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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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这种除根的过程无情地继续进行下去。我们不是被训练成一个城镇、一个州或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不是被训练得能从事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实业或职业；相反，我们得到的劝诫是进入国际性的学识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以雅典、佛罗伦萨、巴黎、柏林和牛津等地的传统为其传统。进入这个高超、脱离现实的王国的移民应该像入伍的新兵一样，两手空空、脑中无物。他的教师们给他衣服穿，给他东西吃，他们只向他提供智力上的最好的供应品。任何未经加工的东西都不得进入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都必须经过时间和空间，经过理论和学术研究使之变得高雅，直至它丧失自己的特点和活力，而转变为了无生气的文化。理想的大学被认为应该没有地域的和经济的联系。这所大学以及它的教员、学生、教室和体育场，似乎由于凑巧才存在于某一城镇之中，它的真正存在应该是在虚无缥缈的学问的世界之中——至少，任何敏感的学生当年所得到的印象就是如此。
以我个人在哈佛大学的经验为例。哈佛是一所直接适应当地情况而创办的大学，当时的移民们需要大学来训练传播福音的牧师。哈佛大学一代又一代地随着新英格兰文化的变化而改变。农业上赚的钱、渔业上赚的钱、商业上赚的钱、私掠巡航抢来的钱，羊毛、棉花和银行业所赚的钱，都为哈佛大学的巨额基金作出过捐献。哈佛大学随着波士顿一同发展，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录就写在它的建筑物的外表上。有时，我惯常在星期日漫步走过灯塔山和北区等老城区，欣赏那些用经营中国茶叶赚来的利润，按照最纯正的清教徒风格建造起来的壮丽的门廓。在一些这样的门廓后面，现在住着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老北方教堂在离银匠保罗·里维尔的房子不远的意大利人居住区。后湾是从沼泽地开拓出来的，在内战后的兴旺岁月里（制鞋，军服，铁路，政府债券投机等行业繁荣），这里盖满大厦。剑桥的布拉特尔街上的朗费罗故居对公众开放，而我本可以去参观布鲁克农庄。所有这一切，爱默生、门廓、工厂的工人和财产、选课制度，波塞尔俱乐部，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文化，可是我对这种文化毫不领会。我正在读歌德的《诗与真》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也许我在上午去上课的路上走过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外面站着两个爱尔兰男孩，他们用不友好的目光朝我看。为什么剑桥，几乎像科克或利默里克一样，是个爱尔兰外省城市？在波士顿四周的所有地方，“有教养的人”和“粗俗人”之间存在着敌意，其原因何在？在萨默维尔的大街上给剑桥的有教养的人们造房子时，为什么房子背朝着街（有一幢房子就是这样），并紧靠着人行道砌起一道砖墙，房子的正面则对着内部的草坪，保姆们能够在草坪上看着有教养的孩子们玩耍？我不知道；我正在匆匆忙忙地赶去参加欧洲史课的分组讨论会，不知道自己是否说得出历次德国农民战争的日期。
我并不是建议应该鼓励我们去选更“实际”的课程——簿记，或饭店管理，或污水处理，或大型大学课程表上列得满满的几百门课程中的任何一门。这些专业技术可以暂缓，等到我们选定毕生事业之后再说。作为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学生，我们在寻求的是一把能打开世界的钥匙，一张能指导我们把世界的交错的个别部分拼成整体的图。我们的教授恰巧也渴望向我们提供这样的钥匙或指南；他们受过极好的训练，热心，忠于职守。问题主要是教授们为我们描绘的世界是个学问的特殊世界——无时间界限，无具体地点，复杂繁琐，并不完全，而且和另外的一个世界关系甚微，而在那另外的世界中，人们发财致富，大学获得捐赠的基金，粗俗人管理着市政。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美国文学（2）
这另一个世界甚至离我们在其中孜孜求学的大学世界也很遥远。我们的教授们所讲授的严格方法和崇高学说只实用于我们局部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来弥补所缺的部分，弥补的方法通常是采纳周围人们的心照不宣的道理。实际上，大学的准则不是由教员，而是由学生领袖，特别是由有钱的男孩们来规定的，这些有钱的男孩来自半英国式的私立预备学校，教育制度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设的。我们其余的人，从公立中学来的男孩们，让这个费解的新世界弄得头晕目眩之时，大有丧失自己的文化而得不到真正的东西作为交换的危险。
