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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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写下作为个人历史。
首先，我认为文人唯一像样的抱负是做个文人——不是专门做个小说家、小品文家、戏剧家，而是，更确切地说，以整个文学作为他的活动范围，“把自己奉献给文学，”我热情地写道，“就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或穷人一样。”
我认为，文人应该一面保持他自己的观点，这主要是诗人的观点，一面关心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包括科学、社会学和革命。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个人历史（2）
我认为，过早的成功比不成功更能毁掉作家，因此我愿意使自己受到嘲笑以避免获得成功。
我强烈反对我所说的“收缩的谬误”。我在笔记本中写道，“作家们经常说‘养精蓄锐，节省精力’，好像谁给了他们每人值五分镍币的精力，各人可自由去用似的—— 一分钱用于爱情，一分钱用于生活，两分钱用于艺术或其他耗费钱的活动，剩下的钱用来买一个大红苹果。……我认为，诗人的头脑就像好运之神的钱袋：用得越多，袋里的钱就越多。
“有不少作家故意缩小他们的兴趣范围。他们拒绝参加到当时的公共生活中去，或甚至拒绝参加有关社会问题的讨论。他们回避广泛的概念，对这个概念感到“厌烦”，对那个概念感到“漠然无关”。他们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文学方面——结果是仅仅限制在文学方面的流言蜚语。他们忽略了去扩大人类的智能到其思想和感情的最大限度——这，我认为，就是文学的目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爱用华丽词藻；而且我具有高度的道德感，但它是我从达达派朋友那里得来的那种道德感。作家可以偷盗、杀人、喝酒或不喝酒，可以对朋友说谎或是同朋友的妻子共谋说谎：所有这一切，我说，都与我无关；但我的容忍不能扩大到他的作品，我要求他的作品具有高度勇敢、绝对正直，一种本身就是道德品质的智能。就浪漫主义这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我也具有浪漫主义倾向。赞赏法国古典主义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开始读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作品并称赞他们，从蒙克·刘易斯和拜伦到热拉尔·德·奈瓦尔和佩特律斯·博雷尔。同时，我很感兴趣地把他们的方法应用于取自技术和强力推销的时代的新素材。我决心不带任何幽默感，因为我养成了对一些人的强烈蔑视，“这些是被击败了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弱点仅仅不以为然地一笑置之。”有一些口号反复在我写的一切东西中出现：“公正无私”，“轻率”（我认为这是很高的品德），“蔑视”，“有意义的”或“专断的姿态”，“暴力”，“宣言”，“勇敢”。
我的信件中尽是些不切实际的计划：
