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93-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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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日于北京三省堂
《空谷幽兰》 总序沙龙见面会上的评论（居士张顺平）
此书的文学美感让人觉得与众不同；主要是来源于作者独特的角度，由文字之美而带来的一种轻松适意的切入。这与国人学究般的文化陈述相比，多了文字之美、幽默之美、旅行之美。
读《空谷幽兰》时，仿佛有闻松针的味道，回归自然的美跃然纸上。
《莲花次第开放》作者·程然
出于一个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么深入细致的探求，就这份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隐士的存在与现有的状态，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健康、最纯净、最珍贵的体现。比尔先生在“寻隐之旅”中的平实、爽直、幽默让人深深地感动，也让我们思考。
安妮宝贝
隐士是一个很重要的中介，把各种知识变成活生生的生命。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被传承下来影响了我们普罗大众，仁政是中国社会的领导主流、伦理平衡的支撑点；隐士用纯粹、洁净、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返照自己，这样的生存者们在很好地反省着我们认识自我，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恢复我们的优秀文明。而比尔先生抓住了景物之外的灵动精神，用他诗人一般的美感，让这些厚重而深沉的东西简朴地表现出来，做得是这么成功和完美。
《空谷幽兰》译者·明洁
比尔因诗意而对景物产生的特殊美感，因外入式的简洁文字而表现出来的幽默和智慧，都让我们赞叹。出于人类学研究田园式的纪实手法，他笔下的文字也弃满了尊重和平实。在他轻松的文字里我们与历史上的人物比肩论道、心灵相通，边读就有优美的诗句返照心间。书中描写之地与当地风景之美、历史之重混然结合，有滔滔历史汇流成溪的绝美。
《空谷幽兰》 总序译后记
《空谷幽兰》第一版出版至今，书中的很多人物已经仙逝了，如书中提到的观音山上的圆照比丘尼，在上个世纪末圆寂时，给世人留下了完整的金刚心舍利子，此事曾轰动一时，为很多报刊所转载；草堂寺的宏林老和尚也于去年冬天示寂了，并留下了大量的舍利子，不仅舌根不坏，甚至连内脏的纹理都清晰可见。还有更多的我们所不知名的隐者离开了这个世界……据说传福尼师也已搬了家，而任法融道长则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如是种种，人事变迁，不一而足，让人不免兴起物是人非的无常之叹。
今年上半年去了一次终南山，于一山峰上默坐良久，想到书中的人物，不禁怅然。因作诗一首，以志见闻，并表怀念：
游终南山
独坐群峰上，
胸臆自开张。
风拂长松静，
泉响落花香。
古道生幽草，
梵钟渺仙乡。
昔人何处去？
岚雾湿衣裳。
明洁
2006年9月1日
于北京三省堂
《空谷幽兰》 第一部分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1）（图）
《空谷幽兰》 第一部分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2）（图）
《空谷幽兰》 第一部分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3）（图）
《空谷幽兰》 第一部分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4）
自古以来，隐士就那么存在着：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在我动身前往中国大陆寻访隐士前两个星期，在中国台湾有人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然而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的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做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隐士就那么存在了：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但是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他统治了一百年。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此后，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权又经历了几代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中。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纟希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其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望。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隐士了。但是，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存在于20世纪。每当我问起台湾的和尚，他们都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怀疑问。
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12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40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空谷幽兰》 第一部分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5）
1989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约翰逊打了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京。我们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到哪里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法师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过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我至今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5月4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70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1500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根部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士居住。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视野里几乎没有一棵树。我推断：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禅，就没有隐士。尽管五台山上大寺庙的方丈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却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寿冶长老的朋友。寿冶长老曾经是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庙的方丈，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宝的见证师。他们先后向我保证，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师都生活在寺庙里。据他们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国其他任何山上，都没有隐士。
参观最后一座寺院的时候，我拦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帮忙修复“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座寺庙建筑。当我向他重复我的老问题时，他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又说：“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说完，他哈哈大笑，继续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惶惑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不愿意被找到的人；还有，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文殊师利圣诞，我爬上了那一千级石阶，去他的圣殿表达我的敬意，并祈求他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加持我们。很显然，我们眼下就需要帮助。香燃尽之前，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向南进发。我的思绪再次转向老和尚说的话上——隐士们不愿意被发现。我们到底在中国干什么呢？显然，此刻我们不得不放弃逻辑。我们是有使命的。
然而，这使命却被旅游打断了。史蒂芬和我饱览了西安的风光，感到心满意足——在西安的怀抱中，曾经有11个朝代在此建都。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满足了自己的历史好奇心，之后去参观最后一个地方：草堂寺。1600年前，鸠摩罗什曾经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质量超群，文辞优美。我不能放过向这位祖师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
汽车在泥泞不堪、车辙纵横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草堂寺长长的红墙之外。这些红墙被麦田包围着，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