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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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进入或冲卷入文学的海洋，没有既定的目的地，没有舵手。我们又能向谁求教呢？我们所崇拜的少数几位作家和我们不是让时间隔开，就是同样有效地让空间和语言隔开。当时的美国作家中有几个人出过一两本好书。除了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之外，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取得名望。我们把豪威尔斯当成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竟然把他当成什么的话）；我们不读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他生活在流放之中）。似乎没有作家具有和我们相同的背景。没有人能针对我们时代的青年说话，没有人能让我们一心一意地去追随，甚至没有人能让我们明智地、有成效地作为背叛的对象。
可是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孜孜不倦地阅读；我们拼命地寻求指导。一开始我们阅读英国作家，先是吉卜林和斯蒂文森；然后是梅瑞狄斯，哈代和吉辛。我们在《四季随笔》中发现一个我们完全同意的意见。吉辛说：“我从来没有学会把自己当作是‘社会的一员’。对我来说，一直存在着两个实体——我自己和世界——而这两者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敌对关系。”
我们忘掉那怀有敌意的世界，继续去寻求。我们阅读康拉德；我们阅读王尔德和萧，这两位作家总是被人同时提到。从这些剧作家中的这人或那人——也许是从门肯和内森，那时内森是《时髦圈子》的编辑——我们得到反话意识；这种意识成了我们判断以后遇到的作家的标准。如果他们是似非而是的——如果他们把陈词滥调颠倒过来，使人看到美德所造成的损害，把他们的反面人物写成英雄——那他们就是“现代人”；他们就值得我们尊敬。我们认为康格里夫是现代人，易卜生也是现代人，可是他的象征主义使我们厌恶，他的社会寓意不能使我们激动；我们自觉地阅读他的作品，似乎是完成任务似的。斯特林堡是一位更激动人心的作家；我们还一头钻进施尼茨勒的早期剧作中去，好像在不准进入的国家里探险，并希望在那里住下似的。我们阅读时想象着其他城市里的男孩在公共图书馆的绿灯下，像我们一样也在想方设法弄到“未成年人不得借阅”的书籍，并被引入一个充满了警句和süsse M dl①的独特世界中去，在那里谈恋爱乃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人人都有反话意识。
就我们而论，似非而是，最简单地说，就是讲出人意料的话、愚弄听众的本领。在一阵雷雨中，如果有个男孩从教室的窗朝外望着，说：“没在下雨，对吗？”他希望我们说：“对，没在下雨，”我们就说：“不对，在下雨。”这样，我们就作出了一个所谓“一次回旋”的答案。
回旋的理论是在匹兹堡的皮博迪中学里形成的，可是在那战前的年代里，这理论可能在任何城市里出现。这个理论通常可用“猜单双数”的游戏来说明。你手里拿着双数的豆子或玉米粒；你赢了；因此你再拿双数。这是简单的类推法，根本不是回旋。可是如果你对自己说：“我拿了个双数，我赢了；我的对手会指望我再拿个双数；因此我要拿单数”，这样，你就达到了“一次回旋”。如果你说：“由于我刚才是用双数赢的，我的对手会指望我这一次用单数去骗他；因此我要拿个双数”，你这就进入了“两次回旋”。这一过程似乎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而且它可以适用于任何艺术形式，只要你感兴趣的是使听众上当而不是你所要说的话。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我们只是想生活在自我之中，想当作家。
然而，回旋的系列实际上是有限的。如果在一段时间里它使你去阅读奥斯卡·王尔德，因为其他的中学生从未听到过他，在下一段时间里它就使你贬低王尔德，因为你一度崇拜过他，而且“一次回旋”的人还在崇拜他。你进入“两次回旋’：你阅读施尼茨勒，还没弄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就“把他抛在后面”。我们就是这样地读过了一整系列的使我们热衷的作家——门肯，亨尼克，萨默塞特·毛姆，拉弗格（在我学了法语之后）——直到我们碰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适应我们的做法，和福楼拜，他的耐心吓倒了我们。
反话意识以不再有营养可供吸收而告终；最后它自我消失。要使人惊异或欺骗别人的欲望往往导致最后的一次受骗——原来我们和其他人完全一样。到这一阶段时，我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是十八岁了。我们的衣着像别人一样；我们谈论女人、汽车和棒球联赛冠军队的比赛。男女之间的爱抚行动尚未流行：那时称之为“亲热”，只有长得难看的姑娘才准许你这样做，她不得不给点特别的甜头；可是有舞会，我们参加舞会；我们为棒球队加油喝彩；我们参加这一切很平常的活动（等我们大了，不再从事这些活动之时，我们感到惋惜）。我们和别人一样，我们是正常人——可是我们坚持那种感觉，即作为学徒作家我们是不正常的，而且暗自觉得与众不同：我们生活在特殊的艺术世界之中；我们是阅读过现代作家和赞赏反话的人的秘密团体的成员。