我6月29日写道，“昨天，肯尼思，犹如得到上天的启示，我突然想到是我们该写些政治宣言的时候了。我们不是评论家或短篇小说作家；我们是诗人：换句话说，我们对每一种形式的人类活动都感兴趣。让人家标明是某某类的作家，并作为这类作家加以对待，使我感到厌烦。我渴望做些有意义而轻率的事。《致哈定总统的公开信》。《关于检查制度致邮政局长的公开信》，在信中我承认检查是对的，指出我的意见，即使是书评中的意见，是多么危险，要求解释为什么我没有遭到压制。还有其他的表现：例如，号召选举人不去投票，攻击自由派，攻击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设想所有这些文件在《扫帚》杂志的一期政治专刊上同时出现。多大的丑闻啊。但这丑闻会有点作用。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伪善国家里，仅仅列举多少法律让人违反就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如果文学界的保卫治安之士群起反对我们，我们尽可退隐去务农或去做校对工作。你仔细考虑一下。并不是说明天就要采取行动。我有个感觉，肯尼思，如果我们不甘心和埃兹拉·庞德、罗伯特·麦卡尔蒙，甚至弗洛伊德·德尔作无聊的文学论争，我们就需要采取这种勇敢而轻率的行动。”
就这样，我在计划把文学理想带到政治领域中去；我在考虑一场十字军式的社会运动，并准备当一名领袖。但是我也是一名弟子：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承认我有一位师父。
我在6月4日写道，“我一直打算给你写封信谈谈路易·阿拉贡，因为他的性格需要费很长的时间来加以解释。……你想象一下这位文雅的年轻人，他出身于一个社会地位无可指责的家庭：他是个极有才华的青年，自从他四岁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之时起，‘天才’这个词就应该对他适用。辉煌的事业展现在他的面前。他什么书都读，而且全都精通。突然，到了一定年龄，他抛弃了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始用来自他早期成就的极妙的轻蔑态度，把他心里想的话不折不扣地告诉人。可是他继续取得成功。当他愿意对人施加魅力时，他很有魅力，以致他要费多年时间来树立一个敌人；但是由于他不断侮辱别人，他在树敌方面也获得了成功。他十分痛恨妥协，这是青春的特征——而这种青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有过。他不赞成《新法兰西评论》；因此他拒绝为它写文章，尽管他发表文章的一切其他途径都已关闭。
“文学是他的生活实践。如果我对他说，波德莱尔有首诗写得很差，他完全可能打我的耳光。他判断一个作家主要是看他的道德品质，如勇敢、感情强烈、拒绝妥协之类。他声称他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实际上，这是说他对女人的态度恶劣：他要不就背诵诗歌，这很快就使她们不感兴趣，要不就试图和她们睡觉，她们说这也变得同样地单调乏味。他在恋爱时总是严肃的；他从不玩弄女性。他通常使人厌烦。他是个利己主义者，爱虚荣，但对朋友忠心耿耿。……我遇到过其他的人，他们的工作使人感兴趣，可是阿拉贡是唯一因其性格而使人难以抗拒的人。我应该加上一句，他像一条忠实的狗似的爱安德雷·勃勒东。
“写得离题太远，为此特表歉意，但是我认为这些话能说明不少问题。”的确，阿拉贡给我的影响远甚于我自己愿意承认的程度。在他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成了个达达主义者，我采纳了许多达达主义的准则，甚至准备把这些准则付诸行动。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有意义的姿态（1）
4．有意义的姿态
在我乘船回美国前的三星期中我没有写信。我激动得没法写信。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过得更得意、更忙碌、更有趣的日子。我因朝一名咖啡馆老板的下巴上打了一拳而被逮捕受审。
