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63-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情-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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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小说从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实践中得到力量，它在理念和形式上的探索，到现代已经勾画出了各种各样的进化轨迹。具有丰富的形式和理念的小说互相混合在一起，以每个作者的个性为土壤，协调地发挥着其特性。虽然在文学上那些构成要素之间多少有点关系紧张，但总的说来，是可以调解或能够达成协调的。然而它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状况却完全不是这样。问题就在这里。正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各种文学形态之间的紧张或谐调随时会变得残废或破碎。一方面是大声疾呼，要实现文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则主张，首先要认可各自的丰富多彩和个性化的属性，然后再发挥他们各自的特质，这样才能实现小说参与社会变革的志向。前者因为意识到实践的攻击性而一再提高嗓门，而后者因为着眼于个人和社会所谓的本质结构，会更多使用自我反省的语气。我当然属于后者之列。由此看来，我正在写着属于形而上系列——当然，我也曾经多次说到，这部小说应该与形而上学有所区别——的小说，而在本章开头之所以说到个人装备，也是源于这样的脉络。小说即使被视为表达理念的手段，写小说的人却不得不碰到写小说本身的问题。不管写什么类型的小说，果真存在写作中无需提防可能产生的虚伪意识的人吗？大部分试图进行形式探索的小说，以我个人的看法，都与排除那种虚伪意识有关。当然，我并不完全相信形而上学会让这些成为可能，只是这样的可能性，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也应该继续试探下去。在这一意义上，我有时也希望能读到高呼社会实践的形而上的小说。如果我有这种能力，我一定会去写这样的小说。在此需要指出，幸亏我不只是《赤身与肉声》的作者。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以我面前的条件为基础。这段类似独白的对话尽管还没有结束，但考虑到呼吸和视觉的原因，想就此另起一行。　　　　
　　　　“以前也曾说过，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要开始写小说，或者是为什么要写小说，而是为什么要继续写小说的问题。我的小说是不需要典型的，我通过无限重复也许不够典型的东西来换气。如果说文学能维持着多样性，那么在我这里得不到青睐的典型，会在其它的小说里被充分发挥。那么至少是从我的立场上看，它们与我们小说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许有些人会提出反驳说，我所谓的多样性，削弱了集中性和尖锐性；以结果观之，会在我不自知的情况下参与维护现有的统治体系。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基于我的处境，我无法对此　　　　
　　　　做出强烈的反驳。但——也许读者们已经猜到了我会用这个副词——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至少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简单。多样性与自然性很接近，距意图性却非常遥远。我们各自都是向这个世界很自然地说话，然后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当然我们实际所处的状况无可比拟地暗淡和迫切。但是在与这种状况进行战斗的过程中，当文学成为关键时，光靠意图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制度所拥有的构造上的复杂性，或者是对抵抗势力的防御机制的周密性，已经达到了极点，所以对压迫和暴力的体制的斗争，不是跟某个个人或某个阶层的斗争，而是与其构造本身的斗争。现在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前后方之分，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对所有具有统治体制气息的东西——它也会在文学之中存在——不管它是什么，都坚决予以抵制和纠正，必要时还要推翻它。为此要维护多样的精神上的自然和自由，而且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的认识：不仅是面向社会，而且敞开自己内部。非反省性的历史认识、完全以尖锐和激烈为表现的历史认识，有时也透露出与统治体系理论相似的一面；而且有时被它利用，甚至被它吸取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当然光靠多样性也同样是不够的。为了充分发挥多样性的力量，还需要有击中要害的攻击性。我现在是在说关于前方和后方的均衡感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以这样的眼光来一边看世界，一边写作品的。但是仔细想一想，在统治的一方依靠统治体系的行使权，公然放纵物理性的暴力和压迫的现实条件下，一边谈论着均衡感，一边给自己的作品赋予意义，还想以此得到安心，这样的举动也确实有点可笑。这好比是在玩跷跷板，一方轻盈地漂浮在空中，而另一方由于太重，所以陷进了泥洼里。当脚底连泥都沾不上时，大声喊均衡是没什么意义的。换一种比喻方式说，就像是把别人都推向前线，我却以扰乱作战的名义留在后方，主张没有什么所谓的前后方，应该动员所有力量去战斗。每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正在写小说的我就会被自己真面目的危机感所折磨。


