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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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度是反叛者，是政治上、道德上、艺术上或宗教上的反叛者——不管怎样，他们曾付出过反叛的代价。他们脱离了父母、丈夫、妻子；他们像《玩偶之家》中娜拉那样毅然出走；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家信。而“我们”则从未和父母决裂，从未暴怒地走出教堂，从未因写论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而被学校开除。我们避开争议的问题，只要伸手去拿，就安安静静地得到了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战前的十年中，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居住在格林威治村里年龄较大的一些人和他们的父母很亲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被迫和父母争吵并丢掉他们的。“我们”和我们的长辈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我们可以喜欢，甚至爱他们，而丝毫不去尊重他们的意见；如果我们是南方人，我们就说“是的，先生”，如果我们住在北部城市，就说“行啊”，然后去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行事。
“他们”曾经是反叛者：他们要改变世界，要在为了正义和艺术的斗争中做领导人，要帮助创建一个在其中个人能表现自己的社会。“我们”当时却相信社会根本不可能用意志的力量来改变。
“他们”曾经是反叛者，他们充满自豪的幻想。他们向生活本身提出要求，要求生活给他们美妙的冒险奇遇、忠实的友谊、在适当的环境中慷慨给予爱情并得到爱情。现在，幻想破灭后，他们成了愤世嫉俗者。“我们”则与此相反，我们十分谦逊，不要求自然为我们的幸福时刻增添光彩，或使我们的激情狂热回荡。我们并不感到自己关于美学的辩论应该在美的环境中进行：我们满足于两三个年轻人坐在厨房里，两腿搁在光桌子上，讨论关于抽象美的问题，一面把布尔·德拉姆牌的烟草卷成纸烟，让烟草屑子落在我们的腿上。我们在早年就失去了理想，而且失去得并不感到痛苦。如果经过这场战争还有些理想遗留下来的话，这点理想也都在凡尔赛的争吵声中，或随着钢铁工人罢工、帕尔默搜捕、森特雷利亚大屠杀①而消失殆尽了。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痛恨。我们相信我们为了空洞的目标打了一场仗；我们相信比起协约国来德国人既不更坏也不更好；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尽是傻瓜和无赖，统治着他们的也是傻瓜和无赖；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私的、可以用钱收买的；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和别人一样坏——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仍然一样有趣。我们满足于在“他们的”失去的理想的残骸中建立我们小小的快乐，一所在宫殿废墟中的小屋。
这所小屋的陈设——比较有可能的是一幢几家意大利人合住的房屋顶层的三间竖起的棺材形状的房间，墙壁漆成绿色或棕色，冬天生起煤气炉子时热得出汗，夏天三十家意大利式饭菜的气味在走廊里混在一起，穿过开着的气窗渗透进来——渗透进大学课本、交叉的德国刺刀、朱尔·拉弗格全集，没有很多的余地来安放我称之为格林威治村思想的那种东西。问题不在于我们抛弃了这些思想，而是这些思想根本没有触动过我们。由儿童来拯救世界的思想表现为“循序渐进的教育”，而这却是个使我们听了就打瞌睡的题目。自我表现的思想使人“矫揉造作”——发明这个词的是我们这一代。我们的行为可能像异教徒，我们可能得过且过，但是我们努力不把这当作一回事。我们看不出对清教主义的进军有什么用处：清教主义已经不再干涉我们的个人生活，尽管它似乎已经获胜，实际上已经遭到致命的失败，并将慢慢地绝迹。男女平等也许是个好的想法，可是我们认识的女权主义者都是戴眼镜、穿平跟鞋的。至于心理调整，我们还很年轻，觉得无此必要。
后来，我们受到格林威治村思想的影响，但只是间接受到影响，而且只是在这些思想开始影响美国其他各地之后。事实是“我们”这些格林威治村的新居民并不是穷文艺家。我们之所以住在沿六号大街高架铁路的几户合住的房子顶层，是因为我们住不起其他地方。我们认为我们真正的家存在于虚无缥缈的艺术世界之中，要不然就认为我们仅是成长中的年轻人，我们是穷文人街的，而不是穷文艺家居住区的，微不足道的居民。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法国轮船公司码头（1）
4．法国轮船公司码头，1921年
有一种思想为年老的和年轻的格林威治村的文人和艺术家所共有——通过流放而获得拯救的思想。“他们在欧洲干得更出色：我们上那里去吧。”这种想法不仅是人们在卢克·奥康纳的酒店里发表议论时夹杂在谈话中的话题；而且它也是那时准备付印的一部巨著，一部真正的学术讨论文集中反复出现的论调。
