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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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下工作并领取法国军饷），或在意大利前线的红十字会救护车队。这几支车队都能迅速地把我们带到国外。我们渴望投入战斗，就像多斯·帕索斯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说的“不要等到一切都已了结”。
到了巴黎，我们发现暂时不需要救护车司机。他们要求我们参加法军运输队，我们中的不少人也同意了；在法军运输队中我们的工作不会有太大差别：我们驾驶运军火的卡车，同时保留绅士志愿兵身份。我们在转角上的小酒店里为我们的新职务干杯。两星期后，我们到战线后面的训练营地去时，路上经过在一座绿色麦田中的mort pour la patrie①的飞行员的坟墓，坟上的木头十字架上缠绕着初放的铃兰。在我们北面几英里路的地方大炮正在轰鸣。这里，死亡就在鲜花丛中，危险就在明媚的春光里，情感的美酒既无反话使之更为可口、又尚未变得淡而无味，死亡是现实的东西，危险就在眼前。
到达前线后，我们发现我们服役的支队也许是任何部队中最富于文学气息的一个支队。我自己的那个由三十六人组成的车队就是一个例子。即使T。 M。 U。 526车队曾经开过重聚会，我也从未参加过，但我分别遇到过好几位我从前的伙伴。一位是个广告文案，他的专长是为书籍出版商撰写广告稿。一位是个建筑师；一位是个有成就的讲师，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一位是个编辑；一位是个不得志的剧作家。战争本身使人无法从事其他职业。一位成绩卓著的获得罗兹奖学金的学者在战斗中牺牲。小队成员中公认为最有前途的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他是个诗人，他请求调到法国的外籍兵团，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可是T。 M。 U。 526车队并不是个例外，其他小队中青年作家的百分比更高，我在其他小队的朋友常常为我不得不和这样一伙庸俗的人一起服兵役而感到惋惜。
开列出1917年当过救护车或军用卡车司机的作家名单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朱利安·格林，威廉·西布鲁克，E。 E。 肯明斯，斯莱特·布朗，哈里·克罗斯比，约翰·霍华德·劳森，西德尼·霍华德，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罗伯特·希利尔，达希尔·哈米特……几乎可以说，救护车队和法军运输队为一代作家提供了大学补习课程。但这些课程教给我们些什么呢？
这些课程把我们带到一个外国，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的外国；这些课程教我们谈恋爱，用外国语言结结巴巴地谈恋爱。这些课程供给我们吃住，费用由一个与我们毫无干系的政府负担。这些课程使我们变得比以前更不负责任，因为生活不成问题；我们极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可以不必为将来担忧，而觉得将来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奇遇。这些课程教给我们的是勇敢、浪费、宿命论，这些都是军人的美德；这些课程教我们把节约、谨慎、冷静等老百姓的美德看成是恶习；这些课程使我们害怕烦闷胜过害怕死亡。所有这些课程在军队的任何部门都可以学到，可是救护车队有它自己的课程：它向我们灌输那种称之为旁观者的态度。
