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58-菩提无树-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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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爸爸是右派！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右派是一个特别可怕的名词，比地主走资派都可怕。”
乔安沉默了。妈妈去世之后，她大病过一场。梅姨后来说，可把人吓坏了，高烧十几天不退，总在昏迷，是猩红热。病好之后，梅姨就带她去了梅西镇。在梅西镇那两年，她似乎忘记了一切，现在想来并不是。那一场大病是一道记忆的深渊，把过去隔了开去，因为她怕过去。妈妈对她说过爸爸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梅姨在梅西镇对别人说，她爸爸是做保密工作的，所以不能带着她。而她，就不问爸爸，在她的心里，好像是不敢问。不知道那种感觉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在尚未懂事时就知道了什么，把一种恐惧种在了潜意识里。
沉默了一会，乔安接着说：“王士强喊出那句话，我其实是相信了的。但是我没有去问大人。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布娃娃都活了──那是梅姨给我做的几个布娃娃，一直是摆在床上陪我睡觉的。它们一起张着嘴对我喊：你爸爸是右派！是右派！我们都不同你玩了。我哭醒过来，一直哭到天亮。”
“如果我知道后来的岁月里右派这两个字将给我带来什么，也许那天我就哭死掉了。”她说，用几近不可闻的声音。
第一部分与这娃子的缘分
如果梅姨活到现在，如果后来的乔安再见到梅姨，不知是否能对她保持住一种永恒的情感。终其一生，梅姨是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妇女，无钱，无闲，没有受过教育，甚至从未拥有过带卫生间的住宅。她不可能有多么优雅的举止和谈吐，可能还很有一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习惯。
但是，乔安对梅姨的记忆，是美好无瑕的。
“杜鹃选择又平做丈夫，很可能受到了我对梅姨的回忆的影响。”乔安常常这样自责。她曾极力反对杜鹃嫁给梅又平。“多少人说我们郎才女貌。你那么喜欢梅姨，为什么反对我嫁给她的儿子？莫非你暗恋他？”杜鹃这样半真半假地同她玩笑。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她想起梅姨时常这样感叹。
乔安出生在梅西镇。梅姨是梅西镇人。
梅西镇是南方一个历史久远的普通山里小镇。但是，梅西镇在明朝后期曾出过一个探花出身的知府，从此梅西镇人就认为梅西镇十分的不普通。镇子中间梅溪河畔的那栋坚实古朴却又不失堂皇雍容的雕花木结构书院、梅溪河畔那块一米见方平滑整齐光可鉴人的“下马石”，就是梅西镇曾经荣耀的见证。
明朝万历年间，这个小镇一位梅姓秀才连中三元，殿试高中探花后官授福州知府。赴任之后，梅探花希望他的祖宗所在之地能够诗书永继，再出高才，于是返乡为父母兄弟修建深宅大院的同时也修建了“梅溪书院”。那块下马石，据说就是梅探花返乡时下马所踏。
梅探花空寄了希望。梅西镇后来再未出过名人。
梅家大院在历代兵荒马乱中慢慢毁去，梅氏家族的后代逐渐地向外迁徙。而梅溪书院几经修整却老当益壮。
到梅姨丈夫梅仲琪这一辈，作为仍留梅西镇的梅探花嫡系子孙，梅仲琪硕果仅存。
梅仲琪的父亲梅子廉曾在梅溪书院延馆启蒙，其时正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即便是在崇尚诗书礼乐的古镇，去书馆读书的男童也人数大减。梅子廉为此郁郁。当他壮年溘然而逝时，梅仲琪刚刚十岁。也就是这一年，梅姨走进梅家开始了童养媳生涯。
梅姨的身世令人扼腕。
1938年初夏。正是梅溪河涨水时节。梅西的山上盛产毛竹，每年这个时节，梅西人就把伐下的毛竹扎成排子，顺河撑到县城去卖。这一天，梅姨后来的养父郑家兴卖完毛竹，走过县城中药铺门口时，见到一个绿色的小包袱搁在药铺门口的屋檐下。那时正是中午，毒日头下街上没几个行人。郑家兴拾起包袱，却是一个睡着的婴儿。正在他不知所措之际，婴儿睁开了眼睛，没有哭，倒是甜甜地对他一笑。
后来郑家兴对人说，就是这一笑，他觉着了与这娃子的缘分。
药店的伙计没看见包袱是谁丢的。当街围过来几个人，只是漠然或好奇地看一看。那时，小日本已侵入大半个中国，虽还未打到这个南方小城，难民已经来来往往。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郑家兴把孩子抱回了家。大儿子去年抽了丁，到年末，他的结发之妻和才九岁的小儿子突然得伤寒相继死去，从此他总是怔忪，觉着上一辈子一定作了孽。此时他望着怀里的这个娃子，觉得她是那样的鲜活可爱。前两个月，刚由人说合娶了个北边逃难来的寡妇，现在老天又给他送来一个女儿，这又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虽说女儿是赔钱货，这么小的娃子也难带，可是救一条性命，总是积德。