他应该挨打，虽然不一定要我去打；我和他并无私怨。他的咖啡馆，圆厅咖啡馆，很久以来就为各国革命者所光顾。人家告诉我说列宁曾常到这里来坐；现在晚上仍然有些文静的人喝着咖啡，一面筹划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不注意周围桌上的瑞典和罗马尼亚艺术家们欢闹的争论。这个老板——他的名字我已忘记——惯常不引人注目地听着。有人根据多少有点可信的证据，认为这个老板是个受雇佣的告密者。据说他已经向法国警察局出卖了好几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人们知道他侮辱过一些美国姑娘，用法国咖啡馆老板专门对待妓女的那种冷酷野蛮的态度来对待她们。他是个十足令人讨厌的家伙，我们觉得应该和他算账。
我们在穹隆咖啡馆，十一二个人挤在一张放在蒙帕纳斯林阴大道上繁忙人群中间的桌子旁。这是1923年的7月14日，法国国庆日。树上悬挂着一排排中国式的纸灯笼；街道的每一个拐角上都有乐队在奏乐；人们在街上到处跳舞。贵族们、银行家们、政界人士离开巴黎去避暑了，巴黎把一批批旅游者置之脑后，沉浸在巨大的平民狂欢节之中，我们起劲地加入了这场普遍的狂欢。这时，跳舞已经跳厌了，我们啜饮着饮料，高声讲话，使我们的声音盖过音乐声、碟子碰撞声和人行道上的脚步拖曳声。我双手撑在桌上，试图模仿特里斯丹·查拉奋力跳上行驶中的列车的可笑举动。劳伦斯·维尔把他的黄色长发从前额朝后一甩，说道：“我们去把圆厅咖啡馆的老板揍一顿。”
“去吧。”我说。
我们一同走到街的另一边，有些姑娘穿鲜艳的夜礼服，有些姑娘穿花呢衣服，路易·阿拉贡穿一套晚礼服，显得苗条而威严，劳伦斯光着头，穿一件雨衣，这件雨衣他在这星光明亮的炎热的夜晚一直没有脱下过，我自己没穿上衣，穿一件工人的蓝衬衫、长裤和一双粗绳鞋底的鞋子。人行道上的人群耽搁我们，并把我们隔开了，我们一个个地走进酒吧间，我是最后的一个。阿拉贡用读得声调优美的、主句在最后出现的复合句，来表达他对一切告密者——mouchards①——的看法，并提出疑问，为什么像圆厅咖啡馆老板这样一个十足可鄙的家伙，竟敢请求正派人士来做他的主顾。侍者们觉察到会有一场殴斗，就站在老板周围，他们的衬衫前胸好似筑起了一道墙。劳伦斯·维尔冲进人墙用法语发表一篇忿怒的演讲，他的法语讲得极快，我只能听出一些都是骂人的短语。老板逐渐朝后退；两眼不安地转动；留着黑胡子的脸吓得灰白。哈罗德·洛布在一旁看着，戴着一副眼镜，突着下巴，衔着烟斗，脸上露着窘笑。
我这些朋友使我生气，他们竟然让事态转变成一连串无用的姿态；但这个老板更惹起我难忍的嫌恶，他那种神态就像一条偷鸡的狗让人发现后企图溜走的模样。我推开侍者冲过去朝他下腭上打了一拳，这一拳滑开了，接着，我还来不及打第二拳就被卷进激动的人群让人朝门口推去。
五分钟之后，我们这一伙又聚集在穹隆咖啡馆的平台上。我已经把刚才的事忘记：剩下的只是一种模糊的振奋之感和想继续干些什么的愿望。我脑子里老是在想我们应该changer de quartier①：我们应该到巴黎的其他区去，不要在蒙帕纳斯消磨这一夜的其余时间。尽管除我之外对此谁也不热心，我还是设法说服了五对犹豫的男女，我们十个人沿着蒙帕纳斯林阴大道朝东南方向漫步而去。
我们走到第一家咖啡馆就停下来喝杯啤酒并在栗子树下跳一曲华尔兹舞。有一对决定回到穹隆咖啡馆去。我们八个人继续到另一家咖啡馆，喝了杯烈性黑啤酒后又有两对当了逃兵。“我们换个地方。”我又说了一遍。在下一家咖啡馆，鲍勃·科茨和他的同伴商量了一下说，“我们打算回到穹隆咖啡馆去。”我们两人闷闷不乐地继续朝前走。我们望见了蒙特鲁日——更多的中国式纸灯笼和如泣如诉的手风琴声，工人和女店员在街上跳舞——然后我们也回到了蒙帕纳斯。
