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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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上衣，挑衅地对那些退化了的欧洲人说，我是个美国公民。挥舞美国国旗！欢呼和平！欢呼正常状态！
“美国和德国都具有共同的自卑感。不是关于机器或生活水平的自卑感，而是艺术方面的自卑感。《脱离》是美国人编辑的，因此它不及法国人编辑的任何小型刊物重要。约翰·马林是个美国人，因此甚至与像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那样的次要水彩画家相比，他都是个小人物。在法国住两年的唯一借口是去消除这种自卑感，并去发现，比方说，特里斯丹·查拉①相貌和你相似得就像两滴水一样，说起话来他还有些不及你聪明。去发现达达派比《脱离》派更有趣，因为前者，说也奇怪，更有美国式的活力。……要使美国文学得救，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国商业借用一点力量和自信。美国文学——我指的是安德森、德莱塞、弗兰克，和其他人——在精神方面显得软弱，在学习那些优美形式之前先得医好精神上的缺陷，否则世界上所有优美的东西对它都是无益的。”
过去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论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两年来，我们在价值观念逐日改变的欧洲一直在寻求指导，寻求可供模仿的范例，寻求稳定的智力通货。可是当指导来到时，它却不是我们预期的那种指导。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圣徒传选读（1）
2．圣徒传选读
对于年龄和我相同的，或至少是1921年出国的，美国作家来说，和他们最接近的作家是T。 S。 艾略特。他给人的形象主要是个取得成功的乡下青年。他生于圣路易斯；他是哈佛大学1910级学生，他在哈佛读我们任何人都可能读的课程并加入三四个不著名的俱乐部；他在一所法国外省的大学里继续学习，然后在伦敦找到一份工作。现在，离开剑桥十年之后，他开始缓慢地结一个光荣之茧把自己包住。但是他的光荣、他的成功并不是那种庸俗意义上的赚钱、成名：在1921年，报纸上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巴克利银行办事员。他的成就在于写出了完美的诗，在其中我们找不出一行幼稚、笨拙、乡气或陈腐的诗句。一个中西部的青年能成为一位完美无缺的诗人吗？——这是个肯定会萦绕于我们心头的问题。
但这并不是艾略特所回答的唯一问题，或者说，这也并不是使艾略特进入我们内心深处的唯一的门。他早期的评论文章大部分关于形式与内容之争，这就使他站到了我们学会说的“争论的我们一方”。他有效地为与情感相对立的理智辩护，为与性冲动，即弗洛伊德的阴暗的意愿，相对立的有意识的思想辩护。他的诗的构思，从第一首起，就令人赞赏不止。而且他似乎把他的诗看成是智力上的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他又致力于解决另一个问题。他从早期用自由诗写的短作进展到《一位夫人的写照》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然后进展到他的《斗士斯威尼》中的诗，然后又进展到《小老头》；可以肯定，他即将在《转盘》上发表的雄心勃勃的新作将标志着新的起点。因为，他从不重复他写过的东西，而且那时他从不持续地采用任何一种姿态或技法：一经提出这种姿态或技法的可能性后，他又继续向前。
当然，艾略特并没有发明这种“继续向前”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总的文学气氛的一部分，是久远的传统的一部分——比方说，这种思想和我中学时的朋友们所提出的“回旋理论”极为相似。但是艾略特的影响使得这个思想在青年作家中间广泛流行。他们开始把这位理想的诗人想象成一个探险者，一个坚持朝西挺进去开拓新疆土的美洲野牛狩猎者——他从谢南多阿河行进到不为人知的田纳西，从那里行进到布卢格拉斯，然后行进到密苏里，在后面总是留下一片未耕种过的土地，可是谁去管它呢？——反正会有追随者去扶犁耕地。没有任何其他美国诗人像艾略特那样，在他创作生涯的那么多的阶段中有那么多的追随者。直到1925年为止，他的影响似乎无所不在，在随后的一些年代中他还继续起着影响。但是在1922年，正当他虽极少为广大公众所知，却为青年诗人所热烈崇拜之时，突然发生了危机。他的追随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开始慢慢地离去。
当《荒原》问世之初，我们陷入了困境。这首诗符合我们所定下的当代伟大诗作所应具备的全部要求和规格。它不仅形式完美，而且在音乐性方面和结构方面远比艾略特早期的诗更为丰富。这首诗的用词极妙。诗中运用了追随波德莱尔的法国作家们所发现的技法，富有权威性的气概。奇妙、抽象、简化，把文学作为具有传统的艺术来崇拜——这首诗具备我们在口号中所要求的全部特点。我们准备热情捍卫这首诗，不让它受到不理解艾略特意图的人的攻击——但是我们私下有所保留。这首诗迫使我们处于违背原则行事的地位，它使得我们自觉采取的原则和我们的本能发生冲突。在心底里——不是在理智上，而是纯粹在感情上——我们不喜欢这首诗。我们不同意我们认为这首诗所提出的主要思想。
