚飞抵香港，吴获舟领着他穿过半岛酒店而不停留，又转到九龙酒店隐藏。
据不完全统计：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林一元五人，由章汉夫、李嘉人陪同北上。这是公认的第一批。
9月17日，王绍鏊、方与严、力扬等北上。
1948年12月，还有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陈此生、陈其瑗、夏庚农、林植夫、卢于道八人北上。
被称为第三批的是1949年1月28日，李济深等人北上。
1949年2月初，还有吴耀宗、谢雪红、李纯青等北上。
朱蕴山的儿子朱世同乘缅甸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