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清华-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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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的是在重叠的地方，共用的基本观念虽然如此惊人地相同，但是重叠的地方并不多，只占二者各自的极少部分。譬如实验（1）与唯象理论（2）都不在重叠区，而绝大部分的数学工作也在重叠区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重叠区，虽然基本观念物理与数学共用，但是二者的价值观与传统截然不同，而二者发展的生命力也各自遵循不同的茎脉流通。
常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研究数学？我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哪一个领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爱因斯坦在晚年时（1949年）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他选择了物理，他说：
在数学领域里，我的直觉不够，不能辨认哪些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哪些只是不重要的题目。而在物理领域里，我很快学到怎样找到基本问题来下功夫。
年轻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
四、美与物理学
物理学自（1）到（2）到（3）是自表面向深层的发展。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面的美。譬如虹和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42高漫楚A红在外，紫在内；霓是50高漫楚A红在内，紫在外。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这是第一步（1）。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2）使物理学家了解到这42侦P50升i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折射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的美。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象本身可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3）的美。
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它们提炼了几个世纪的实验工作（1）与唯象理论（2）的精髓，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
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举两个例子：上面提到过的19世纪中叶写下来的麦克斯韦方程是在本世纪初通过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示出高度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以后逐渐发展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个例子是狄拉克方程。今天狄拉克流型（DiracManifold）已变成数学家热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克（W。Blake；1757―1827）的不朽名句来描述：
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
AndaHeaveninaWildFlower
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
AndEternityinanhour
它们的巨大影响也许可以用蒲柏（A。Pope；1688―1744）的名句来描述：
Natureandnature'slawlayhidinnight：
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
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
卓南生
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华中及南洋大学，1966年负笈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院新闻系，并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留日期间，即经常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后，就一直参与主持该报笔政。1983年华文报业合并，续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1987年奉派赴日创设东京特派员办事处。1989年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现任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从东南亚看日本》、《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大国梦与盟主论》、《现代的锁国》、《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中国近代新闻历史》等。
主持人：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今天我们请卓南生教授来上课，讲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觉得中日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最坏的阶段，连西方也都这么认为。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期有一篇社论，题目叫《日本人生气了》。文章说，因为中国现在对日本采取了好战的态度，对日本要求过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气了。另外说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气，到底中日之间关系怎样，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甚至妖魔化中国的作用，还是像某些日本人说的，中国媒体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在煽动反日情绪。今天请卓老师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作一场报告。让我们热烈欢迎。
卓南生：谢谢。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题目是“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都是大题目，我就简单地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的特征作一介绍，然后再谈谈日本媒体在中日关系上起什么角色，怎样了解和应对日本媒体。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处在战后以来的恶劣阶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学，那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以后才恢复邦交。在1966年，刚好是二战结束20多年，也是东京奥运会后两年，当时中日关系尽管官方是不承认中国，基本跟着美国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民间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声音很洪亮。在新闻传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声音。
一股力量是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厌战病”“恐战病”。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也知道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也是相当多的，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还有一股势力，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他们也想促进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场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中国。他们认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全不能忽视的。这四股势力发出不同的声音。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从当时的政治形式来看，一边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一边支持，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国论二分。可以想像，当时的日本媒体绝不是一种声音。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体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声音，当然强弱另当别论。