这个思想很简单。《荒原》具有丰富的象征、用七种语言表达的渊博学识、在三个层次上进行的动作、音乐性的插曲、几何式的结构——我们认为，诗人在所有这些下面并借助这一切来说明的是今不如昔。昔日高贵尊严；今日感情贫乏。昔日是让清泉的活水滋润着的美景；如今神恩之泉已经干涸。……在他早期的诗作中，艾略特经常提出这一思想；他运用过像罗马之鹰与号角或圣马可的雄狮之类的昔日光荣的象征来强调今日的庸俗。可是在那些早期的诗作中，今日是他的真正主题。即使他厌恶今日，即使他想到“在千家万户拉起肮脏的遮光帘的手”，并且一直“注意到女仆的潮湿灵魂在地下室前的大门旁沮丧地发芽”，他仍然是在写我们人人都知道的生活——还不止如此，他借助同样的卓越隐喻赋予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卓越的特性，而这些卓越的隐喻正是他用来诋毁和贬低我们日常生活的。《荒原》标志着一个真正的改变。这一回，他不仅用他全部的成熟技巧来表达这个思想，而且把它推到一个新的极端。他不仅辱骂今日，而且把它说得毫无活力。这一回，他似乎在说，我们的时代未老先衰，而且甚至找不到自己的话来哀叹自己的无能；这个时代注定要永远借用已死去的诗人的歌并把它们拼凑起来。
《荒原》的长达七页的附录是一剂使我们难以下咽的苦药，在附录中艾略特炫耀他的学识，并说明那些看上去极像是他自己写的词句是引自哪一位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或意大利的作家。但实际情况是诗人的改变不像他的年轻读者的改变那么大。我们正变得不那么注重技巧，而是在寻找能生动地描绘我们自己的世界的诗作。至于艾略特向我们提出的过去时代的价值是优于还是劣于当代的价值的问题，我们无法对此提出客观证据。价值是由活着的人创造的。如果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的生活诱使他们相信——伟大的事物已随着维吉尔或但丁或拿破仑一同死去，谁又能改变他们的看法或教会他们去懂得新的价值呢？凑巧，我们感到生活在当前时代令人兴奋。那种著名的“战后精神幻灭的情绪”是我们从未真正有过同感的情绪。凑巧，艾略特的主观真理不是我们自己的真理。
尽管我说“凑巧”，其实，我们的信念产生于我们的生活。我说“我们”，虽然我所指的只能是那些受到了艾略特的诗的影响的人中的大多数，也许是三分之二。《荒原》的发表揭露出作家中的社会划分，这种划分并不是贫富之分，或——如后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①青年作家中属于社会最上层或最下层的人不多。的确，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工厂工人或租地自行经营的农民，但甚至这些少数人也接受了中产阶级的教育，而且大半采纳了中产阶级的准则。中产阶级已经统治着文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历是公立中学和中西部的大型大学。属于这一阶级——大致相当于马克思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开始询问艾略特要走向哪里，他们是否要跟着他走。
但是也有不少青年作家在进耶鲁、哈佛、普林斯顿、威廉斯或达特默思大学之前被送进好的私立预备学校，通常是圣公会办的预备学校。不管他们富裕或贫穷，他们接受了美国社会中人数不多但力量强大的阶级的培养并学会了这个阶级的准则，这个阶级可以说成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这些人，一般地说，是那种“速朽的诗人”，他们不仅赞赏《荒原》，而且坚持在精神上居住在荒原上；正如埃德蒙·威尔逊所说的，他们“养成了除非是荒芜的海滨、长着仙人掌的沙漠和老鼠横行、满是灰尘的阁楼，其他地方一概不住的习惯”。他们的特殊教育，他们的社会环境，还有，我想，他们交织在一起的特权感和不安全感，给了他们思想准备，使他们追随艾略特去进行他那朝着传统与权威的神龛前进的沙漠朝圣之行。
在这两类作家中都有例外，艾略特继续在千家万户的肮脏的遮光帘后面让人吟诵、受到赞扬，但大多数为生计而挣扎的中产阶级作家则开始寻找其他的文学行为模式。我们是新人，没有继承得来的传统，而且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精神沙漠。虽然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道路，但我们本能地抛弃了艾略特的道路。将来我们仍然会尊重他的诗和他那清晰、完美的散文，但艾略特描绘的图像已不再是我们的向导。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圣徒传选读（2）
