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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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上一代人的文学大辩论他已经用最简单的逻辑予以解决；他置之不理。这样，他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反清教徒，既不是浪漫主义者又不是现实主义者。他有很多的文学偏见，他不难写出以‘我讨厌那种……的人’开始的小文章，或以‘我厌倦于……’为叠句的俏皮诗。不幸的是，他既讨厌，又厌倦于这种空洞的文学。他没有自己的运动可去支持，他没有读者。……这是一幅十分消极的年轻人的画像；但这仅是情况的一方面。”
于是，我开始描绘一些积极的特点。“这最新的一代作家对过去的作品更为尊敬，如果不是景仰。战前有一个迅速传开来的信念，认为文学和戏剧是在娜拉第一次砰地一声关上玩偶之家的门的那一夜一起开始的。你要当一个传统的背叛者，只消说你喜爱莎士比亚胜于易卜生和萧伯纳。……最年轻的作家们不仅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们甚至可能喜欢读琼森、韦伯斯特和马洛的作品，拉辛和莫里哀的作品。他们对斯威夫特和笛福比对塞缪尔·勃特勒更感兴趣。他们对新俄国作家的热情是适度的，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换句话说，他们所尊敬的过去大约到四十年前就结束了——离娜拉离家出走不久。
“如果必须进口现代的异国之神来崇拜，这些神很可能是法国的，而不是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的或英国的。可是，在这方面最年轻的作家们是在发展，而不是背叛老一代人的倾向。上半个世纪的美国文学可以作为远离伦敦的级数用图表来表示。这种对法国散文与诗歌的新兴趣使这个级数趋于完整，因为就智力而言，没有哪个城市比巴黎离伦敦更远。
“他们读福楼拜的作品。他们读雷米·德·古尔蒙的作品。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通常是作为他们学习现代法国文学的入门书；这是两个固定之点，从这两点出发，他们各人开始读各人的书。古尔蒙的《有关面具的书》可能使他们去看从波德莱尔和拉弗格起，直到最近的、也是最复杂的巴黎各学派为止的法国诗歌。或者他们可能从于斯曼开始去读新天主教徒们的作品。……无疑，今天我们正受到法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造成什么效果，还当拭目以待。”
葡萄架下十分寂静；在名为“第戎的光荣”的晚玫瑰丛中苍蝇嗡嗡作响；和纽约相距有几个世纪之遥。我试图回忆在曼哈顿的对话，并用预言的词句把它转写出来。“效果之一，”我写道，“几乎可以肯定，是对形式的新兴趣。福楼拜和古尔蒙花费过多的时间考虑他们作品的均衡和节奏，因为这个问题往往为他们的学生所忽视。这种趋势已经在比较年轻的作家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他们似乎不大愿意把他们生活中未发展的插曲记录下来。我听到他们中间的一位很有学问地讲到线条和质量，讲到平面、圆和切线。无需走到肯尼思·伯克的几何学的极端，人们就可以有把握地预报，我们年轻的文学至少将会像一幅好的风景画那样构图妥善；它甚至可能达到音乐的逻辑结构。
“这些年轻一些的作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希望简化；这也是法国影响的部分结果。T。 S。 艾略特在《转盘》杂志上写道：‘艺术所需要的是把当前生活简化成丰富而奇妙的东西。’人们在别处也能听到相同的见解；这种见解通常是与追求更高度的抽象的愿望相联系的。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形式与内容（2）
“形式、简化、奇妙、把文学作为具有传统的艺术来崇拜、抽象……这些都是年轻一些的作家们常用的口号。这些口号所代表的思想标志着迄今法国文学的，而不是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特点。这些口号最接近于一代人的清楚表达出来的主张，这一代人没有形成学派，也没有发表过宣言。”
文章还不止这些，但这是文章的中心。现在时隔多年，重读它时，我感到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一个我们没有考虑到的较大的问题：我指的是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为什么我们的理论、标语和口号都集中在无益的形式和内容的差别上？为什么我们虽然不无斗争，但仍然是很快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放弃了这些理论、标语和口号？