这时是欧战的第一年。在纽约，摩根银行正在忙着贷款；在华盛顿，总统正在修正他的关于中立的概念：已经决定将有几百万美国青年离开家庭去服役，由政府供给膳食，把他们教成不负责任的英雄。在底特律，亨利·福特已经开始制造我也弄不清是每天多少千辆，还是每年多少百万辆完全相同的汽车。格林威治村挤满着外国艺术家，在那里开始形成新的生活准则。全国各地的青年妇女都在读弗洛伊德的书，企图解脱她们心理上的抑制。爱因斯坦在柏林学习，普鲁斯特在巴黎写书，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失去当私人教师的职位后，到了瑞士，每天花十六小时写《尤利西斯》。全世界的社会党都在支持战争并进入国防内阁，可是俄国战线动摇、崩溃；列宁在流放中计算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所有决定我们这一时代历史方向的各种力量已经在活动。与此同时，在波士顿、匹兹堡、纳什维尔、芝加哥，我们这些十七岁和十八岁的男孩对世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们在看书、跳舞、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在空闲时间里我们辩论，辩论的题目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和生活，我们自己作为艺术家，我们自己作为情人，性的升华和可供我们写作的新的题材，等等。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文艺学徒
3．文艺学徒
我翻阅旧文件时找到一封肯尼思·伯克给我的信，我没有把它和其他的信一同归档。这封信是我们在皮博迪中学毕业后约十四个月时写的，可是它仍然比其他任何文件更能使人追忆起我们中学时代的气氛。
信是这样开头的，“你到哈佛大学去的途中当然要在我这里停留，小住数日。没有什么事可做——我没有钱来招待你，也没有性格来爱你——除了散步、打网球和看书。这也没有什么妨碍。我喜欢和你一同去从事几次真正艰险的散步；你知道，出发到天知道的地方去，及时回家吃晚饭。你可以把轻便运动鞋带来。也许我们可以打打网球。 a se voit①，你打得糟糕极了，可那又有什么关系？至于看书，我可以借给你一些写得合你心意的书，因为我差不多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法国小说的权威。”
肯尼思已经是个评论家和权威，尽管他不愿意教导别人，或甚至不愿意让别人教导。在大学里呆了一年之后，他回家跟他父母一起住，他认为待在家里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并且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伯克一家人搬到新泽西的威霍肯，住在一所位于帕利塞兹丘陵上、俯瞰赫德森河和曼哈顿的公寓里。在那里，肯尼思上午写作——写故事、诗、随笔、寓言、剧本，这些都是不大正常、有才华、不成熟的作品，里面尽是些用似是而非的话来自我解释的人物。下午，吃过他母亲替他烧好的午饭之后，他看书或写像这样的信。除了偶尔打打网球之外，写信是他唯一的社交生活。
可是他现在有一个计划可以夸耀。“顺便说一下，你是否知道我到法国去的事已不再是个Eintagsfliege②？这事不仅已经肯定，而且甚至成了实际的动力，成了能左右我的行为的目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一部分工资我要积蓄起来，一部分工资我要花在书籍和啤酒上，还有一部分工资我要投资于贝立兹的法语教程。J’ai une idée fixe。 Dame！Mais oui。①”
那时法国在打仗，可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所知道的法国是小说家和诗人的非军事的法国。“我不打算到那里住下，像我当初想的那样。那可太极端了。如果我到法国住下，钱用完了，又没有工作，那我只能饿死，或者丢脸地回家。再说，我不愿如此决然地离开我的父亲和母亲。你知道，我很喜欢他们两人。由于我丧失了性格，我觉得我爸实在聪明。不，”这就像那种散步，出发到天知道的地方去，及时回家吃晚饭。“我不在法国住下去。我要到法国去访问。我要积蓄起一笔钱，用这笔钱支付这次访问的费用。然后，如果我有机会在法国找到一份工作来延长我的访问，我就接受它。如果这个工作失败了，我有机会另找工作，我就接受别的工作，略为延长我的访问时间。只要我能弄到钱，我就延长我的访问，等到钱没有了，我的访问就结束。这样安排，我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我是用灌了铅的骰子赌钱的。我在服了兴奋剂的马的身上下赌注。我采取决定性的步骤而无须踌躇。Nom d’un chien，me je suis habile！②
“我就写到这里，mon cher M③；今天下午正是打网球的好天气。可是今天晚上，也许我会再给你写信；因为很可能只有我独自一人，而且有个诱人的月亮，une me toute nue④，它这些天夜里老是出现在林阴道上。M，她是个给人以美妙的哀愁的慷慨的施主，我愿意和你一同在一片思睡的寒冷的农田上望着她。我爱月亮，爱ma petite jolie⑤的回忆，爱肖邦的次要作品，爱隔壁的斗鸡眼姑娘。马尔科姆，所有这些不能使我适合于从事文学，可是，啊，天哪，这些却又使我难以放弃文学。”
