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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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我们后面来。除了来自达文波特和波卡特洛的年轻人的沉重的脚步声外，格林威治村几乎杳无人声，这些年轻人来的目的是使自己出名并过上富有魅力的生活——他们之所以来，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兑换值
第三章
旅行支票
1．兑换值
1921年的流放者到欧洲来寻找一件东西，可是找到的却是另一件东西。他们是来找回好的生活和艺术传统，使自己能够从有组织的愚蠢中解脱出来，以便赢得他们在智力的等级制度中应有的地位。他们来寻求价值观念，然而找到的却是兑换值。
货币交换！欧洲，这个具有古老准则的大陆，恰好丧失了所有的准则：它有的只是价格，而价格又是从一国到一国地改变，从一村到一村地改变，而且似乎是每时每刻地在改变。星期二在汉堡你可能用八分钱（还是五分钱？）定一桌酒席；星期四在巴黎你买二十支香烟就可能要花去在维也纳住一个星期的房钱。你可能在慕尼黑下巨额赌注来赌钱，赢到一个捷克投机商的一半家产，然后，如果你不能用赢来的钱去买香槟酒或毕加索的画，到了后天你可能把这笔钱给一个乞丐而得不到他的一声道谢。有一次在柏林，有一个人正要付十个马克买一盒火柴，就在这时他停下来看了看手中的钞票。钞票上写道：“为了这十个马克我出卖了我的贞操。”这人用这素材写了一部有关贞洁的长篇小说，拿到了一千万马克，给他的情妇买了一双人造丝的长统袜。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诚实的：卖东西的人为了谋利，欺骗顾客没个够，买东西的人除了纸头其他什么都拿不出来。那些持有黄金的人，或持有能兑换黄金的货币的人，赶紧朝最便宜的市场跑。出现了一种新的旅行者，即Valutaschweine①，他们是货币交换的寄生虫，这批人从法国游荡到罗马尼亚，从意大利到波兰，寻求最无耻的价格和最美妙的社会堕落分子。突然，这些旅行者变得对欧洲的往昔漠不关心，他们出入于时髦旅馆、钱商的小铺子和夜总会的次数远比他们出入于博物馆的次数要多；但是你特别会在因斯布鲁克的火车站上看到他们：丹麦人、印度人、美国人、南美人、面颊带紫红色的英国人，更多的美国佬，好几百人在等候国际快车，这列火车将带着他们朝纸马克跌价、里拉价格不稳定的地方去。我们也在等候：我们衣袋里有几个美元，相当于几千克朗或彭格，我们随着这支剥削大军朝前漂泊：
跟着美元走，啊，跟着美元走，我学会三种用刀子吃饭的方式和用四种语言向匈牙利侍者要啤酒，一面跟着美元沿着北纬四十八度朝东走，——哪里美元买到的东西最多，哪里就是祖国——
跟着美元走，我们看到一个狂热地寻求艺术、财政和国家前途的混乱的欧洲。我们在柏林的街上看到机关枪，在意大利看到黑衫党分子，让沿着库尔菲斯滕丹一带活动的男妓拦住，和一位埃及革命者同坐在蒙彼利埃的咖啡馆里，这位革命者说：“让我们把这杯味美思酒想象成一名英国婴儿的血，”他豪饮一杯——“妙啊！”我们喝彩，然后漂泊到潘普洛纳去看斗牛。有时在一家坐满穿深色衣服的大腹便便的矮男人和金光灿烂的妓女的维也纳咖啡馆里，在剃光的头和波浪式发型上面的烟雾中我们看到另一个国家，不是画出来的、不是旋转的，而是一个有山丘的、在犁下有褐色泥土的实实在在的国家。“我再也不会回去，再也不会回到那个生疏的国家。”——可是有时在梦幻般的阿尔卑斯高山湖畔他们向我们问道：“在你们国家人人都有钱，是吗？”于是蒸汽挖土机突然咬进山丘，黄金自己让河水冲洗出来，摩天大楼平地而起，女继承人被绑架——我们看到他们想要我们看到的美国，并通过他们的遥远目光来赞赏美国：
跟着美元走，渡过英吉利海峡的灰色海水，渡过意大利的蔚蓝色海水，渡过蓝得有如苯胺蓝的阿尔卑斯高山湖，渡过绿得有如一瓶绿墨水的湖泊，墨渍斑斑似的山峦在两边升起，
我用手指蘸着湖水写道，我再也不会回去，再也不会回到那个生疏的国家。
我们跋涉三千英里来寻找欧洲，结果找到了美国，找到了在梦幻中一半被回忆起、一半被歪曲、并被传奇化了的美国。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远方的国家去吗？
四位念念不忘光荣的天使守卫着我的国家：
在北门的是西奥多·罗斯福①，在南门的是杰克·约翰逊②，在西门的是查理·卓别林③，而
在中门的是一位来自克拉里昂县偏僻农村的小提琴手，他演奏一只火鸡在麦秸里，那个嘻，嘻，嘻，一只火鸡在草堆里，而我将再也听不到别人拉这首曲子，啊，我的国家比沉没在大西洋底的亚特兰蒂斯岛还要更遥远，
如果我愿意，我明天就可以回到那里，
可是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
再也不和我那苍白的阿拉斯加处女结婚，
再也不躺在你的怀里，哦，得克萨斯玫瑰。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历史上的雷同（1）
2．历史上的雷同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俄国的年轻人开始谈论“到欧洲去”，他们的精神，甚至连所用的词句都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作家相同。他们居住在那个似乎从史前的海洋中升起的新大陆上；他们所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德国，或法国，或英国，而是“欧洲”——也就是说，整个西欧文化。于是他们不远千里朝觐圣地，定居在德累斯顿或日内瓦，正如侨居国外的美国人聚居在蒙帕纳斯一样。
