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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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称之为变节的深思熟虑的抉择在追随他的青年法国作家中造成了强烈的影响。突然间，他们的最高价值观念受到了怀疑，而怀疑者并不是愚蠢的公众。突然间，似乎最大的抱负可能并不是写一部伟大的小说，或是诗剧，或是创作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才作品，阿波罗毕竟只可能是个次要的神。
瓦莱里自己觉得他的论点无可辩驳，以致二十年后他难以解释他为什么又一次开始写论文和诗歌。他曾几次为自己辩解，说文学是一种体育运动，是一种值得玩的游戏，其所以值得玩的原因正像人们喜欢打网球、下棋或打桥牌的原因一样。所有这些游戏都有困难而武断决定的规则，但是为了玩好游戏我们遵守这些规则；人们之所以遵守古典诗歌的武断决定的、远远更为困难的惯例，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甚至可以断言，这些法则和不变的要求乃是诗歌的真正目的。“它的确是一种体育运动——原来就把它作为体育运动，这种运动一做再做：结果得到一件完全是通过审慎的努力而制造出的产品；然后它又是第二次审慎努力的产品，这第二次审慎努力的艰巨任务是掩藏第一次审慎努力。懂得怎样读我的书的人将会从形式上读到一部自传。内容并不很重要。”我想，他的辩解本可能说得更准确些，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承认写作的游戏并非全然是非职业性的：他从自己的诗歌所受到的赞扬中得到乐趣，而且他为向他约稿并付给丰厚稿酬的杂志编辑写文章。但是读瓦莱里的作品时，人们必须经常准备在其中遇到伴随他的敏锐性而来的某种高度的矫揉造作，这种做作冲淡了、有时并掩盖了他的真正的敏锐性。
他在1917年以后开始发表的新论文，无论是为游戏而写，还是为稿费而写，都是记录他在沉默的年代中的思想的宝贵资料。
他的探索的出发点，他在诗歌领域之外的第一个重大课题，似乎是重新创造出“全能人”的智能并发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能把像莱奥纳多·达·芬奇那样的天才人物在科学、战争、机械学和艺术等方面极不相同的成就统一起来。他在放弃文学生涯前两三年写的论莱奥纳多的文章是一篇为自觉意识和“假设诗人”说话的壮丽的辩护词，他为之辩护的“假设诗人”是与专写四行诗的诗人或耐心收集事实的人相对立的。这篇文章也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抱负。如果能发现他的方法，难道我们不能创造出一个能自由运用当今无限丰富的材料来进行工作的新莱奥纳多吗？但是瓦莱里舍弃了这种想法，他似乎说把这种方法付诸行动是无益的。行动，对任何第一流的个人来说，只是一种体育运动，而这种体育运动可能以使脑力枯竭而告终，因为这种体育运动等于选择一个单一的可能性而抛弃涌现于头脑中的所有其他可能性。甚至“全能人”也成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可以归纳成一个原则，归纳成某种“去应用它是自费力气的东西”。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圣徒传选读（5）
瓦莱里再一次朝前进发，这一次是去解决他现在认为是意义最为深远而且也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即“为研究自己而研究自己，对这种关注本身的理解和为自己去弄明白自己的存在性质的愿望”。但很快就可以看出，即使是这种问题也能进一步推敲。在“自我”之中，普遍而不变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可能是肉体，因为肉体每天都在变化；它不可能是感觉，因为感觉诱惑并欺骗人；它不可能是智能，因为记忆衰退思想也就消失；它甚至不可能是我们的个性，因为我们粗心地把个性误认为是我们最内在的特性——个性甚至只是一种物，可以对它进行观察并把它归纳为表格和统计数字。不，在所有这些下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即我，赤裸裸的自我，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可最终归纳为意识，归纳为处于最抽象形态的意识。“我们存在的这个意义深长的基音，一经让人听到，就支配着存在的一切复杂的情况和变化。从错综复杂的普通事实中分离出这种实质性的关注——这难道不是具有最伟大智能的人的最终的秘密任务吗？”
他又写道：
意识觉得它自己是纯粹的普遍性和难以超越的一般性，在这普遍性和一般性面前一切事物都得屈服。……它敢于把它的“肉体”和它的“世界”看成是强加于它的机能范围的专断的限制……而这种对它的外界环境的关注不可能作用于它自身，因为它远离所有事物，因为它竭力不使自身成为它所想或所做的事物的一部分。它变成一个吸收一切光线而不作任何反射的黑团。
他还写道：
想成为举世无双的抱负使他忘乎所以，追求无限权力的热情引导他前进，具有伟大智能的人已经超越了天地万物，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崇高计划；而与此同时他放弃了对自己的一切体贴和对自己的愿望的一切偏爱。在一瞬间，他宰杀了他的个性作为祭品。……他的自尊心把智能引导到这里，而在这里自尊心消耗殆尽。引路的自尊心在智能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抛弃了它，使它显得惊讶、毫无遮掩、无比单纯。
