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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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据守。至清朝统一漠北，平定了天山南北路，走廊最终成为一条国内的交通要道。
归属的多次变化，正显示了河西走廊作为过渡地带的特点。但由于该地区具有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又以关东移民为基本居民，因此尽管多次为游牧民族所有，但还保持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在黄河方兴未艾及关中平原遭受战乱时，河西走廊成为流民的避难所，往往建成游离于对抗双方之外的独立政权，如东汉初窦融据有河西，西晋末张轨以地方官建前凉政权，十六国中的后凉、南凉、西凉也都是如此。一旦对抗结束，大多重新归入中原政权。走廊的主要依托还是在东方。
西域读过《汉书．西域传》的人对２０００年前的西域（《西域传》所指的范围约相当于今我国新疆以及巴尔喀湖、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广义的西域范围更大）的国家之多，无不有深刻的印象。西域号称３６国，实际超过５０。除了西部的乌孙、大宛等国面积较大、人口较多以外，其余各国大多只有数千人或几百人。
如果你有机会在新疆旅行，或许就能找到答案。当飞机飞越新疆上空时，俯视大地，就像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沙盘，在一道道赭红色的山岭之间是土黄色的荒漠，中间地规则地镶嵌着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绿色。当汽车在近乎直线的公路上驰骋时，一望无际的戈壁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蓦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绿色，于是迎来了清泉、树木、田园和村庄；离开了最后一排树木，就又是黄色的戈壁，连一点过渡的中间色彩也没有。这片片绿色就是绿洲－－当年西域大多数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主宰这些国家的与其说是它们的国王，不如说是自然界的另一位国王－－水。
水流到什么地方，能够养活多少人，这个国家就能有多大疆土，有多少臣民。各国的范围一般不大，界线又很明确，便于筑起土在加以防卫，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城郭国家。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只有一座城。另一些国家缺乏稳定的水源，就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只能随水源的变化作季节性的或不规则的迁移，成为所谓的“行国”（没有固定领土的国家）。一条河流的改道，一处泉源的枯竭，完全可能使一个繁华的王国顿时毁灭。同样，一个新水源的发现也会给濒于绝境的人们带来勃勃生机，国家会因之而复兴。
在只有人力、畜力作为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对这些国家来说，除非受到外敌入侵要寻求保护以外，结合成更大的政治实体或统一地某一国家都缺乏实际意义，基本是有害无利的。因为要实施有效的统治就得派遣人员，传递消息，征收赋税，交流物资，而这些都是难以办到的，或者耗费巨大。相互隔绝的环境使小国无法寻求大国的庇护，同时也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
正因为如此，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一般都是采取以军事控制加以监护的形式。这些机构，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魏晋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都护府等，基本上都是军事性质的。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屯垦人员一般都集中在若干据点，以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它们对所辖的各国、各部族或各都督府的基本要求，只是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保持交通线的畅通和军事上服从征调，而它们的内部事务一般不会受到干预。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原王朝在维持漫长的交通线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加上西域地区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这种统治方法是唯一切实可行的。
所以直到清朝末年在新疆建省之前，仅隋、唐在今新疆东部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域，十六国中的几个割据政权设置过若干郡县。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西域（新疆）也是一个过渡地带，既是中国通向西方的必经之路，也是西方进入中国的起点。这里成为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也是民族迁移的中间站。今天的维吾尔人就是公元９世纪由蒙古高原西迁的回鹘人留居后产生的。该地区的文化是多元的，至今还可以找到各种未经斧凿的原始印记，只强调某一种文化的影响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语言文字是多样的，仅已经发现或出土的，就有汉文、回鹘文、和阗文、吐蕃（藏）文、粟特文、吐货罗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等。民族万分同样复杂，古西域人、匈奴、月氏（支），乌孙、大夏、波斯、汉、大食、吐蕃、契丹、蒙古、回鹘、粟特、突厥、维吾尔、回、女真、党项、满、哈萨克、锡伯、塔吉克、吉尔吉斯、俄罗斯等各民族都曾在这里定居或居留过。