这是我留学时代感受到的当时的气氛。这种气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当时还没有中国留学生。我们华裔冬天穿着棉袄，他们就会说，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袄，这是不愉快的回忆。支那这个词充满了轻视，用郁达夫那个时代的说法，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就相当于今天骂人家是猪。
在媒体称呼中国为中共。日本媒体解释，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然这是强词夺理啦。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基本上日本媒体跟国策走。还有一股经常制衡的力量出现。这是恢复邦交之前的情况。
接下来我谈谈日本媒体的特征。
日本是一个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也自称报业大国。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总共有121家日报，并发行5367万份报纸，每2。34个人拥有一份报纸，每1。16个家庭拥有一份报纸。几乎是家家户户订报纸，可见普及率很高。其实这个数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话还会更高，因为日本报纸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在中国和新加坡，早报和晚报都是两批人马在办报，算两份报纸，但在日本，像《朝日新闻》早上发行傍晚也发行，由同一批记者，同一批编辑部人员、同一批经理、行政人员和同一批广告人员运作。这些早报和晚报合起来算一份报纸。刚才的数字是把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如果分开算的话，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也是很高的。比如说〈《朝日新闻》超过800万份，《读卖》900万份，《每日新闻》是400万份以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全国性报纸不止在大城市发行，在乡村和镇也很有影响力。这样大发行量就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美国那些高级报纸即QualityPaper保持很明确办报方针，保持很高水平。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时》报等基本上保持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硬性新闻为主的报纸，但在日本，因为是800万份、900万份，需要迎合很多读者的口味，这就决定了在新闻处理方面需要照顾方方面面。因此，在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不是有高级报纸的存在。在日本，一种说法是日本报纸融合了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二者特征，另一说法就认为没有高级报纸存在。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即日本报纸影响力很大。这三家报纸就占有了日本40％的报份，如果再加上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这两家全国性报纸，这五家的发行量则超过发行量50％以上，意味着影响力很大。影响力大意味着日本报纸有时非常煽情，像《朝日新闻》有时会采用如日本人所说的“豪雨集中式”报道，也就是狂风暴雨式的报道。当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甚至倒数过来35、34版都是相同的事件。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煽情报道也经常出现。
报纸普及率高，又采取激情性报道，而且是狂风暴雨式报道，这意味着日本在短暂的时间内很容易制造某种气氛和理论，这是日本的一个特色。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但竞争越激烈，不同看法也可能越多。但在日本不同，竞争越激烈，看法越接近。为什么？除了上述这些特征，日本媒体还有一个特征，即在新闻的形式和编排方式上的“划一性”，基本上可以说是统一口径，日本人竟然称为类似性。这是《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京都新闻》，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把它们的报头移位的话，即使是很老练的新闻工作者也很难分辨这是哪一家报纸。这种做法可说是日本传媒特色。
日本媒体在内容和形式上很接近，再加上前述的特征，那么日本媒体如果对一个问题集中地报道、集中地评述的话，很快可以在日本国内形成共识，大家都心照不宣，不需要进行什么争论。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日本朋友：为什么你们竞争越激烈观点越接近？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读者是相似的。竞争的结果是，这个标题在这个位置最好，这个内容这么写最好，受众的口味差不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喜欢同样一种商品的，媒体实际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日本媒体说今年汽车流行的颜色是白色，那么几天以后街上都是白色的汽车。到底是观众喜欢白色还是媒体宣扬白色，这是说不清的，是鸡与鸡蛋的问题。用前首相宫泽喜一的说法，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他认为大众传媒已经取代了教科书扮演这样的角色。他认为这是日本的优点，也是日本的缺点，他说不管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日本人在战前战后都变成了“金太郎精”（这是一种古老的制糖法，做精之前，先划个模型，如果画一只狗，那作出来的都是狗，如果是花，作出来的都是花）。这说明日本媒体取代了教科书在大量地制造“金太郎精”，也说明日本媒体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经常称“舆论导向”，日文中的叫法可能更形象，称作“诱导”，而日本也的确做得比其他国家更出色。日本究竟怎样做到的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俱乐部的存在。记者俱乐部在很多国家都有，美国、新加坡都有，其扮演的角色是促进记者之间的亲善友睦，促进友谊，大家到那里喝酒聊天，有时举行舞会，而日本不是，它在新闻采撷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采访的一个基地。日本几乎每个机构从政府大厦、政党或者工商团体、警察署，每个地方都有记者俱乐部，设立在建筑的一个角落，各家报馆（加入日本新闻协会的报纸）都能派记者去，这些记者就直接到采访地去办公。他们可以不去报馆上班，但必须去记者俱乐部办公。换句话说，他们与受访者非常熟悉。每天记者俱乐部都有新闻发布会，定期，一天两次三次，有重要新闻的话随时都有发布。这个发布会是官方和受采访者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事发生，有俱乐部干事主持。这样的俱乐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需要作小小的补充。在俱乐部中，他们有规定，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不可发。发布新闻者也会告诉记者，哪些只是作参考不可发。这些规定本来是违背新闻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已经成了常识。如果一位记者写了俱乐部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那便被俱乐部开除，那他在报馆的生涯就此结束。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皇太子娶妃小和田雅子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没有发。后来由华盛顿邮报先刊登。很多人就骂日本报界为什么让外国人抢了先，报界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但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发？这其中就是记者俱乐部起了作用。
俱乐部的存在其实是统一口径很重要的因素。曾经有一个日本记者回忆一个情形，当然有些极端。他在一个市政厅当记者，比如说每天10点发布新闻，按照惯例，发布者就拉几个老练的记者去打麻将，到了中午，市政厅的职员就已经帮他们写好了新闻稿。然后分给每个记者参考，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很多记者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市政厅为了记者回去好交代，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分给记者。
这种内规为什么会对记者起这样的约束作用。这固然是俱乐部的一个特色，也跟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一种风气和文化习惯有关系。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日本很多战友会到今天还存在，他们经常聚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内规，这些内规有时比外部一些规定更有约束力，一旦你在内部违反规定，在日本社会你比什么都难受。记者一旦违反俱乐部内规，那就被开除出去，就会被认为很难与人协调，从此被打入冷宫。就这个内现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新宿，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看来，他们无牵无挂，应该享有自由，但不是。有一天我看了报纸上一个小小的新闻给我很大的启发。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一天打起架来，有两个被活活打死。什么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