赤身与肉声　上赤身与肉声（18）

　　　　“一句话，我们所处的时代状况，不仅是我，而且更多的人，也都沉溺在无可奈何的被害意识里，而且时不时吃惊地觉得是不是自己犯了时代错误。写这部小说时，我就时常陷进无底的虚脱感里：现在我在干什么？是不是徒劳地夸耀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健谈呢？而且一方面无法确保现实的平台，另一方面又受着文学主义的指责，更何况连我自己也时常怀疑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写这部小说呢？当然有一个让我继续写下去的确凿的理由：我决定把和写小说有关的一切都作为小说的对象。就是从最现实的问题开始，把看起来似乎跟现实无关的东西也作为小说对象，以此来实现一个心愿：写一部尽量摆脱了虚伪意识的所谓正直的小说，并以此为基础来不断地变换。我连粘在铅笔芯上的唾液量也不放过，打字机经常在小说里现身，也是因为同样的缘故。　　　　
　　　　“不管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自己正当化，对我来说，写这样一部小说的现实负荷都显得太大。也许这一类型的小说，应该写成短篇或中篇，或者只能塞进砖墙。可是我已经在写第五章了。就像近来推理小说的普遍趋势，发生一次杀人事件不能充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所以就写连环杀人案；又像在夜总会的舞台上，出台一个脱衣女郎无法满足酒客，所以往往同时出来几个女郎，依次脱衣一样，我也觉得写得太少不过瘾，所以要继续亮出我的裸体，发出肉声。　　　　
　　　　“一边歇一会儿，一边回头看的时候，我为自己的被害意识竟然也达到了这个程度而感到吃惊。我想把这些比喻都抛开，然后用一次性结束和多次反复之间存在质的差异这一想当然的念头来安慰自己。但我消沉的意志就像烛泪，或者像化掉了的糖稀一样，下沉到我心情的底部粘住，一动也不动。现在的我应该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或者幼虫一样，从一点点地扭动身体开始重新做起，然后动一动胳膊和腿，接着翻过身来爬一爬，再过一会儿，就像刚学会走路似的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否则正在写这部小说的我，可能就在这个瞬间，并且就在这段文字里莫明其妙地粉身碎骨。　　　　
　　　　“总之，因为这种状况的缘故，我认为自己的自觉意识就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插着几把剑的桶里。所以这次我对如何继续写这部小说做了谨慎的、深刻的思考。但是，就像刚才构思对话体时所说过的，我必须首先采取某种方式，对因个人原因而停止连载进行弥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几种对策，其中之一是，先求得杂志社方面的谅解，只写标题，然后空出下面的内容；或者模仿近来很多人都使用过的方法，画一个空箱子；要不然就用大号字印上标题，然后用照片、漫画或报纸碎片来填满几张空白页。但是，这些想法只是在我的脑子里停留了一会儿就消失了。这些想法相对于我的小说不仅显得过于幼稚而简单，而且就算办到了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决问题。既然如此，我还不如干脆选择中断连载的做法。但是，那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决定的事情。因为所谓的中断，意味着总有一天还会重新开始；可是如果我放下了这部小说，那么很可能就永远也不再重新开始。现在我把这部《赤身与肉声》看作是以后我将要写的其他小说的垫脚石，并且是处于中间位置的最平坦的一块；如果这块垫脚石只剩下半块，我也会想尽办法踩过去。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我已经走过了那个地方，我的垫脚石却成了终身残废，并且就以这样的方式被凝固。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能轻言放弃。　　　　
　　　　“结果，我通过回顾发动我写作的内在和外在的状况来弥补这第五章的位置。现在我正这么写下去。但是等到写第六、第七章时，我能写什么呢？本章开始时对此曾有过充分的意识，但是不能继续忽视这部小说的原意了。这样一来，我就必须有所保留。最初我是想简短地结束这一章的，因为觉得这一次乱七八糟的因素纵横交错纠缠在一起，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但现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写了近五十页稿纸。因为稿纸量增加而自觉成了负担，这还是头一回。或许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了。”　　　　
　　　　刚刚关了双引号，出了一场汗，但仍然沉浸在对话体里，只觉更加舒服。可是所谓舒服的真面目又是什么呢？难道是以对话为缘由，我把话说得怪无辜的，然后就沉浸在某种安心感里，自以为这么一来，与读者发生冲突的余地就被最小化了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通过对话的形式，充分地再现一下我思考的开始、进行、发展，有时是退化的过程。那么为什么现在我还不另起一行呢？难道在这个段落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事实上，我每次都能痛感到自己不能果断地换行这一事实，因为我害怕有什么被漏掉了。从微观上看，本章不能写得简短；从宏观上看，写这类小说的本身，往往是因为某种疑心在起作用。这么说吧，我是不是在编一张过分密实的网呢？连鱼秧都捉完了，再往下会不会一不小心，把所谓的想象力或是写作力量的种子也给榨干呢？现在，我好像是干脆连鱼卵都不容放过了。　　　　