中原同新疆地区的联系在西汉正式经营西域之前已经开始了。西汉以后，通过军事征服、军队的屯居、内地移民的定居、商品的输入、打进等技术的传播、手工业匠人和艺人的交往，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已经大大加强，东部地区互相融合的程度更高。但是新疆与中原的交通线毕竟太长，河西走廊易被切断，当中原政权势力衰退或陷于内乱时就无暇旁顾。相反，从青藏高原或中亚进入新疆，路程短，险阻少，比起中原来要容易得多。但由于西方、南方还不存在十分强大的政权，西方军事征伐一般没有越过葱岭，所以除了一度成为吐蕃的属地之外，大多数时间还是由当地或外来民族建立独立政权，存在于东西政权之间。总的来说，新疆地区尽管较多也较易受到中西亚和南亚的文化影响，但自西汉以后，政治上主要是归属于中原政权或保持独立的，因而在１８世纪最终成为清朝的一部分。
海岛中国古代有比较发达的航海技术，春秋时已有了近海船队的记载，早就具备了航行于大陆与近海岛屿间的能力。但历代中原王朝致力于以农立国，对海上贸易始终缺乏热情。即使是在唐这样中国外贸史上的黄金时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外贸作为一项税源和获得奢侈品的来源。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天然良港，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明朝以前，中国极少受到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不必考虑海上战，也不存在人口压力；所以历来的统治者都不重视沿海岛屿的开发和利用，更不重视海岛上政区的设置。相反，为防止人民利用海岛进行反抗、罪犯利用海岛隐藏作案，统治者常常采取封锁海路的办法。
根据距离大陆的远近和航海条件的难易，海岛大致可以分国三类：第一类是距离大陆较近，不存在技术障碍的，如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类岛屿是否设置政区、或何时设置政区，主要取决于经济、政治因素。如海南岛，早在公元前２世纪就已经是南越政权的属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汉朝正式在岛上设置了珠崖、儋耳二郡和至少十几个县。但西汉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六十四年，就因岛上土著民族的激烈反抗而被迫放弃。以后大陆和海南岛的联系虽然没有间断，但直到５９９年隋朝灭陈以后，才重新在岛上设置珠崖、临振和儋耳三郡。又如舟山群岛，在唐朝开元年间（７１３－７４１年）就置了翁山县，至大历年间（７６６－７７８年）被海寇占据而废。宋初辟为盐场，熙宁中（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置昌国县。但明初为了防止被倭寇利用，又废县，居民全部迁回大陆，到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后才重新有百姓上岛居住。清初再次徙民大陆，直到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１年）中期开放海禁后才重新置定海县。
第二类是距离较远，航行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的，如台湾岛。在早期的航海条件下，穿越台湾海峡风险很大。据西方国家的记录，到１６、１７世纪时，西方航海家还视穿越台湾海峡为畏途，船舶失事的比例很高。孙权与隋炀帝两次不成功的征伐，以及此后的长期隔绝，同航海的困难不无关系。当然，到元明以后，其他因素对大陆与台湾的隔绝起了更大的作用。
第三类是距离过远，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设置常设机构或行政区，如南海诸岛、钓鱼岛为例，明代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上明确记载着：“十日，．．．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说明当时的官方使者已经非常清楚，钓鱼屿（岛）是属于明朝的，到古米山后才属于琉球。但在明朝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能去经营这些远离大陆的荒岛。
在结束对地理环境的讨论之前，重申以下两点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因生产力而异，对统一国家的形成同样如此。早期的统一往往是从一个个很小的基本地理单位开始的，随着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因而有可能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第二，影响统一和分治、分裂的因素很多，地理环境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尽管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些疆域的分合就无法用地理条件来加以解释。例如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并没有明显的地理差异，鸭绿江早已不足以阻止两岸来往的障碍，而且山东半岛到朝鲜半岛的航行在秦汉时就已非常普遍。从汉武帝设置郡县到西晋末年这四百多年间，朝鲜半岛北部始终有大部分或一部分是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区域，但在高句丽兴起后就不再存在了。以后唐朝虽然曾短期征服过高丽，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只维持了几年时间。应该承认，在这段时间里朝鲜半岛及其周围的地理条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前期能成为中国正式的郡县，后期却连都护府都设不了几年，这显然是无法用地理因素来解释的。同样，越南北方在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区一千一百年以后成为独立国家，也只能在地理因素之外寻找原因。