这两个问题不难回答。……我说过我们是谦卑的一代人，但事实是所有的作家都是雄心勃勃的：如果他们真正是谦卑的，他们就会选择一个失败的风险较小和对表现平凡惩罚较为温和的职业。所有的作家都渴望胜过别人。在许多作家中，甚至在最伟大的作家中，这种热情表现得颇为庸俗：他们想很快致富，想应邀去和侯爵夫人见面——这样，伏尔泰成了战争投机商；莎士比亚不光彩地为自己骗得了盾形纹章。但经常有一种欲望和较低级的雄心混在一起，即向客观世界施加影响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欲望。而且每当这条路似乎肯定走不通时，雄心就总是转向别处，像激流那样侵蚀泥沙进入其他水道——直到雄心，如果不是在生活中，至少也是在想象中最后爆发开来。“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形式战胜内容”——所有这些口号都和一个老的思想过程有些关系。“内容”相当于客观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作家无能为力；但是在他那丰富的内心世界中，他可以征服“内容”来满足他的雄心，使“内容”成为“形式”的奴隶，成为他自己的奴隶。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不想改变事件的进程或甚至在社会上为自己取得荣誉地位；就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谦卑的。他们这个阶级是城市中产阶级，它在政治上无权；这个阶级实在缺乏政治头脑，以致意识不到别人正在行使政治权力。他们不是把社会看成是一种自动运行、自动修理、自动延续的机器，就是不去考虑社会是什么东西。也许在他们的学徒岁月里，在威尔逊先生的进军和俄国革命之时，这些年轻一些的作家一鳞半爪地看到一个让冒险的人们控制着的世界，一个让相互冲突的人们领导着的世界，但是他们所看到的景象消失了。社会又一次成了一辆机车，其进程的方向他们无法决定，无论是驶向光荣或是驶向毁灭——其实他们也不太关心，因为历史上的光辉场面和失败场面都同样是艺术的题材，同样是供雕塑用的大理石。而且，尽管他们的生活可能肮脏杂乱，但他们有一个特权：去写一首其中除秩序和美丽之外别无他物的诗，去写一首犹如洁白的高楼的诗，这座高楼从日常生活的废罐头和破盘碟中升起。在“形式”的世界中，他们的失败和我们的失败，都将得以一洗耻辱。
我想这就是那天早晨在第戎的葡萄架下，当苍蝇在八月玫瑰丛中嗡嗡作响之时，我所试图表达的思想后面的富有感情的姿态。葡萄架本身以及铺着石子路的花园和按几何图形爬在北墙上面的葡萄树，都是艺术对自然的胜利，都是为形式所征服的内容。说实在的，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作家来说，在法国长期逗留几乎就是朝觐圣地。
法国是我们的信念的发源地。在法国，诗人们费几天的时间来辛辛苦苦地写出一节诗，就在此时收房租的人砰砰地敲门；在法国，像古尔蒙那样的小说家一面像隐士一样地生活，一面想象出远胜于生活中所可能有的金色的诱惑和百依百顺的情妇；在法国，福楼拜描写过“那种穷终生之力推敲文学的怪癖”，并把这种怪癖变为宗教。文学中的一切令人赞美的东西都始于法国，在法国发展；尽管我们知道法国大作家自己之间在争吵，帕尔纳斯派诗人让位于颓废派诗人，颓废派诗人又让位于象征派诗人，象征派诗人又让位于不久将统治巴黎的新学派，不管这新学派究竟是什么——尽管谁也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我们却急切地对他们全都加以赞赏。而这恰恰是不应该给我们的特权。
在1921年，福楼拜已经失去年轻一些的作家的青睐，而古尔蒙则几乎遭到鄙视。艺术的宗教是个不稳定的宗教，它每年要重新排一次圣徒月历。变化来得很快，回旋上面堆上回旋；学派、领导人、宣言相继出现又相互取消——我们带着天真的信念参加这场疯狂的越野赛马，我们天真地相信福楼拜是伟大的作家，相信应当在损害内容的情况下发展形式。我们在几个月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狂热的智力发展过程。
我想这就为我的第二个问题提出了答案，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稍加斗争就放弃了我们的理论。在学派取代学派的期间，艺术的宗教扩大了它的领域。藉以作出判断的美学标准，在用来评价艺术作品之后，又用来评价其作家的生涯，最后用来评价一般世界。城市和国家由于具有使作品受到赞赏的那些特点而受到赞赏——由于它们形象生动、出人意外、戏剧化、节奏迅速、活力充沛、刚健有力，“有独创性”。有哪一个国家能比美国更具备这些特点呢？事有凑巧，赞赏法国文学的美国作家正好遇上了赞赏美国文明的法国年轻作家。我们说，“古尔蒙是个文体大师。”——“哪里，亲爱的朋友，纽约有五十六层的大厦哩。”
这是竞相表示礼貌的比赛，是一场阿尔方斯—加斯东①式的辩争，在这场辩论中，我们最后欣然让步。美国毕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开始有点想家了。可是我们在纽约的朋友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家乡的消息
5．家乡的消息
“未能早一些给你写信，深感抱歉。”——你的朋友们的来信都是这样开头的；陌生人则为他冒昧和你通信而表示歉意——“但我一直忙得够呛。笨鸟正在腾空飞上七重天，而我则拼命抓住它的尾羽好让我在宰杀这只文雅的鸟时能够在场。”