　　　　难道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吗？不，现在还不是这样。这并不是说还有多少要说的话，像现在这样，一边撑着，一边说点什么，才是更正确的表现。前面我曾说过，下次我将在喝酒后写小说，但我现在还不能那么做。首先，这一章本身面临着一个危机，但是从下一章开始，我可能会回到这部小说的原初状况。这么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为写作这一章的自己进行辩解吗？也有这种可能性。在这之前，我自认为我正就小说的各个方面做中间检查，重新检讨，树立更为正确的态度。为了这一章，我首先应该相信这一点：至少在这部小说里是信任领先了判断。还有一条：不能停止说话，要继续写下去。现在这部小说刻画出了黑暗时代的状况，还将继续这样刻画下去。没有必要给自己打上犯了时代错误的烙印，应该通过对自己可能是时代错误者的痛苦的自我意识，以及紧张而又没完没了的矛盾来面对时代。这部小说将就这样继续进行下去。　　　　
　　　　在我的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坚持下来的信念。每当我写一篇小说，我都会想：我是在代替某个人或代表某个人写这部小说。回首自己并不太长的人生，发现我有过很多可以不写小说也能生存的方式，而且现在仍然如此。此外，虽然我很想写小说，但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决定性的障碍。由此我认为，文学只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而已，而且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紧抓不放。所以我对写小说的自己经常感到无常。当我正写小说，或是边想小说、边走路时，如果有人在背后叫我，在我回头的同时我能感到，在那一瞬间回头的我，当场就会头晕得像烟雾在消失。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打字时，我把手放下来，然后将身子向后倾时，有可能不小心身体往一边倒下去，而摔伤胳膊，或者是腿。幸运的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更琐碎一点说，如果我割伤了任何一个手指，在那个伤口恢复之前我是无法写作的。虽然这些都是暂时性的，但从当时正在写的小说的立场来看，又是相当致命的。还有，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事情而导致我无法继续写那部小说，我所要写的小说也不会就这样永远被搁置下去。虽然会有些不同，但总有一天会被某个人写成一部作品。在我的周围，有很多人只是还没有得到我所得到的那些契机，但只要他们真的开始写小说，肯定能写得比我更加优秀。那些契机一直离他们很近，我经常记着这一点，并且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总之，我并没有执著于写小说这档子事儿，换句话说，只是在正直地守护着属于我人生的那一份。我写这部《赤身与肉声》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即，我现在絮絮叨叨的与其是关于我这个小说家和我写作方面的话题，还不如说是通过我，把任何一个可能的、潜在的小说家和他们关于写小说的故事体现出来。好像读者们对这一点有所误会。现在我陷入了暂时的沉思，心里有人在问，那不是一样吗？其实我什么都不能确信，所以，不，然后我在写小说。我把现实中有意义的东西一边无限的反复，一边生产出来。让它们既能翻过来，又能倒过去，还能再重新复活过来。那些被翻过来的瞬间，也就是我形成异说的瞬间。我能看见，因为异说的瞬间出现提供了真实的便利。我觉得这个世界和人生之所以如此衰败，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异说的存在。一种异说需要被另一种异说调整并使其平衡，但至少其中不存在唯我主义意义上的我。


赤身与肉声　上赤身与肉声（19）

　　　　现在我感觉到心跳在加速。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任何小说里讲过如此强有力的话。我能全身心地感觉到，我所讲的这些话，会受到有些读者的指责。他们会指责我在代表那些对这个世界的原有价值持虚无主义立场的人，即虚无主义者发言；而一个虚无主义者，无论他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都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挖苦的对象。我不能否认说自己不是虚无主义者，但，是不是虚无主义者的视线，至少应该是晶莹剔透的吧？为了世界的变革而在一线上劳动的人们，是不是至少应该对某些事情具有分明的虚无意识呢？也许能在虚无感之上堂堂升起的，才有真正的和持续的价值？当然我并不是在说，虚无感是为了实现某种东西的前提。如果我现在扰乱了他们激烈的攻击性，我想就在这里向他们表示道歉。但是真的会这样吗？我不想说不会那样，我想说那样做是不对的。这难道是太保守的发言吗？对现在的我来说，只能以现在这部小说还没有完全结束为理由来安慰自己。被称为异说的这条鱼是不是生活在一片等待与虚无的水里呢？　　　　
　　　　我刚刚想到，我的行文又开始采取辩解或说服的语调。不过我马上纠正了这个想法。是我暂时想错了。因为我忽视了自己正在对话这件事。就像是读者们使这部小说存在一样，我的每一句话也都是向着那个不存在的对象的。正因为它不在这里，所以我一直想唤起它的存在。但它似乎马上就要倒下去。我想继续呼唤它，想把它引进我的话里来，让他说话。仅此而已。　　　　
　　　　故事走上了歧路，而且走得太远了。既然如此，在它找到自己的路之前，就在这里多留一会儿吧。我早就想写像一棵树一样的小说，从一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