第二节 有民斯有土
引言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全国１０３个郡、国（郡级政区）的登记人口是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人。这是史学家一致认为可以接受的比较准确的数据，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个中原王朝全国性人口统计数。在这以前，虽然没有留下确切的人口数据，但据估计，在战国中叶已有二三千万人口。
从史料中大量大规模战的记录来看，这一估计大概不会离事实太远。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前夕，清朝的登记人口已达到四亿三千万。
当然，人口数量与一个国家的疆域大小并不存在直接的比例关系，人口的多少同一个政权的扩张愿望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统一和分治、分裂的过程中，人口并不是一个无关的因素，却是毫无疑问的。
亿兆斯民
秦朝以前各国的疆域扩张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以武力夺取别国的领土，一是开发无人区。从西周时数以千百计的诸侯合并为战国七雄就是这样进行的，而其中战争是主要手段。
人力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战争的胜利又会带来俘虏、土地、人民，直接增加人口，或者为增加人口准备了条件。即使是付出极大人力牺牲的战争，只要获胜，对方的人口必定会减少更多，相对的人力优势还是存在的。当时尽管已经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但总的说来还是地广人稀。所以，不仅中原周边的诸侯国有很大的扩张余地，就是在黄河中下游这样的中心地区，国与国之间也还有不少无人居住的空地，有时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行程千里却会无人知晓。各国周围未加开垦的“草莱”就更多了。以开垦方式扩展国土同样需要人力，因而各国的君主，如孟子所见的梁惠王，无不关心“寡人之民”与“邻国之民”的消长。应运而生的上计制度就是要求县一级的地方官每年向国君汇报全心全意辖地内人口的增减，到战国时期各国已普遍实行这项制度。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就采取了招徕邻国人民及增殖人口这两方面的措施。招徕人口只是引诱邻国人民逃亡或强制迁移被占领地区的人口，对总人口的增加并无影响。增殖人口的措施却产生了颇大的作用，并且对汉代人口的增加也有积极意义。
具体的办法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用加倍征收赋税的办法迫使已有成年儿子的家庭分居，以便让青年及早负起家庭的担子，及时组织新的家庭，生儿育女。因家庭贫穷，无力让儿子分家结婚的，就只能让儿子给人家当赘婿。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强制的和习惯的压力使男女青年早婚早育，从西汉沿用这一传统来看，它对人口增殖显然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秦朝以后，人口数量对中原王朝的疆域扩张也具有重大作用。因为除了少数军事据点可以不考虑人口条件外（但长期的军事据点也必须考虑粮食和物资的补给），其他作为版图之内的地区都必须有人居住，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设立政区。而新开拓的地区的人口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本地尚在的原有人口和外来移民。
中原王朝的人口的绝对数字，在当时都是世界冠军，公元初的西汉末有六千万，２世纪中叶的东汉不少于此数，８世纪中期的盛唐估计有八千万以上，１２世纪初的北宋已经超过一亿，１７世纪初的明朝接近二亿，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清朝达到了四亿三千万的高峰，绝对数量都非常大。但由于幅员辽阔，人口密度还不大，所以在明末以前，除个别地区外还没有形成相对饱和，一般不会产生寻求疆域扩张的人口压力。
移民实边
从秦朝开始，在其疆域内已经有了一部分非华夏（汉）族的聚居区，如今浙江南部和福建是东越、章法虎人的聚居区，岭南今广东、广西是南越人的集中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云南是“西南夷”的基地，其他民族聚居地区还不少。这些非汉族聚区虽然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但与汉族聚居区有很大的区别。有的还是以渔猎为主，有的虽从事农业，但耕种相当原始落后。这些地区大多未充分开发，地形崎岖，环境闭塞，交通困难，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或部落残余依然存在，人口密度很低。
对这些地区，统治者一般采取两种治理方法：一是基本维持原状，委任原来的部族首领为地方长官，或者完全承认原来部族首领的权力，只派遣监护或督察的官员而不派遣行政官员，不征收赋税或仅征收象征性的贡品。一是设置郡县，划为正式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实行基本相同的政策。采取前一种方式比较容易为当地民族的接受，一般只须派遣少数军队或人员，甚至不必保留常驻人员。但王朝的统治只是象征性的，经济上无利可图，反而会增加财政支出，因此只是在力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