年轻的作家特别会认为自己的经验无足轻重，不值得用他们所学的那种模仿英国文豪的诗或散文加以记录。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男孩可能因他的文学才能而获得奖学金。他背后会有好几代犹太传教士，他们精通犹太法典，这种法典是现存的西方最古文化的代表作。他背后也有着激动人心的童年回忆：在布朗斯维尔孩子们结成帮在街上耍闹，在犹太教堂里唱赞美诗，他的父母为摆脱贫困而挣扎，他的堂兄弟也许为组织工会而努力，而他的伯父则反对组织工会——这一切都是犹太人聚居区的情感、气味和喧嚣。他面前是接触另一种伟大文化的机会和四年悠闲的时间，让他学习、写作和认识自己。可是，在这四年中，他要用济慈式的十四行诗写他从未见过的英国寺院和他从未听过的夜莺。
我记得一个来自我那个城市的男孩，他不是犹太人，是个中心中学的毕业生；那时中心中学的校舍是商业区边上的一组古老建筑。学校的东南方向是犹太人聚居区；朝北，跨过铁路，是个狭长地带，那里是钢铁工人、酒店老板、次等政客住的地方；朝东，是座山，已由黑人居住，沿着山的矮坡有个小妓院区，男孩们有时在午餐时间走过这个区。一部分学生来自这些贫民区，但主要来自东自由区和松鼠山的住宅区。他们在以彻底和严厉著称的教师指导下，按照过时的课程表进行学习；他们有种种机会把四年的正统经典学科和个人观察到的城市道德以及在行动中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
我说的这个学生在班上名列前茅，他是学报的编辑和辩论队的队长；他名扬其他中学；人人都说他有朝一日准会出名，他比我早两三年进哈佛大学，并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我在《哈佛红》做记者时，被派去采访一项由他做发言人的活动（顺便说一句，没有采访成）。他也许会对来自同一城市的男孩感兴趣，这个男孩和他一样参加过辩论会，为学报写过稿，并得过奖学金。我急急忙忙赶到他在奥本山街的房间。他身穿——这是我的初次印象—— 一套由极好的裁缝师傅剪裁的衣服，的确，剪裁之佳使衣服上面的容貌显得平淡无奇。他漫不经心地朝我看了一眼——我那套衣服是在百货商店里买的——然后，开始老远地用像他的衣服一样装模作样的低沉的牛津音说话。我感到羞愧，没有采访到我要的消息就走了。这篇报道没有刊登。
几年以后，我为一家纽约报纸写书评时又看见他。他走进办公室，一副英国人的派头，活像个小老板。有个友好的记者告诉我，说他是个二流的戏剧评论家，绝不会升为第一流。“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这位记者说，“干这一行，他的文化太高。”
在大学里，我们从来没有懂得文化是具体情况的派生物——熟知其工具和材料的工匠可能是个有文化的人；一个在田野上驾牲口犁地的农夫，到达篱笆角上时，他停下来考虑生和死以及下一年的收成，这个农夫也可能有文化，即使他不看报纸。基本上，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把文化当作表面文章，当作阶级差别的标志——那种假装的东西，就像牛津音或一套英式衣服那样。
我们要在其中花费四年时间的文化出售处和装配室，不是面向街头生活的底层店铺。可以说，它们是在非常高耸的大厦的顶层，远远地俯瞰下面的林阴大道、乔治王朝式样的房屋和希腊神殿似的银行——外面是蚊子般大小的人群——还有在远方依稀可辨的，默默地辛勤供养我们的田野、矿山和工厂。我们从不朝它们看一眼。在那高高在上之处，裁缝把我们打扮成有文化的人的模样，我们则愉快地做着体操，在学习上但求过得去，睡得美美地，一面却埋怨伙食太差。除了半年付一次账之外，无其他事可做，而付账则是我们父母的事。
大学生们，特别是东部的大型大学的学生，住在他们自己的安逸的世界里。除了很有钱的人和某些类型的没有孩子的已婚女子外，大学生是美国人中唯一能把空闲看成理所当然的阶级。大学生中总有许多人靠当司炉工、饭店侍者或橄榄球队员来赚钱付膳费和学费；我即将要说的话对这些人不适用。还有一些人——往往是大型大学里的统治集团，他们为其他学生定下调子——实际上无须自己出力来供养自己。他们只要写几封信去要钱；为了获得奖学金，他们也许学习得略为用功一些；但他们很少去想一想钱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些人上面是校长，他知道办这所庞大的教育工厂的硬币来自何方；他知道只要股票价格大跌，捐款就会断绝，只要报纸上报道说有个教授变成布尔什维克，捐款就会减少；当他去见校董和州议员请求提供经费时，他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话。图书馆女清洁工，寝室女保洁员和房屋管理员知道她们是怎样赚钱过日子的；可是大学生们和不少的教授们却对经济力量盲目无知，他们从来没有具体地考虑社会，只把它当作食物、橄榄球场和教授薪金的来源。