在这样的移居开始以后很久，有一对新婚夫妻于1867年4月从圣彼得堡乘上西去的快车。在一万名流放者中，这两个人由于引起了后世的注意而与众不同。这位丈夫已经开始被认为是个有才能的人：他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第二个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用速记的方法记日记，她用粗俗的女人写给自己看的那样详尽而直率的写法，把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情况和他们对欧洲的初次印象记录下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这部日记的速记稿被译成文字，由苏维埃中央档案局出版；之后这部日记从德文版译成英文。
像旅行日记通常那样，这部日记一开始写了许多有关物价的细节。这对新郎、新娘由埃特库内恩进入德国，那里的火车站有“巨大的餐馆，里面有上下两排窗和色彩极好的天花板，一切东西都妙不可言”。到达柏林后，他们住进了联合大饭店；他们住的房间要花去一枚德国银元和十枚小银币。“费奥多尔又开始对德国人，对旅馆，对天气发牢骚。”他们继续旅行到德累斯顿，他们从火车站乘坐的敞篷马车“价钱贵得吓人，要二十二个小银币”。旅馆房间价格昂贵，旅馆里的茶实在淡得不能喝，但不久他们找到两间带家具的房间，租金适中，每月只要付十七枚银元，包括洗衣服在内。……日记中所记的每一件事，其中都蕴含着比较——好像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在说，我们的茶要浓些，我们的人不那样贪财，这些欧洲人没有权利看不起我们。
他们一在德累斯顿住定，就急忙到博物馆去。他们认为，《西斯廷圣母》也许是所有图画中最伟大的一幅。最初他们赞赏荷尔拜因画的圣母，可是后来他们认为这幅图画带有德国神态，而他们不喜欢德国。他们费了些时间站在一封信前面，这封信“画得太逼真了，在远处看，你简直会把它当作是一封粘在墙上的真的信”。最后，他们“去看上一世纪初法国宫廷画师华多的图画。他画的大半是宫廷生活的场面，某个侯爵或是其他什么人物和某个绝色佳人谈情说爱”。到这里为止，所记录的是一对贫穷而自以为是得令人讨厌的年轻夫妻——这种夫妻佣人们敬而远之，马车夫们喜欢向他们多要车钱——初次接触欧洲文明奇迹时的情况。但很快这部日记就有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了。他们到达巴登巴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上赌场去了。他在轮盘赌上面把钱输掉后又设法弄到几枚银元，然后就像受到诱惑的谦卑的基督徒那样，又回到了赌台旁边。
这个过程实际上要长一些，而且更为循环反复。比方说，一天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整个家当共有六十枚金币，当地称之为杜卡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其中的十枚到赌场去。他回来时神情沮丧，十枚金币全都输掉了。吃完一顿闷闷不乐的午饭后，他再拿了十枚金币又去赌。这一回他到黄昏时分才回家。他央求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原谅，但必须再拿二十枚杜卡滕；这正是他时来运转的时候。十分钟后他回来了，他把钱一次都押上，结果输掉了。现在他们的家当只有二十枚杜卡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跪在地上；他求上帝和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原谅他，因为他夺去了她的钱；他吻她的鞋子；他发誓从今天夜里起再也不赌钱了。然后，他拿了五枚杜卡滕，又上赌场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只有五枚银元了，可是他们应该付房租了，而且家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起妻子的结婚戒指——他自己的已经当掉了——去找个犹太人。他整天没有回家，在这段时间里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在起居室里走来又走去。到了晚上很迟的时候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大束玫瑰花，后面跟着几个送东西的孩子，拿着几篮李子、桃子、葡萄，一大块干酪，一磅俄国茶叶。买了这些东西之后，他赢来的钱还剩下四十枚杜卡滕；这该是永远戒赌的时候了。费奥多尔决定再去赢正好够买一瓶酒的钱。他又走了。……
两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穷得只剩五枚银元。安娜的耳环和费奥多尔的大衣都已随着那两枚结婚戒指而去。还有一次他赌了一阵子钱回来，输得身心都垮了下来，以致羊癫风发作起来。“他到处猛冲乱撞，使得我没有办法抓住他。……我解开他的背心和裤子，好让他呼吸得畅快些。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嘴唇发紫，脸色出奇地红。……他叫我安妮亚，接着又求我原谅，我对他说话他一点也不懂。最后，他求我再给他点钱让他去赌。这真可算得是一番出色的表演！”似乎任何遇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弄到后来就会像他小说中的人物那样讲话。“可是，”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写道，“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他本该会赢的。”