这是毫无欢乐的抱负，这是保尔·瓦莱里向三十年后追随他的青年作家提出的道路和目标。他们应该把诗仅仅看成是起点：他们应该从这个起点前进到写诗的方法，然后前进到一般方法（特别是天才的方法），然后前进到决定一切方法的全能的自我，然后前进到意识，这是自我中唯一不变的因素。到达这一点之后，他们仍将在这凄凉的道路上走下去，他们将会发现意识本身是一个超脱于一切事物，超脱一切感情和感觉的永恒的过程。然后，唯恐他们仍然坚持下去，瓦莱里描绘出一个形象来使他们回头：“被不倦的智能的要求所引导，而去与活的幻影和纯粹存在的极端相接触的人，看出他自己一无所有，由于他是一股没有目的的力量因而变得极为贫乏。……他存在着，可是没有本能，几乎没有形象；而且他不再有目标。他和什么也不相似。我之所以说人，我之所以说他，只是比拟而言，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词。”最高的天才甚至不再是人。
但是“与虚无仅有一线之差”的臻于完美的意识并不仅仅是个目的和抽象概念。像一切理想一样，它应该体现在需要饮食、具有生命、能感受痛苦的人的身上。在他长期退隐中为发表而写的唯一作品《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中，瓦莱里做了这种赋予形体的工作。台斯特先生，即“头脑先生”，是个好思考的人，是现代的莱奥纳多，可是他却是个几乎完全失去人性的生物。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要，不担任任何职务，几乎与社会隔绝（尽管如此，社会还是继续养活他）。他朝人们看着，好像他们并不存在。夜里，当他回房就寝时，他和三个现实单独相处：思想、失眠和周期性偏头痛。他患有难以治愈的头痛病。——我们读这故事时不免要问自己，为什么天才要落到这种不近人情的地步，对他们来说只有受苦才是唯一的现实？为什么天才似乎要生存于封闭的房间那病房的气氛之中，房间的遮光帘总是拉下，不让街上的活动和阳光进来，房间里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没有一朵盆栽的天竺葵？一切都似乎指向同一方向，詹姆斯·乔伊斯的失明，普鲁斯特的哮喘病（尽管一半是想象出来的但仍然是真实的），甚至艾略特反复抱怨的身体衰弱，说他像个“干旱季节里的老人”——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好像生活在向这些人报复，因为他们把生活从他们的考量中排除。这些人就是我们时代的大文豪，他们彼此相似，都提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前途，冷得就像碰到的冰冷的手一样。
我们并未丧失对他们的崇拜之情，可是我们转到一旁，想知道和我们同年龄的作家们究竟在法国干些什么。他们可能没有天才，但他们肯定年轻一些，可能更温暖一些，并可能与我们自己更接近一些。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圣徒传选读（6）
瓦莱里再一次朝前进发，这一次是去解决他现在认为是意义最为深远而且也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即“为研究自己而研究自己，对这种关注本身的理解和为自己去弄明白自己的存在性质的愿望”。但很快就可以看出，即使是这种问题也能进一步推敲。在“自我”之中，普遍而不变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可能是肉体，因为肉体每天都在变化；它不可能是感觉，因为感觉诱惑并欺骗人；它不可能是智能，因为记忆衰退思想也就消失；它甚至不可能是我们的个性，因为我们粗心地把个性误认为是我们最内在的特性——个性甚至只是一种物，可以对它进行观察并把它归纳为表格和统计数字。不，在所有这些下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即我，赤裸裸的自我，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可最终归纳为意识，归纳为处于最抽象形态的意识。“我们存在的这个意义深长的基音，一经让人听到，就支配着存在的一切复杂的情况和变化。从错综复杂的普通事实中分离出这种实质性的关注——这难道不是具有最伟大智能的人的最终的秘密任务吗？”
他又写道：
意识觉得它自己是纯粹的普遍性和难以超越的一般性，在这普遍性和一般性面前一切事物都得屈服。……它敢于把它的“肉体”和它的“世界”看成是强加于它的机能范围的专断的限制……而这种对它的外界环境的关注不可能作用于它自身，因为它远离所有事物，因为它竭力不使自身成为它所想或所做的事物的一部分。它变成一个吸收一切光线而不作任何反射的黑团。
他还写道：
想成为举世无双的抱负使他忘乎所以，追求无限权力的热情引导他前进，具有伟大智能的人已经超越了天地万物，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崇高计划；而与此同时他放弃了对自己的一切体贴和对自己的愿望的一切偏爱。在一瞬间，他宰杀了他的个性作为祭品。……他的自尊心把智能引导到这里，而在这里自尊心消耗殆尽。引路的自尊心在智能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抛弃了它，使它显得惊讶、毫无遮掩、无比单纯。