这时早已过了半夜，但是街上还是像以前一样拥挤，我真想去干点冒险的事。在穹隆咖啡馆，我遇见了特里斯丹·查拉，抓住他的胳臂，坚持要他一起去散步。我们辩论了达达主义运动是否可能再流行的问题。我们在栗子树下遇见一个衣着品味粗俗、皮肤深褐色的女人；大家把她当作是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公主。我用英语和法语向她说些夸张的恭维话；查拉用法语、德语和他那三个罗马尼亚语单词又说了一些恭维话。“走开，白皮肤的小伙子。”她用纽约黑人区的声调说。我们转身朝回走，经过圆厅咖啡馆的平台。那个老板叉着双臂站在那里。一看见他，我又心头火起。
“Quel salaud！①”我大声吼道，好让他的六百位顾客都听到。“Ah，quel petit mouchard！②”
然后，我们又走到对街，缓缓地朝穹隆咖啡馆走去。走到半路时，我觉得我的两个胳臂各让一名穿蓝制服的小个子警察抓住。“跟我们去走一趟。”他们说。接着他们就押着我朝警察局走，这时查拉急忙离开，去拿我留在上衣口袋里的身份证。我们后面的人群消失了，只剩下我们几个——我和那两个flics③，还有圆厅咖啡馆的老板。
那两个警察中的一个决心给自己找点消遣。他说，“算你运气好，在巴黎被捕。要是你让那些野蛮的纽约警察逮捕，他们会狠狠揍你一记耳光——就像这样，”他一面咆哮，一面狠狠揍了我一记耳光，“但是在巴黎我们只轻轻拍一下你的肩膀。”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有意义的姿态（2）
我知道我遇到麻烦了。我一言不发，安静地在他身旁走。
“啊，巴黎的警察可再文雅也没有了，要是你在纽约被捕，他们会打碎你的下腭——就像这样，”他一面说，一面猛打我的下腭，“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干这种事；我们安安静静地把你带走。”
他得意地搓着双手，然后把脸凑在我面前。他呼出的臭气带着白兰地的酒味。
“你喜欢巴黎的警察，hein？④”
“当然，”我回答。圆厅咖啡馆的老板走在我们旁边，用他那红红的舌头舔胡子尖。另一名flic不说话。
“我不会像纽约的警察那样狠揍你的鼻子。”这个喝醉酒的人一面说，一面狠揍我的鼻子。“我只叫你走在我前面。……走在我前面，猪猡！”
我走在他前面，偷偷从腋窝下面朝后看。他的手放在手枪皮套上，正在打开皮套盖。我在书中读到过有些人“在企图逃跑时”被开枪打死，于是我开始走得非常之慢，他只好踢我的脚后跟催我赶快走上警察局的台阶。当我们站在警官的桌子前面时，这个警察指控我无故殴打圆厅咖啡馆的老板——还指控我强行抗拒警方人员。“不是吗，”他说，“他踢我的小腿，留下了伤疤。你看！”
他卷起裤腿，露出一个一英寸长的划痕。要是我抗议说我穿的粗绳鞋底的鞋子连婴儿都伤不了也无济于事。法国的警察法庭，就像任何地方的警察法庭一样，他们根据这样的理论行事，那就是警察的话都是对的，被指控的罪犯的话都是不对的。
在我的朋友来到之前我的处境极为不妙，我的朋友们——劳伦斯、路易、雅克·里戈，还有我的妻子——带来了我的身份证件和一笔钱。我们一起商量后同意必须向那个喝醉酒的警察行贿，结果他也受了贿：在一片忙乱中，竟给了他两次贿赂。他一共拿到一百三十法郎，要比需要付给的数目至少多出四倍。他站在那里，脚尖对着脚尖，脸上宽宏大量的神情带着一丝窘意。他声称，即使我踢了他的小腿，我到底还是个不很坏的家伙。他希望撤销反抗警方人员的指控。
可以看得出，我的前景变得光明了。大家一致认为，两个指控中诬告的罪名更为严重。因为单单打一个告密者，我至多可能判处一个月监禁。也许我被关押一周就能脱身。
我第一夜在监牢里度过，第二天白天在警察局不断有人来访和焦虑的朋友不断打来电话的间隙里我试图睡上一会儿，但总是睡不着。预审在下一天晚上举行。我在圆厅咖啡馆停下来找证人；幸运的是那天晚上有个宴会，因此证人不难找到。证人是九名穿晚礼服的年轻女士。前天晚上圆厅咖啡馆出事时，她们没有一个在场，但这没关系：她们都用断断续续的法语证明我也不在现场；整个事件是强加于一位以严肃著称的作家的丑剧；这是咖啡馆老板捏造出来的骗局，这个老板是个猪，他对年轻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