《美国的文明》这部巨著是由三十位知识分子执笔的，其中只有少数一些人，比如说最多只有十人，在格林威治村住过。这三十人中没有共产党员，甚至连社会党右翼分子也没有。哈罗德·斯特恩斯在他写的序言中说：“为了避免受到不相干的批评，我们规定本书的撰稿人必须全部是美国公民。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还规定撰稿人名单中不得有职业宣传家……不得有夸大所受之苦以博得同情者和单纯感到不满者。”格林威治村的狂热分子全部都排斥在外。但主编人哈罗德·斯特恩斯却住在琼斯街31号那幢改建过的房子里。编辑部会议在他的地下室举行，与此同时在上一层楼往往正举行格林威治村的交谊会，发出吱吱刺耳和震耳欲聋的喧闹声。这三十位知识分子费了气力写成的这本书体现了那种可称之为格林威治村中比较清醒的意见。
今天重读这本书时，它给人的感觉主要是这些试图评述整个美国文明并作出估价的人的视野太狭窄了。他们对美国的许多广大地区毫无所知，特别是美国南方和西南部。他们对上层阶级的生活不甚了了，而对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除了从统计数字所了解者外）则毫无所知。他们是城里人：如果这三十人中有任何一个人熟悉农事，他就会纠正刘易斯·芒福德在该书第二页上所犯的那个关于果树栽培的大错误①。他们对于年轻一代人的无知简直可笑。他们所评述的文明实际上只是三十岁以上，收入在两千到两万美元之间，住在俄亥俄河以北、落基山脉以东的人所共享的文明。
实际上，他们的这本书比起它那口气很大的书名来要谦逊得多。他们不是试图提出或解决整个美国文明的问题。他们只试图回答一个与他们有切身关系的问题：在美国为什么有才能的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从大学毕业；他们踏进社会，就像这三十位知识分子从前踏进社会一样；他们富有才华但极少建树。为什么这些有前途的人中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寥寥无几？
范怀克·布鲁克斯在他那篇论“文学生活”的文章中极为雄辩、极有信心地谈到这个问题：
评述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文学的历史时，使人立即感觉到的是创造精神疲弱异常。……能像商业界中经验丰富的人那样年复一年地继续发展并表现其个人特点的美国作家屈指可数。其余的人命运又怎样呢？那些我们都熟悉的、大有前途的人消失在戈蒂埃所说的“地狱边境①，那里死产的才能、流产的计划、既未长出翅膀又未成形的思想的幼虫（和婴儿们在一起）在呻吟”。要我来说出他们的名字吗？有些作家不再创作，或养成了无聊的怪癖，或已变成了机器。要我来提他们的名字吗？——但他们是数不胜数的！有些诗人在创作生涯刚开始时就像蜡烛那样熄灭了。要我说一说这样的诗人吗？还有那些不能成长、永远是枯萎的十七岁男孩的小说家？还有那些因精神动脉硬化以致事业半途而废的评论家？……都是些杂草和野花！一些既不美丽又无香气的杂草和难以在骄阳下生存的野花。
在书中其他地方，没有像在这里这样充满感情地把问题提出来。但其他撰稿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提出了同样的报告。“在美国新闻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已不能使人藉以在邻居中获得真正受到尊重的地位。”至于政界，一般的国会议员“是既不称职而又低能，不仅既不称职而又低能，同时也不诚实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简直难以想象，一个真正具有自尊心和尊严感的人会使自己作为众议院的候选人去参加竞选”。在音乐界、美术界、医疗界、学术界、广告业、戏剧界，情况到处皆同：没有发挥个人特点的机会；愚昧无知，毫无文化，充其量是平庸凡俗当道；大门对天才是紧闭不纳的。这种情况又如何解释呢？
在这个问题上，这三十位知识分子又有相同的说法。“鉴于每一位撰稿人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而且这些文章中所表达的个性和观点都是极为独特的，因此这本书中能具有潜在的统一性实堪惊异，这种统一性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这支具有个人特点的队伍有它自己的制服。有三、四个人没有穿这种制服——例如，康拉德·艾肯的论“美国诗歌”的文章是一种评价而不是控告，文章具有主持最后公道的神态；利奥·沃尔曼论“工人运动”和乔治·索尔论“激进主义”这两篇文章写得客观而带有批判，并分析了这两种运动的缺点，着眼于将来纠正这些缺点的可能性。但大多数的撰稿人可以无须提名，只要总体加以论述就行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对我们说，对于美国天才的悲剧美国文明本身负有责任。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法国轮船公司码头（2）