这是毫无欢乐的抱负，这是保尔·瓦莱里向三十年后追随他的青年作家提出的道路和目标。他们应该把诗仅仅看成是起点：他们应该从这个起点前进到写诗的方法，然后前进到一般方法（特别是天才的方法），然后前进到决定一切方法的全能的自我，然后前进到意识，这是自我中唯一不变的因素。到达这一点之后，他们仍将在这凄凉的道路上走下去，他们将会发现意识本身是一个超脱于一切事物，超脱一切感情和感觉的永恒的过程。然后，唯恐他们仍然坚持下去，瓦莱里描绘出一个形象来使他们回头：“被不倦的智能的要求所引导，而去与活的幻影和纯粹存在的极端相接触的人，看出他自己一无所有，由于他是一股没有目的的力量因而变得极为贫乏。……他存在着，可是没有本能，几乎没有形象；而且他不再有目标。他和什么也不相似。我之所以说人，我之所以说他，只是比拟而言，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词。”最高的天才甚至不再是人。
但是“与虚无仅有一线之差”的臻于完美的意识并不仅仅是个目的和抽象概念。像一切理想一样，它应该体现在需要饮食、具有生命、能感受痛苦的人的身上。在他长期退隐中为发表而写的唯一作品《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中，瓦莱里做了这种赋予形体的工作。台斯特先生，即“头脑先生”，是个好思考的人，是现代的莱奥纳多，可是他却是个几乎完全失去人性的生物。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要，不担任任何职务，几乎与社会隔绝（尽管如此，社会还是继续养活他）。他朝人们看着，好像他们并不存在。夜里，当他回房就寝时，他和三个现实单独相处：思想、失眠和周期性偏头痛。他患有难以治愈的头痛病。——我们读这故事时不免要问自己，为什么天才要落到这种不近人情的地步，对他们来说只有受苦才是唯一的现实？为什么天才似乎要生存于封闭的房间那病房的气氛之中，房间的遮光帘总是拉下，不让街上的活动和阳光进来，房间里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没有一朵盆栽的天竺葵？一切都似乎指向同一方向，詹姆斯·乔伊斯的失明，普鲁斯特的哮喘病（尽管一半是想象出来的但仍然是真实的），甚至艾略特反复抱怨的身体衰弱，说他像个“干旱季节里的老人”——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好像生活在向这些人报复，因为他们把生活从他们的考量中排除。这些人就是我们时代的大文豪，他们彼此相似，都提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前途，冷得就像碰到的冰冷的手一样。
我们并未丧失对他们的崇拜之情，可是我们转到一旁，想知道和我们同年龄的作家们究竟在法国干些什么。他们可能没有天才，但他们肯定年轻一些，可能更温暖一些，并可能与我们自己更接近一些。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巴黎快车
3．巴黎快车
我并不想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我或我的朋友们在欧洲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寻求文学上的指导。我用上午的短暂时间进行写作，研究莫里哀和拉辛，坐在咖啡馆玩多米诺骨牌，当我们有足够的钱时就去旅行——总是有新的城市可去，在那里生活更愉快或更便宜些。在巴黎呆了一个月之后，在第戎的葡萄架下呆过之后，我朝南到蒙彼利埃去，在那里我注册进了大学。指导教授问我是否认识米切尔先生，他也是一位可爱的美国年轻人。我当然认识：他就是诗人斯图尔特·米切尔，在哈佛大学时和后来他在纽约担任《转盘》的总编时我都和他熟识。
我在三月份参加考试，取得法国研究的文凭。我本打算继续在大学学习，但是五月里的地中海海滨阳光强烈得令人难以忍受；街上行人都戴上墨镜；阳光下的蒙彼利埃好像是个盲人的城市。我和我的妻子朝北方漫游，在巴黎又呆了一个月，在布鲁塞尔呆了三个星期，在慕尼黑呆了两天，在维也纳呆了三天。维也纳之行是负有某种使命的；我随身带着戈勒姆·B·芒森和马修·约瑟夫森为他们的小型期刊《脱离》第三期所编排好的材料。在维也纳花二十五美元就可以印上五百份这种刊物。接下来，我们在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伊姆斯特呆了六星期，在那里我们听说约瑟夫森即将担任另一份期刊《扫帚》的副总编，这份期刊用高级纸张印刷并向投稿人付稿费。那是在伊姆斯特的旅馆的邮局里，旅馆主人的妻子问我是否认识Herr Braun von Amerika①。我回答说：“Jawohl，gn dige Frau②，我认识美国来的布朗先生，我和他很熟。”他就是威廉·斯莱特·布朗，即格林威治村和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的比尔·布朗，也就是那个和肯明斯一起被监禁在那巨大的房间里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人。在那些日子里，美国青年作家们在西欧和中欧到处漂泊；他们从经过的列车窗口里彼此招手。
我们又朝北旅行：这是1922年10月，德国正进入通货膨胀最疯狂的时期。我们越过国境线时，德国马克的卖价是一美元八百马克；在慕尼黑贬值为一千马克，在雷根斯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