詹姆斯·乔伊斯也是一个从不重复自己写作技巧的作家。从《室内乐集》、《都柏林人》到《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探讨一个新问题并明确地结束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1921至1922年冬在巴黎出版的《尤利西斯》又标志着另外一个阶段。尽管我们在那接下来的繁忙的一年里没有时间去仔细阅读这部作品或消化全书的十分之一以上，我们仍然能肯定一点：这是一部可以称之为“伟大”而不致辱没这个词的作品。
我们就这样学会以另一种形式把乔伊斯和艾略特联系在一起。乔伊斯也成了一个能激发青年作家的想象力的成功的形象，即使他取得的成功是另一种的成功。他是另一个取得成功的乡下青年，但他不是圣路易斯出身，或哈佛大学出身。他的出生地是下层中产阶级；他的家乡是二十世纪，他似乎翱翔于二十世纪上空。我们当代的作家是否能创作一部堪与其他时代的巨著相比的杰作？乔伊斯是第一个迹象，它表明这个问题除学校里教给我们的答案之外还有其他答案。
但是——这些是更难回答的问题——乔伊斯写他的不容置疑的巨著用的是什么方法，为的是什么目的？他是否作出了我们应该模仿的榜样？
似乎可以从他所有的作品中分离出三种价值，也就是乔伊斯其人的三个特点：他的骄傲，他对别人的藐视，他的抱负。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将近结束时，这三个特点表现得极为明显。主人公斯蒂芬·德迪勒斯性格骄傲，因而孤独、自负；他看不起那一群比他富裕的同学，因为他们在感情上和智力上比他低下；他给自己定下的雄心大志不是当主教、法官或将军，而是要紧抱住“世界上尚未有过的美好的东西”。他将成为独特的精神领袖；他将离开爱尔兰“去在我灵魂的冶炼场里锻造尚未产生的我们民族的良心”。斯蒂芬·德迪勒斯或多或少是乔伊斯本人的准确写照；但作者在生活中选择了更为孤独的抱负。当浪迹于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和法国之际，他继续写他青年时代的都柏林并回忆爱尔兰人的声音，但是他差不多忘记了正在革命的冶炼场里锻造良心的爱尔兰民族。他选择了另一种命运。就像来自科西嘉的拿破仑登陆，就像科尔特斯或皮萨罗进军高地，乔伊斯给自己提出了自我扩展的任务：他将成为一位天才！——他将创建一个帝国，他将创造出一部天才的作品。
他并无超人的智力资源可供他支配，而物质资源则几乎一无所有。他出身于一个随着爱尔兰一同败落的家庭；他在整个青年时期都很穷，可说是极端贫困，而且不受欢迎。他异常敏感，但也并不比其他五六位爱尔兰诗人更敏感；他思想敏捷，但他的某些耶稣会教师也堪与比拟；他很有学问，但这种学问也并不是任何勤奋的学生所不可能获得的。但是他耐心、固执—— 一经选定了目标之后，他愿意把一切困难置之度外；他是个异邦人，身无分文，身体虚弱；欧洲正在他身旁崩溃，一千三百万人死在战壕里，一些帝国倒塌了；他关上窗户，继续工作，每天十六小时，每周七天，他写作、润饰、发挥。在我们看来，他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他骄傲，藐视别人，雄心勃勃——这些特点继续在《尤利西斯》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里斯蒂芬·德迪勒斯的骄傲又一次超越于都柏林的公众之上，特别是超越于巴克·马利根所代表的都柏林知识界之上；在这里作者对世界和他的读者表示轻蔑——就像故意粗鲁待客的主人一样，他不考虑读者要求关心的心情，不迁就读者的理解能力；在这里有着雄心，不是和同时代的任何小说家相较量的雄心，不是和某一民族的现代文学的任何作家相较量的雄心，而是和一切西方文学之父、欧洲民族的首席诗人相较量的雄心。
现在，这个二十世纪的穷苦少年征服了他的秘鲁，写出了他的天才之作。我们不属于那种把他和荷马相提并论的热衷者，但是有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可能除了马塞尔·普鲁斯特之外，活着的作家中没有人能在深刻、丰富、复杂或广博方面和乔伊斯相比。他的成就促使我们前进；他的雄心使我们较小的雄心也沾上了尊严的色彩。但很明显，他写成《尤利西斯》是付出了代价的——他少吃了多少顿饭，放弃了多少欢乐？写出了一部杰作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我们把他作品中的段落和从关于他的杂志文章中收集来的错误资料、咖啡馆里的零碎闲谈，以及获准同他会见的人的谈论拼凑在一起，结果所得出的画像，即1923年的乔伊斯画像，并不完全令人愉快。这位伟大人物住在一家廉价的旅馆里，这旅馆虽非肮脏破旧得可以入画，却也拥挤杂乱、使人感到沉闷压抑。他面临像荷马一样双目失明的危险，而且由于忧郁症加剧了他的病情，他那微薄的收入大半用于医药。他没有智力上与他相同的人可以做伴，与他交往的人是些家庭好友，要不就是崇拜他的弟子。除了与文学和歌剧有关的事情之外，他的见解都是第四五流人士的见解。他似乎放弃了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来满足他的雄心。他似乎达成与浮士德相反的交易，出卖他的青春、财富和一部分普通人性以求增长他心灵的骄傲。
经他同意和我会面之后，我到他的旅馆里去。他在一间房间里等候我，这间房间看上去阴郁发霉，红色厚绒的家具在关闭的百叶窗后面的昏暗中好像已经发酵。我看见一位身材颀长、形容消瘦的人，苍白的额头高耸，戴着一副黑眼镜。薄薄的嘴唇上，皱纹累累的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