写信的人是雷·约翰逊，即J·雷蒙德·约翰逊，他是一位专业作家，每天为报纸撰写并指导宣传报道，但从不署名。战后，一些工业巨头以及享有遗产的巨头的遗孀承担起指导公众思想的新任务。由于需要咨询，他们就雇佣一些到处奔走想搞点收入的无名作家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大都聪明而有想象力，是一些有思想的人。他们鄙视工业巨头，厌恶那种以爱国为名从公众那里骗钱的勾当——但他们干得很有效率，他们在喝醉时借开这种勾当的玩笑来聊以自慰。
“我最新的冒险行动，”雷·约翰逊继续写道，“是计划中的一个友好访问团，这个访问团由美国援助法国战灾委员会赞助。我们亲爱的大使是这一仁慈的机构的主席，这一机构期望能筹集五十万美元——天哪！这该是多少法郎？——以供安妮·摩根和法国埃纳省的人使用。搞运动已经不再流行，因此我们在三百个城市里举行三百家报纸的竞赛，让每一城市推选一名代表（每一张选票一角钱）来参加友好访问团。干得不坏，对不对？代表将免费旅行去参观战场，而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她从她的朋友们那里榨取来的钱。
“自从你离开格林威治村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愉快。胖子阿巴克尔强奸案把裁军会议的讨论从第一版上挤掉了，因此代表们带着收集到的好多照片以及柚子、澡盆和违法贩卖的威士忌的滋味，正在偷偷摸摸地往欧洲赶回去。哈罗德·斯特恩斯的书《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①（黑体字是出版商的）已经问世，但是在文学专栏里还有空间刊登一些短文评介范隆的《人类的故事》、霍华德·派尔的《海盗之书》和艾尔·詹宁斯（抢劫火车大盗）的关于欧·亨利的书。”
自从我们离开纽约以来，几个月已经过去了，在那里没有什么真正改变。舞会继续举行，也许音乐的节奏更快，但跳舞的还是那些人，当乐队暂时停下来时，他们谈的还是那些话题：禁酒、格林威治村里的流言蜚语、美国的蠢事，他们在欧洲干得更加出色，等等。“工人诗人哈里·肯普现在住在琼斯街31号的一间烟囱凹处的小房间里。弗朗西丝发胖了，她有了一套新的茶具、地板漆过了、卧室里有了一口新橱柜、煤气天冷时不好使，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圣诞节假期中只有二十人饮甲醇致死，但在医院里却死了一百人，真叫人弄不明白。除夕夜是个灯火辉煌、狂欢宴饮的节日。官方禁酒人员断言将是个禁酒之夜。但老式的醉汉如此之多，以致午夜之后警察没有地方关押他们。似乎谁也不知道那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但我们的主要市民在最近几天里都被控非法运酒。人人都在高谈繁荣，但是银行经理都是些瑞士旅馆老板，贷款的话，你至少得付百分之五十的利息。高架铁路仍然沿着六号大街伸展，然后在离一位J。 史密斯先生的别墅不远之处转入第三街，这位先生，顺便说一下，学会了做合成杜松子酒，因而又恢复了他往昔的乐观精神。百老汇戏票黄牛终于被取缔了，现在你只要付六块六就能买到一张两美元的票子。报上宣布政府废除娱乐税，自1月1日起生效，但当你打算买票时，票房霸王对你说这种规定只适用于一角钱以下的票子。时隔十八年之后，我们仁慈的政府再次铸造银币。大约有一百万枚这种银币运到了纽约银行。谣传新银币将代替一度通行的五分镍币。”
纽约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在欧洲，我们开始懂得把美国工业巨龙看成是一个生动的，甚至是高贵的怪物；但是我们在国内的朋友缺乏从远处观察之便；他们觉得巨龙遮没了整个天空；他们抬起头来能看到的只是巨龙腹部刚涂过杜科牌光漆的鳞片。他们渴望逃到巨龙尚未入侵的旧大陆——而在旧大陆的我们则已经在渴望渡海回家。不久，我们就开始隔着大西洋相互争辩起来。
这场辩论在1923年的最初几个月里爆发开来。我之参加辩论是由肯尼思·伯克向《名利场》投稿的一篇文章中的两句话引起的。他写道，“在美国丝毫没有那种真正庄严的富丽堂皇，这种富丽堂皇为农民创造出家神和传统。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奇迹，只是因为美国是世上一切邪恶和庸俗的实实足足的集中点。”他在纽约发表意见，两年前我们两人都同意这些意见。我从欧洲写信表示异议，我那封信写得几乎不连贯。
“肯尼思，你从什么时候起成了一名家具推销员？那种真正庄严的富丽堂皇！你好像和我在吉维尔尼遇到的那位美国夫人有同样的毛病。——‘你知道，在美国糊墙纸简直一点也不顶用，很快就褪色了或是剥落了，可是在这里，用欧洲染料染色的极好的欧洲糊墙纸，用那种极好的欧洲胶水糊上去，哎唷，简直是永久耐用。’让我和你说清楚，我在欧洲呆两年所得到的最主要的收获是使我从那位夫人所持的偏见中解脱出来（那位夫人的欧洲浆糊远比美国制造的产品高明），也使我从以哈罗德·斯特恩斯为主编的那三十位美国知识分子的偏见中解脱出来。
“美国完全有欧洲那样好——在某些方面差些，在某些方面强些，同样具有欣赏力，材料更新鲜，倾向于和平相处而不是进军鲁尔。至于说美国是一些邪恶和庸俗的集中点——哼，不见得。和柏林相比，纽约就是文雅的化身。法国情趣在许多细节上令人难以忍受。伦敦是个巨大的戈弗普雷里镇。我可以不感到害羞地在任何地方脱下上衣，挑衅地对那些退化了的欧洲人说，我是个美国公民。挥舞美国国旗！欢呼和平！欢呼正常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