……有时候一队士兵和大炮的队伍蜿蜒前进，穿过我们驻扎的村庄，每次要持续三天之久。穿深蓝色军装的法国轻步兵无精打采地走着，水壶和钢盔撞击着他们的臀部；一团塞内加尔人走过，他们个子高大，长着蓝黑色的脸、粉红色的眼珠和雪白的牙齿；然后是一队护送队伍的军用卡车，它们用头挡或二挡开车，和步行的纵队保持同样速度。在军用卡车后面扬起灰尘的是一列望不到边的由栗色大马拉的75毫米炮，坐在弹药箱上的是淡黄头发的佛兰芒炮手；然后是辎重队；然后是穿淡蓝绿色军装的普罗旺斯步兵团，共有三千人，他们脸色阴沉；然后是一些厨房车和货车，货车上堆着淡麦秸色的面包。在沟渠里敲碎石子的安南人站在沟渠里朝外看，他们个子矮小，长着怪胎婴儿般的脸。三个国家的飞机在空中守望，而我们则是旁观者。看来我们永远也不会成为这形形色色中的一部分。这各色人种形成的漫长的游行队伍是个壮观的场面，而我们有幸检阅；这是一种特殊的马戏表演，就像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我们在长餐桌旁坐下用未冰镇的香槟酒为1a France héro que①和nos amis américains②祝酒前，专为我们举行的摩洛哥骑兵表演一样。早上，我们将继续把迫击炮弹从军用铁路末站运送到贵妇人之路③后面的弹药堆集处——这也将是个壮观的场面。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战地救护队（2）
那一年初夏，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在后台演出。俄国人发动了他们的二月革命，法国人和英国人发动了他们的四月攻势；当德国人安全撤至更坚强的阵地时，四月攻势成了笑柄。驻在凡尔登附近和在法兰西岛状地带④的陆军中颇有怨言。阵亡的人数太多。一度曾驻扎在我们那个村庄里的一个营的轻步兵都是些皮肤黝黑、身躯粗壮的士兵。他们问我们战争还要继续多久，向我们讨一点汽油灌他们的打火机，跟我们一同喝得醉醺醺的，一面说着他们在上一次进攻中的伤亡情况。就是这些士兵在下一周里哗变了。从法国南部来的一个师拒绝走进战壕。到处都有不满情绪；问题是部队是否会学俄国人的样子，还是耐心地战斗下去直到援军从美国来到，人人都说这批援军会使战争结束。我们自己，作为在前线的美国代表，被用来缓和不满情绪，被作为胜利的最初象征而展览，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我们只知道我们受到很好的待遇。我们正在观看一出精彩的戏。
我记得，在一个下着濛濛细雨的下午，我们的车队装载着一批155毫米的炮弹车声隆隆地开进一个停炮场。士兵们前来卸车，是些肮脏的法国海外领土军的老兵，他们头上顶着麻袋。我们困乏地看着他们，从清晨四点钟起我们就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一颗炮弹突然在停炮场北部爆炸。海外领土军的士兵们一个个象土拨鼠似的躲进地上的洞里；我们自己则在突出的土堤下面藏身。炮轰继续着：混合着高性能炸药的榴霰弹有规律地每隔两分钟在路上爆炸一次。有人发现每次爆炸后，他可以冲到路中央拣些温热的碎钢片，在炮弹下次在同一地点爆炸之前回到土堤下的掩蔽处。我们其余的人也照他的样子办，争着获取战利品。德国人的大炮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射角就可以把整个停炮场连同我们一齐摧毁，但是我们知道大炮不会改变射角：我们的性命是有魔法保护的。作为观剧者，我们在收集死亡的纪念品，就像客人带回一块婚宴上的蛋糕或一朵从新娘的花球上掉下的压扁了的花。
