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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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
葛剑雄
作者序
幼时读《三国演义》，对第一回的一段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印象极深。待读到最后一回《降孙皓三国归一统》时，觉得真如作者所说，东汉合久必分，三国分久必合，对此话也就更加佩服了。
以后学了一点历史，却对此话渐渐产生了疑问：从秦朝到清朝这二千年间，虽然确实时分时合，但未必都是分合的循环：至于分了多久才能合，合了多久又要分，就更难说了。至受业于季龙（谭其骧）师，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时，才感到要说清此话的实际含义实在很不简单。不仅如此，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连学术界还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少长期被视为定论的话，其实并不符合基本的史实，或者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的历史。
这就使我萌发了在这方面作些研究的念头。到了一九八八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约我为《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写稿，于是就将这几年来的想法写进了《普天之下——统一分裂和中国政治》一书。以后又在报刊上写了几篇文章，说了一些书中没有涉及或没有说清的话。
《普天之下》问世后，居然颇受读者注意，过誉者有之，讨论者有之，批评者有之，索书者有之，以为言犹未尽而要我再写下去者也有之。其中不乏台湾、香港的朋友。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河南一位任先生两次寄来了一二十万字的意见和文章，香港中文大学的诸位同学因一时买不到此书而全本复印。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个题目本身的重要性。统一分裂与我们国家的关系，无论说的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岂能不令国人重视和关心？
《普天之下》为了要纳入“政治文化丛书”， 不得不写了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其实这不是我的专业，更非所长，免不了会说外行话。现在利用《中华文库》提供的机会，写成这一专讲历史的小书。本书的基本观点与前一本并无二致，只是在内容方面作了补充，并尽量纠正已发现的错误。
对这样的改写，关心现实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失望；但如果他们能耐心地看完这本小册子，相信对认识现实还是不无益处，现实毕竟是历史的继续。
葛剑雄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将晓时
于复旦大学寓所
引 言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就有了历法，这时中国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苏美尔人在公元前３５００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此时有了最初的图形文字，并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左右开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形成了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三知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２８７０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２７８０－－２６８０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２５５０年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
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五千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１６８０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传说是否确实，学术界沿无一致意见，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１６世纪。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１８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原苏联的领土是２２４０万平方公里，为中国领土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现实的数字完全不同了。１０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扩大的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１２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１２２３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账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１６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１６６７年，吞并东乌我兰和基辅的事实得到了波兰的承认；１７７５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１７８３年夺取克里米亚。１７世纪俄国扩张到亚洲，１８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１９世纪从中国攫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原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回顾历史，中国还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于世界的纪录：
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７２２－－前４８１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１７世纪－－前１１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修订，但一直使用了几千年，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自汉武帝开始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纪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却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作用越来越广。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这是一项多少人曾经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之讴歌、为之自豪的伟大事业，也是现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观察一下历史，还可以发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这样的统一并不限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应该包容整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在统一范围之外的已经不是文明社会。这种观念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长达二千余年，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些人的追忆，令一些人陶醉。
但是这样的统一观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一步对我们这项遗产价值提出了疑问。到了２０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包袱，认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都是，还是都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对历史的回顾－－站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今天的影响。
作为２０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中国是昔日的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作为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２１世纪的世界上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引言：当地圆学说在晚清传播时，舆情大哗。不少饱学宿儒发出共同的责难：“要是地球真是圆的，生活在另一面的人难道都是倒立的吗？”
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是到１９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但中国统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君主真正能够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西周时就已经普遍流传，并且被视为真理而接受。
不过，这首颂歌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个）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
一 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铺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同。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
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也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禹贡》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还只能证实商朝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址，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属于夏朝。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遍的承认，那末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理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理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二世末，也就是在《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附近的七个郡级单位以外政区分属于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地方官和豪强地主；称为十三刺史部， 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一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在《禹贡》中还记载了一种“五服”制：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根据这样一种国家模式，在王居住的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地区）。
如果说，九州制因为是以名山大川为主要界限，所以还能使人相信为实际行政区域的话，五服制这样四四方方二千五百里的划分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连宋代的儒家学者蔡沈在给《尚书》作注释时也不得不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南部，恐怕不会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