他经常赢钱，他并不是个运气特别坏的赌徒；但是他缺乏意志力，往往不能在赢来的钱输光以前离开赌场。幸亏有钱从俄国汇到，这才使他们能从当铺老板那里赎回大部分东西，并和一个月来使他们吓得发抖的女房东结账之后继续旅行。这部日记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瑞士而告结束，他们在巴塞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市政厅。“毫无疑问，从它的风格来看，”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写道，“这座建筑是非常古老的。”
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以及他的小说的感情背景）的详细记录中，有一部分资料与外省风气和移居国外所造成的普遍问题有关——不仅是因为与他同时代的俄国人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而且还因为流放到蒙帕纳斯去的美国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文学界中，这个问题无所不在。在有教养的人——地主阶级和新资产阶级——中，俄语本身就受到鄙视，几乎成了一种外国语。《群魔》中的主人公斯塔夫罗根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贵族，可是他不能正确地书写俄文：这一事实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评论她在德累斯顿遇到的同胞时写道：“他们往往用俄国话说一句‘上帝与你同在’，然后马上说起法国话来，看来说俄国话的确不是风尚。”为了投这种读者之所好——没有其他读者——作家们用法语书名发表作品，采用法国式的文体，写的句子中夹杂着德语、法语和英语的短语。可以说，他们是被迫勉强使用半外国工具的工人——但是这句话当然也同样适用于晚些时候的美国作家，这些美国作家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使用他们在学校里学来的英语表达方式，还是使用他们在街上听来的词句。
可是，俄国人还有其他的困难，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们的国家可说完全是欧洲的一个殖民地。俄国出口毛皮、鱼、小麦和粗锯木材；它进口的不仅是机器、鞋、家具、塞夫勒瓷器，而且还有家庭女教师、肖像画家、贵族的妻子、美酒、时尚服装和书籍——总而言之，进口构成俄国新文化的一切东西。俄国商人和官吏是这种文化的主要专利者，他们仅仅充当欧洲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就从中发了财。他们形成一个人数不多、作用有限的阶级，而他们却几乎是作家能向之寻求资助的唯一阶级。
尽管有这些困难，俄国也有一些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的伟大是得到公认的。但是文学界中的中等阶级，即那些既未失败、也未成功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充满烦恼的。如果留在国内，他们会感觉自己是乡巴佬，非得追随去年的巴黎时尚不可。如果永久移居国外，他们的许多问题能得以解决：他们住得离文学风尚的发源地更近，生活在似乎对艺术有利的气氛之中，生活得俭省一些；而且最后仅仅因为他们抖掉了脚上的莫斯科污泥，就此在国内获得某种声望。另一方面，他们却和自己的人民失去了联系，失去了埋在俄国土地里的根。……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历史上的雷同（2）
俄国作家人人都讨论这两种选择，就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讨论这两种选择一样。大多数人至少作出暂时移居国外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好几代移居国外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那种可称之为第二代的人。这一代人可以用他们的讲究实际的动机来区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离开俄国，既不是由于他的政治信仰，也不是因为他想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他到欧洲去是为了赌轮盘赌和逃避债主。在巴登巴登，他在两场狂赌的间歇里去拜访伊凡·屠格涅夫。他们的会见在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日记中描写为具有象征意义；这是移居国外者中的年轻的一辈和老一辈之间的会见；除去有关人物的文学地位和见解方面的差别，这次会见，不妨说，就像亨利·詹姆斯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之间的会见。
像詹姆斯一样，屠格涅夫决心与欧洲共命运；他讲到祖国时态度颇为冷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他给自己搞个望远镜，以便能看到在俄国发生的事。屠格涅夫有礼貌地笑了笑。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屠格涅夫新发表的小说；他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不高。屠格涅夫有礼貌地笑了笑。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破口大骂德国人，“这个可恶的种族……他们损害我们，抬高自己。”这一回，屠格涅夫不笑了，他气得脸色发白。他喊道：“只要你这样说话，你就是对我个人进行侮辱！此时此地我对你说个明白，我已经在巴登巴登住定了，我认为我不再是个俄国人，而是个德国人，而且我为此感到自豪！”
陀思妥耶夫斯仍然保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