我记得，七月里的一个傍晚，我们把车停在一座半倒塌的城堡的庭院里；锯齿般的战壕穿过这座城堡，这原是德国人的战壕，后来他们撤退到朝北两英里处的更坚固的阵地去了。炮弹在头上隆隆飞过，但并未伤人：德军和法军在各自战线后三英里处用重炮互相轰击，就像布鲁什顿帮的孩子朝车棚帮的孩子扔石头一样；这里，在两军重炮阵地之间的空荡荡的庭院里，我们就像是在一个货车调车场底下一样，头上有几列沉重的列车不停地来回换轨。我们漠不关心地朝那个湖和雕像看着，现在湖里没有天鹅，雕像被机关枪子弹削毁；我们一面看着，一面轻声地谈论马拉美、俄罗斯芭蕾、两种大学刊物的各自优点。在城堡的台阶上，在阳光昏暗的余晖中，一个来自哈佛大学的面孔红红的男孩正在用法国课本学俄语。另外四名绅士志愿兵在一张摊开的毯子上掷骰子。在附近的山坡上，一个法国炮兵旅正在用速射75毫米炮进行炮火掩护；炮火的闪光就像树丛中的萤火虫。我们不胜羡慕地谈论着拉斐特飞行小队，而又不满地谈论我们自己的工作。
可是，我们的工作，就其本身的情况而言，几乎是理想的。我们的工作为我们提供还不坏的伙食、愉快的消遣、在巴黎的休假和一身军装，这身军装使我们能住进最好的旅馆。我们的工作使我们能欣赏到一生难得见到的西线奇景。由于隶属于法军部队，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免受那时强加于美军新授职的少尉和二等兵的严格而愚蠢的纪律。我们的工作使我们面临艰辛和危险，但这些艰辛还能使年轻人振奋而甘于忍受，险情也并不太多：在一年中每一小队难得有两三起严重伤亡事故——实际上我们所抱怨的正是这一点。我们不愿做逃避兵役的人，embusqués①。战争在青年人中造成一种渴望遇到抽象的危险的心情，不是为了某种理想而去遭受苦难，而是仅仅为了追求危险；如果他们后来信仰这个理想，其部分原因是这种理想能使他们遇到危险。危险能解除烦闷、刺激感情，它是一种颜色，将它和所有其他颜色混在一起能使那些色彩更为鲜明。在法国有时会想到下一天或下一周会死，这种想法使感觉敏锐得难以估量。树是绿的，不是像普通的树那样绿，而是绿得像飓风来到前的片刻宁静中的树那样；天是特别的蓝，蓝得无法表达；草散发出生命的气息；二十岁就夭亡的形象和爱情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强烈的、朝不保夕的喜悦。这也许就是战争教给青年作家的最重要的一课。它使得一些题材又充满了生气，这些题材由于被许多人的手弄脏而失去意义，本来似乎是不准写的：危险使爱情、冒险、死亡重又成为写作的题材。我的大多数朋友准备到死亡事故较多的法军部队——或任何部队——的其他部门去寻求危险。
几个月后，这些人都各奔前程：那时救护车队和军用卡车队都由美国远征军接管，他们中很少有人重新申请入伍。与此相反，他们却去参加拉斐特飞行小队、法军或加拿大野战炮兵部队、坦克部队、英国汽球队、法国外籍军团、皇家空军；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出于自相矛盾的理由干脆自告奋勇参加了美国步兵部队。我有些朋友，在远方防区：其中的一个为比利时人驾驶飞机，另一个在塞尔维亚，有好几个到了意大利前线，约翰·多斯·帕索斯就在那里开救护车。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是意大利前线的救护车司机，直到一个七月的夜里一颗奥地利的迫击炮弹在战线前的观察哨所爆炸为止，那时他正在观察哨所作客，就像一名观众被邀请到后台去和演员们聊天一样。E。 E。 肯明斯却没有选择自己喜爱的工作的权利。在对诺顿…哈杰斯救护队的纪律稍加反抗并和写信给埃玛·戈德曼①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男孩成为朋友之后，他被运到了一所法国军事监狱。他后来在《大房间》一作中描述了当时的种种历险。但是，即使是患了坏血病在监狱里；即使是满身是伤地躺在医院中；或是驾驶着战斗机翱翔在战场上方；这些年轻的美国人仍旧保有一种旁观者的好奇态度。他们有如友善的来访者，尽管随时可能丢了命，仍旧置身于眼前正在上演的剧情之外。在他们身后的某处是另一个乡村。那是一座真正的乡村，谷仓、玉米地、铁杉树林和潺潺小河，河水翻过桦树圆木、流进里面有大鳟鱼的池塘。在遥远得惊人的某个地方有他们童年时的家乡，他们一度是那里的景色和生活的一部分，是那种无人问津的动人景象的一部分。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战地救护队（3）