美国的生活无欢乐可言、色彩贫乏，普遍清一色，花哨俗气，毫无创造性，纵情于对财富和机器的崇拜。“美国文明的最高成就……可视作其精神贫困的象征。”这种贫困可能用基本性机能不全来解释。美国商人的妻子“发现他性能力缺乏，于是拒绝替他生儿育女；由于他除了赚钱之外在其他方面一窍不通，她就强迫他把精力全部都花在那一方面，而她则过着不满足的、不生育的、发育不全的生活”。为了寻求补偿，她使自己成为文化女皇。“任何有理智的外国人都不难看出美国社交生活非常女性化，也鲜有人不加评论的；他们常常结合所观察到的情况说几句尖刻的话来评论随此而来的智力贫血症或麻木症。”——“几乎在美国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尖锐地存在着说教归说教、行动归行动的现象……道德法规变成一种主要的异端邪说，即遭到揭穿露出真相。”——“今日美国社会生活中最使人感慨、令人伤心的是感情上和审美上的饥饿状态。”那么补救办法又是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进攻的合唱变得微弱而不协调了。由于这三十位撰稿人是城里人，而且大部分是纽约人，他们觉得可以在损害小城镇的情况下增强大城市的影响，可以在损害外省的情况下增强大都会的影响，这样有可能会带来好处。由于他们是知识分子并具有高度的阶级意识，他们觉得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应该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地位并支持智力标准。他们是评论家，因此他们设想批评会有助于“使真正的文明成为可能……不清除田里的石块就不能耕地”。他们模糊地相信智力优秀的人，相信通过教育有可能造就智力优秀的人。除了这一观点之外，他们的补救良方各不相同。范怀克·布鲁克斯给作家们讲道德课，恳求他们具有创造性。门肯相信只要废除选任职位的居住资格就有可能使我们的政治生活改变面貌。哈罗德·斯特恩斯趋向于冷嘲。“人们微微战栗，”他说，“于是就转向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完美无瑕的风格和他那微带倦意而诉诸感官的讽刺以求慰藉。”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处方的疗效抱有怀疑。“人们可以感觉到整个工业和经济的制度不适应男人的和女人的基本而简单的需要。”——因而我们要改变这个制度？不，这些人明白事理，不是宣传家，他们看不出有改变这个制度的可能性。相反，他们提出更温和的补救办法——“已经很明显，向这些赔偿幼稚病进行的理性主义的攻击是毫无用处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必须有一种发牌的新方法；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主张。”可是这个补救办法真的更简单吗？改变主张比改变制度更容易做到吗？
知识分子探索了许多途径；他们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他们打开一扇扇的门，可是这些门只通向心灵的绝境。哈罗德·斯特恩斯在为《自由人》写的一篇文章中问道：“年轻人该怎么办？”这一次，他的答案是简单而毫不妥协的。在这个伪善而压制人的国家里年轻人没有前途。他应该乘船到欧洲去，在那里人们懂得怎样生活。
1921年7月初，斯特恩斯写完他的序言并把全部手稿交给出版商之后，就离开了美国，也许是永远地离开。他的启程不比寻常：他是向波斯进军的亚历山大，他是从脚上抖掉英国尘土的拜伦。新闻记者们走上跳板，匆匆记下他最后的话。各地的年轻人都学习他的榜样。《美国的文明》的撰稿人中能走的不多；他们大多数是获得中等程度成功的人，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虽说没有自由。但是年纪较轻、喜欢到处走动的知识分子川流不息地登上世界上最长的跳板；他们准备大举朝东方迁移；到新的思想的大草原上去。
他们首先说：“我打算到巴黎去，”然后又说：“我打算到法国南部去。……我星期三启航——下个月—— 一等到我凑齐买一张船票的钱。”钱总是有办法凑齐的；一部分钱可从你的工资里节省出来，或者向你的父母或朋友去借。报纸和杂志对来自欧洲的报道颇感兴趣，有两三个基金会设有供出国留学用的研究生奖学金，有时出版商可以预付一些尚未写成的书的稿费。那时，出版商在物色未来的作者，作者们则坚持他们的书必须在法国写成，在法国几乎无须费什么钱就可以生活。“再见，再见，”他们说道，“我将在塞纳河左岸和你们相逢。我将用红勃艮第美酒为你们的健康干杯，我将替你们吻所有的姑娘。我厌恶这个国家。我要到外国去写一部精彩的小说。”
我们这些格林威治村的新居民也在打算离开村子，如果我们有办法离开的话。漫长的除根过程达到了顶点。中学和大学使我们在精神上失去了根；战争使我们在物质上失去了根，把我们送到异国，最后把我们留在无根之人的大都会里。现在甚至连纽约也似乎太美国式、离家太近了。在河滨那一边，法国轮船公司码头形成了格林威治村的边界。
1921年晚春，我获得了到法国大学去读书的美国野战军研究生奖学金。只有一万二千法郎，按照那一年的外汇兑换率约合一千美元，但这份奖学金使我和我的妻子坐轮船二等舱能享受旅费打对折的优待。我们打算像一对法国夫妻那样节俭过日子，我们也做到了。加上几家美国杂志给的几张金额不大的支票，这份奖学金使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舒服，我们甚至还可以去旅行；下一年我又继续享受了这份奖学金。我们离开纽约时，几乎没有人到船上来和我们话别。我们的朋友们大半已经启航；其他的是些渴望能成行的人，他们答应几个月后也跟在我们后面来。除了来自达文波特和波卡特洛的年轻人的沉重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