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自己的准则的临时性社会。我在哈佛大学时，向学生所灌输的品德是情趣高雅、彬彬有礼、清洁整齐、洁身自好，绅士风度（或称之为体面）、沉默寡言和体育运动中的竞争精神；这些通常都是有闲阶级所珍视的品德。如果有哪个学生不能符合这些有闲阶级的准则，就有人会说，“他话讲得太多”，或更明确地说，“他需要洗个澡。”甚至来自后湾区的极好人家的子弟都加入不了俱乐部，如果他们向歌舞团女演员过分献殷勤。多年以后，在关于新人文主义的争论中，我阅读了学校创始人欧文·白璧德教授写的几本书，我发现我又回到了教室的气氛之中。白璧德和他的信徒们喜欢讲什么沉着冷静、均衡适度、仿效楷模、遵守仪节和自我克制。这些仍然是有闲阶级的理想，我认为它们只不过是用更为崇高的语言来重新措辞的学生品德而已。实际情况是新人文主义是东部大学生活的产物，在那里，它就像在楼顶棚屋花园里那样茂盛生长。
新人文主义也并不是点缀这些高耸的文化大厦的唯一产物。比如说，还有惯常没有具体行动的大学自由主义。有菲利普斯·布鲁克斯社和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它们的传教态度是朝下伸手帮助别人朝上爬，但不让他们爬到我们的水平。后来又有由《美国信使》月刊使之流行起来的那种“生活是个马戏团”的犬儒主义：一切都糟糕透顶，人们都是笨蛋；让我们大家都不声不响地喝个醉来笑话他们。后来又有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里极为流行的那种唯美主义。1916年的哈佛大学唯美主义者试图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创造出一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牛津大学的残余形象。他们阅读《黄色杂志》，他们阅读卡萨诺瓦回忆录的法文版和《风月笺》，以及佩特罗尼乌斯的拉丁文原著；他们在用茶点时聚集在彼此的房间里，或在喝饮料时聚集在《哈佛月刊》的办公室里；他们不是喝温和的混合甜饮料，而是大杯大杯地喝上面放一颗樱桃的纯杜松子酒；他们讨论佩特①的和谐、奥布里·比亚兹莱②的节奏，然后用更大的嗓门讨论教会的色情和卖淫的主要优点。他们的卧室里有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和上星期六老霍华德剧院脱衣舞表演的票根。他们也写作；他们中有好几十人是速朽的诗人，他们一个个向安提诺俄斯③祈求灵感，充满哀伤地描写威尼斯的咸水湖，写献给歌舞团女演员的十四行诗，在诗中说她是“上帝的彩色小诗”。尽管开头如此，他们中却有少数几个人成了优秀的作家。
他们显然和人文主义者有很大的差别，人文主义者根本不写诗，可是就他们的见解而言，他们只不过是颠倒了的人文主义者。对于人文主义者的每一种品德他们有与之相对立的品德。于是，他们用心醉神迷来代替沉着冷静；用对于放任过度的崇拜来代替提倡中庸之道的均衡适度；与仿效楷模相对立，他们按照各人的冲动行事，得过且过。针对遵守仪节，他们温和地鼓吹背叛中产阶级的准则，这就使得他们对肮脏下流的东西怀有一种伤感的崇敬之情；针对自我克制，他们认为应该自我表现。可是人文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都是同一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社会的生产力被认为是与诗和学问格格不入的。尽管他们找到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可是萦绕在这两类人心中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在这个使他们都感到不自在的世界里，他们个人得救或罚入地狱，成功或失败的问题。
在大学里的那几年中，不管我们采纳何种学说，不管我们对自己在文化方面和自给自足能力方面的成长抱何种幻想，我们都不断地经历着同一的除根的过程。我们就像在夏日沃土中萌芽的一株株风滚草，我们的叶子伸展开来，可是我们的根却慢慢地干枯，变得脆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除根过程本该在我们离开大学时结束；在外面的现实世界中，为了谋求生存，我们本会被迫去扎下新根。但是我们注定不能享有一代大学生通常享有的命运，除根的过程不是停止，而是变本加厉。不久，战争就要临到我们头上；不久，风就要把我们拔起，吹得我们翻滚，在辽阔的土地上漂泊。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战地救护队（1）
5．战地救护队
在1916至1917年之间的冬季里，我们的教授不再谈什么国际性的学识共和国，他们开始宣讲起爱国主义来了。我们自己也准备脱下文化制服，换上军装；但是这种改变并不像看来的那样剧烈。向我们灌输的爱国主义和法国农民的爱国主义并不相同，他们的爱国主义事关保卫他们的田野使之不受侵略者蹂躏。向我们所灌输的是一种有关世界民主和小国自决权的抽象的爱国主义，但它显然和我们在美国的日常生活无关，和改善学校、减少赋税、提高产业工人的（和教授的）工资，或使埃尔克河重新备有鳟鱼无关。而且我们所穿上的也大多不是我们本国的军装。
战争来临时，当时在大学里的青年们心中向往的是参加隶属于外国军队的救护队——美军救护队或诺顿…哈杰斯救护队（这两支车队都在法国人手下工作并领取法国军饷），或在意大利前线的红十字会救护车队。这几支车队都能迅速地把我们带到国外。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