小镇上没有多少新鲜事，街坊邻里纷纷来看郑家拾来的女儿。都说孩子定是逃难的人丢下的，看这衣裳包袱，还是好人家的子。至于为什么被弃在当街，可能是哪里的人，那就众说纷纭了。被请来给孩子取名的教书先生梅子廉望了一下孩子，孩子蝌蚪般漆黑灵动的眸子和圆脸大耳让他心里一动。“这孩子定是出身读书人家。”他指着孩子衣襟上锈着的“李适”二字说，名不需要改，就叫郑适吧。“适”与“拾”同音，也是取“拾来的”和“十全十美”之意。
半年之后，梅家托的媒人走进郑家，为年仅三岁的梅仲琪说下了郑适这个媳妇。
十六年之后，梅郑氏生下儿子梅又平。
儿子两岁时，身体一直虚弱的梅仲琪如他父亲般也得了咳血之症，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
一年之后，经人介绍，梅郑氏辗转到了京城，成为乔潞霖与吴丹家的保姆。被称为梅姐。
那是1954年6月，杜鹃与乔安的姐姐乔匀刚刚出生。
第一部分丈夫因救一个落水的孩子身亡
这条黑色纯毛开司米钩织的、上面缀着五色小花的俄罗斯式大围巾，吴丹围着它，曾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而现在，当她再抚着它的时候，却感到了一种宿命的力量。
母亲离开她太早了。当父亲的朋友把她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带走的时候，她只有五岁。与其说依稀记得母亲的面容，不如说她记住了母亲把这条围巾披到她身上时那痛楚的目光。也许那个时候，就昭示了某种不幸。
父亲在她三岁的时候就走了。这位在铁路公署供职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猝然死于一场霍乱。从那时起，母亲的身体就再没有好过。
在她还不能理解死是什么的时候，就永远失去了父母亲。虽然父亲的朋友一家待她不错，她却早早失去了童年。
吴丹是美丽的。那双藏在浓密的睫毛下的深潭一样的眼睛，与生俱来的古典仕女般淡淡的忧郁，使她具有一种独特的令人过目不忘的美。
1949年10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斯年斯月，吴丹满十五岁；斯年斯月，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是一段吴丹永远怀念的日子。她有了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她一下子有了那么多的兄弟姐妹革命同志。美丽的容貌，婀娜的身段，能歌善舞的天赋，使她在文工团里如鱼得水。她不仅很快成了文工团的台柱子，并且很快成了众多男性倾慕的对象。
1950年10月25日，文工团员吴丹与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一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那是一段旋律激昂的岁月，她也面临过生死考验。不过，她毕竟不是前线将士，无须时时刻刻去面对死神，也没有经历过上甘岭般的艰险困苦。紧张的日子甚至不乏浪漫，也有陪首长翩翩起舞的节日与夜晚。就在那里，她遇见了她的白马王子——才华横溢，仪表堂堂的乔潞霖，昔日燕京大学的高才生、学生地下党负责人，今日的兵团作战参谋、如日中天的青年干部。
回国后，他们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家。大女儿降生后，她觉得她已经享有了一个女人所能享有的全部幸福。
但是一夜之间一切都翻了一个个。丈夫一夜之间就成了右派，人民的敌人。而她自己，因为划不清界线，也被开除了党籍。
已经记不起那一段日子是怎样过来的：丈夫因拒不认错被划为极右分子，押送劳改农场，第二个女儿恰恰又在那个时候来到人世。如果没有梅姐，也许她就熬不过去。
二女儿乔君满一岁时，她如原先所约将孩子送给了丈夫的老战友杜见峰。杜见峰是丈夫在战场上的生死之交，因妻子患不育症结婚多年无子，每每到乔家，夫妻二人抱住乔匀就不愿撒手。那时丈夫对他们说，老二若是女儿，就送与他们为女，其实这也是丈夫与她早就暗中商定的。杜见峰是个豪爽的山东汉子，当即与丈夫击掌：“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事情就在两个男子汉的哈哈大笑中约定下来。
她到丈夫的劳改农场探过两次亲，丈夫的身体尚好，精神不错，让她稍有安慰。令她痛断肝肠的消息来自三女儿乔安出生半年之后：丈夫因救一个落水的孩子身亡。
那一天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她冒雪恍恍惚惚走到护城河边，缓缓流动的河水对她的诱惑是那样的强烈。河水中，她看到了丈夫含笑的朗朗星眼，看到了母亲含泪的痛楚目光。天下的水终归会汇集一处，她从这里走下去，就能再见丈夫，再见母亲。
是梅姐把她追回去的。梅姐追到这里，手里就拿着这条大围巾。“想想孩子，想想孩子，”她把围巾给她围到头上，泪流满面，“你有三个孩子呀，你不能让孩子她爸在天上还揪着心。”
之后她就离开了京城，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做了一个小学教员。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中的女主人公瓦尔瓦拉原是她崇拜的偶像，她想离开所有的喧闹与纷争，静静地教书育人了此一生。