月夜沿着东林阴大道散步是他生活中的黄金时代，也是他青春期的最美妙时刻。多年以后，他在另一封信里描写他的散步时说，“当我认真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是认真的），我就沿着帕利赛兹丘陵散步，走过石碑，在那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放下他那历史上有名的、领人走错路的头①——然后我在街的尽头止步，街在那里消失。正对着四十二街，俯瞰那些半沉在水中的驳船的裸露的肋骨（在战后的繁荣时期用混凝土船坞代替了那些驳船，我相信银行家们已经顺利地从债券的重压下解脱出来），我默默地光着头站在那里，此时万种愁思向我袭来。这里是恩底弥翁②的厕所——必然如此，因为诗人在寒冷的秋风中在这里站了好一会儿。”
他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年轻人一样，爬上蒙马特高地打量他要去征服的城市，根据街上的灯光描绘出巴黎街道的地图；可是他的雄心具有另外的性质，是忿然地带有防御性的；他头脑里没有要去征服的想法，纽约也不是他选中的城市。可是他不久就要投身于纽约的生活中去。下一周，他将去当银行外勤员——这是在那天晚上吃饭时决定的——可是他不会由于兢兢业业地工作而升迁，去管理公司或在交易所中占一席位；也许他会提升为银行办事员。以后，他可能到巴黎去（但这仅仅是访问），他可能住在阁楼上（但不会在阁楼上引人注目地饿死），他可能写剧本（但不会使全世界拜倒在他的脚下，一时也不会有漂亮的女演员们伸出双臂来把他紧紧搂住）。光荣和热闹有趣的场面由那些不带疑问地在世界上活着的人去享受。生活在自我之中，他只能希望保全他的独立个性——如果必须让步的话就让步，可是要使他的敌人们为他们的胜利付出代价；在万不得已时才去撒谎或欺骗，但决不写草率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荣幸地为他所失去的东西感到一阵伤感的悔恨。——“眺望着这座城市（夜色——让河水衬托出的耀眼的灯光），诗人冥想纽约的累累罪恶，它的挥霍无度和它的冷酷无情，没有他竟然也能过得很好。他想到地点不明的树林中的秋日狂欢，想到娇柔的、气喘吁吁、鼻尖冰凉的姑娘们，想到晶莹的、睁大着眼睛的月亮，在它的法兰绒般的光辉下，嬉耍的人形抖颤着紧贴在一起。记住保存在济慈诗中的（我是否应该说保存在《英诗荟萃》中的？）希腊诸神的词汇，他犹豫不决地思考阿耳忒弥斯①和用煤气灯照明的炒杂碎店，剧院后台入口和园林中的大理石像，歌颂酒神的舞蹈和他那银行外勤员的工作。”
人行道上的寒气穿透了他的鞋底。半夜时分他回到家里，在浴室小橱的镜子前面刷牙，检查脸上是否有新的粉刺，背诵一句拉弗格，然后上床。他独自一人，离他的童年有四百英里之遥。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美国文学（1）
4．美国文学，1916年
我总觉得，我们在中学里和离开中学后、在大学里和后来在军队里的那许多年可以看成是一个漫长的除根的过程。回顾过去，我感到我们所受的全部训练都是不自觉地在消灭我们在泥土中的那一点根，在消除我们乡土的和区域性的特点，在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无家可归的公民。
在中学里，除非我们凑巧是南方人，我们被剥夺掉一切的地方自豪感。我们读古代史和美国史，而不读，就我来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历史。我们知道西伯利亚各条河流的名字——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阿穆尔河——可是不知道俄亥俄河和它的可通航的支流，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支流不再能通航，或是为什么匹兹堡要建于它的分岔处。我们中学的课程有拉丁文、德语、化学，这些都是很好的课程，还有一门公民课，教我们列举宪法的修正案和最高法院成员的名字；可是从来不教我们总统究竟是怎样选出来的，或者法律是怎样在国会里通过的。如果我们中间有谁将来要接触到政府的实务方面——这就是说，如果他希望使一条街铺上路面，使征税金额定得低一些，使朋友免遭警察的麻烦，使亲戚担任公职——好啦，幸亏选区的政客用不着费很多时间就能使他明白怎样做。
我们学过的英语课文中我只记得一篇《睡谷的传说》，这篇课文使我们知道美国的山谷能够像艾凡赫①的城堡或亨利·埃斯蒙德②的伦敦同样地富有传奇色彩。我们觉得好像美国没有资格写出伟大的小说。我们觉得似乎一般的文学，以及艺术和学术是离开我们日常生活极为遥远的东西。对我们中自行阅读的人来说，这种印象甚至更强烈：唯有外国作家才值得崇拜。我们终于觉得智慧是希腊所特有的，艺术是文艺复兴时期所特有的，只有巴黎或维也纳才能使人心醉神迷，光荣只属于朦胧的过去。尽管这样，如果我们尝试写眼前的题材，就会被迫使用那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有人作出不容置疑的努力来把方言或地方口音消灭干净，并要我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