这种旁观者的态度，这种对美国青年为之冒生命危险的事业的极度漠不关心，反映在前救护车司机们所写的不少作品中。多斯·帕索斯的《一九一九年》中的五个主要人物——他把他们称作是“石榴汁近卫军”——狄克·萨维奇（哈佛大学的唯美主义者），弗雷德·萨默斯，埃德·斯凯勒，史蒂夫·沃纳（另一个哈佛大学学生，但不属于同一学院）和里普利（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生）起初参加诺顿…哈杰斯救护队，后来，当美军接管这个救护队时，就往南到意大利前线去了。战争最后一年的二月，史蒂夫·沃纳从报纸上看到阿比西尼亚的泰图女皇逝世，石榴汁近卫军为她举行守夜：
他们喝完他们所有的朗姆酒，并为死者恸哭，直到小队中的其他人以为他们疯了。他们在黑暗中围坐在敞开着的映着月色的窗前，身上裹着毯子，喝温热的查巴良内①。几架在头上嗡嗡响的奥地利飞机突然关掉发动机，正好在他们面前扔下一批炸弹。高射炮响了好一会儿，在头顶上月色朦胧的天空中榴霰弹闪闪发光，可是他们太醉了，没有注意。突然一颗炸弹砰然落进布伦塔河，其余的炸弹带着跳动的刺目闪光纷纷落在窗前，发出了三声巨响，气浪使这座城郊小屋为之震动。灰泥从天花板上落下。他们可以听到瓦片从头顶上的屋顶猛然滑下。
“天哪，这几乎是告别啦，”萨默斯说。史蒂夫开始唱起“我的光明和生命，离开那扇窗吧”，可是其余的人唱起走调的“Deutschland，Deutschland über Alles②”来淹没他的声音。他们突然觉得醉得发狂。……
“伙伴们，”弗雷德·萨默斯不断地说：“这不是战争，这是该死的疯人院……这是该死的走马观花似的游览。”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仍是该死的发疯的走马观花游览西欧，但是对服役时间较长的人来说，事情还不仅于此。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中的主人公是个在意大利救护队中担任中尉的美国人。他喜欢意大利人，至少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前是这样；他看不起奥地利人，对德国人既害迫又佩服；至于政治信仰，他几乎丝毫没有。当一位朋友对他说：“今天夏季所做的事不可能是徒劳的，”他不回答：
“神圣”、“光荣”和“牺牲”这些词总使我困窘，还有“徒劳”这个词也是这样。我们听到过这些词，有时是站在雨里听到的，由于几乎在听力所及的距离之外，因此只有喊叫出的词才传得过来；我们看到过这些词，是好久以前在贴广告的人张贴在别的宣言上的宣言中看到的；我没有见到过神圣的东西；那些光荣的东西并不光荣；牺牲就像芝加哥屠宰场的牲畜围栏，只是那肉埋掉不作别用。……在具体的村庄名称、路上的门牌号码、河流名称、部队番号和日期旁边，光荣、荣誉、勇敢或神圣之类的抽象的词使人感到厌恶。吉诺是个爱国者，因此他有时说些使我们产生隔阂的话，但他是个好青年，我懂得他为什么是个爱国者。他生来就是个爱国者。他和佩杜齐一同乘车离去了。
两天之后，德国人突破了卡波雷托防线。
这一段描写意大利人从一条河撤退到另一条河，从伊桑佐那一边的群山沿着让雨水冲刷的窄路撤退到塔利亚门托河平原的文章，是美国文学中少有的精彩的战争故事之一：只有《红色英勇勋章》和安布罗斯·比尔斯的几篇短篇作品堪与之媲美。海明威所描写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整个人的洪流：大炮的炮口摩擦着耐心的习惯于干农活的马的头，军火车的水箱盖紧挨着载满桌、椅、缝纫机、农具的四轮马车的后挡板，就差一英寸的距离；在军火车后面是救护车、山地炮、牛和军用卡车，统统都朝着南方；一群群吓坏了的农民和望不到尽头的穿灰军装的步兵队伍，在雨中走过几英里长的受阻的车辆。弗雷德里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