但是她不知道，狞笑的命运还要给她更重的一击。在千里跋涉中途转车的时候，大女儿乔匀突然丢失了。任她发疯似的寻找，匀匀就这样消失了。
在梅姐的百般照料下，她又活转了过来。对于痛苦她已经麻木。奇怪的是她能安静地备课，安静地去教孩子们。也许孩子丢失对于孩子并不是坏事，也许孩子会有更好的人生，世事谁又知道呢？一次偶然，她走进了县郊的一座山里寺庙，从此她皈依佛门。佛学教理使她冰冷板结的心有所活泛，她开始重新思考人生。
她这一生注定是一场大悲之剧。在她靠梅姐的支持熬过失女之痛，又撑过了随后铺天盖地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她却得了这样的病。她知道，这一病倒，她是再也起不来了，她将追随丈夫而去。但是留下这么小的女儿，留下这么小的女儿可怎么办？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滴落到那条黑色缀花开司米围巾的上面。抚着围巾，她想起了一句曾听母亲喃喃当时不解其意却印象深刻的话：“家族的诅咒。”
“家族的诅咒。”她喃喃道。
第一部分这大变动的年代
9月里的一场大雾。周围的景物如雾里看花。乔安站在公共汽车站台上，挎包斜挎着抱在身前，身体像蓄劲待发的箭。每天早上上班就是一场战斗，在汽车进站开门的一刹那，车上的人往下挤，车下的人往上拥；人们奋不顾身地挤进那扇小门，而车厢里面，是一盒满满当当的沙丁鱼罐头。“这多像人生哪，”乔安想，“自己往前挤的时候，总是不管不顾地推开他人，尤其是在这大变动的年代。”
她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屈指算来，大学毕业已经四年。这四年，在中国是一个骤然的大变革的开始。
一场噩梦醒来，打开门户看世界，这世界哪里是认识的世界！震天响界喊了几十年，要解放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回头一看，这劳苦大众原来就是自己。专心致志地自己折腾自己的时候，别人在飞速地发展科技发展经济，现在一看，却原来还有这样无微不至的物质享受，原来世界是这样的五光十色。
旧的像肥皂泡般噼噼啪啪地破灭，新的如合成的细胞还不能马上成型。尽管是一场不动刀枪的变革，但是，变化是如此地骤然彻底和全面：道德观念，思想方法，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怕也是史无前例。像一块干透的海绵吸收水分，人们是如此贪婪地扑向那生活中原应享有的一切。
改革的浪潮无处不在。
乔安却一如既往地保持她忧郁的形象。“干什么那么张扬呢？”她对杜鹃说，“现在改革的主要举动在农村，不过就是给农民自由了，让农民自由地种地了，只此一举，中国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想一想，难道当权者最应该做的不是更深层地反思，而是马上又热情讴歌吗？”
“有时候我很惭愧，”她对杜鹃说，“你知道冯末末吧，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挺要好的。她总是充满热情地要同我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讨论思想解放，讨论伤痕小说讨论风头正劲的小说家；她还拉我去北大听专题讲演。照理说，我们干这一行的思想应当敏锐，可是不瞒你说，我只是为了不太露怯才关注一下这些东西，我提不起兴趣，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还曾认真地去看些马列的原著。在大学的时候，对社会上的信息和动向也兴致盎然。现在，徒然地在别人的前卫和激进面前自惭形秽，心里却是空空如也。”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更需求的东西，你太孤独了，安安。”
他和她的相识就在这个大雾天，在这个拥挤如沙丁鱼罐头的车厢里。
她站在车厢的最后面。如果是站在里面，不管多么挤，总是贴在人的身上，难受便难受了，却不像现在这般，拥挤的人群传过来的力，要由她来传递到后面并不平面的车壁上。她被挤得弯曲了身子，双手死死地撑住后面的车窗玻璃。她发出了呻吟。而这时候，她突然发觉拥来的力减轻了，她赶紧直起了身子。这个时候，她看到了他，他正在用他的身子为她使劲扛着后面的拥挤。虽然因用力而满脸涨得通红，但是，他却对她微笑了一下。她也对他感激地一笑。
在同一个车站下的车。“你不认识我了吗？”他问。依稀见过。但是，她想不起来，他的长相太普通。“在胡景云阿姨家啊。”是的，她想起来了，他们见过一面，在胡阿姨家，他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是胡阿姨儿子李霁的同事。“真不好意思，我这个人记性不好。不过那天我们刚进来不久你们就出去了。”
第一部分深藏着嫁不出去的恐惧
他叫龚坤宇。他健谈，自来熟，这使她感觉轻松。她只有在很熟识的朋友面前才能谈笑自如。她对他有了兴趣。她觉得，他的知识面广，对许多问题有见地，但是，他似乎太在意别人对他的印象，很希望别人马上就认同他，赞许他，这就让人觉得他有些刻意甚至做作。他们没有再转车，他陪她一直走到单位跟前，他说，他就到这附近办事。分手的时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