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7-趣说古代官场生态-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徘煊忠谄捩媲鞍谂赏罚闷鸵勰米琶デ胨稣铩Ｈ我焦僮猿啤把保窃谔皆夯虻胤揭窖г貉暗目谖恰４锫隹聪啵觥鞍蔡ダ砥椭醒兕猛粗痢焙螅髅徘旎古汕偻潘ト∫Ｕ账滴髅徘旒沂强┓康模械氖且哉飧銮榻谕δ苷凵涓鼻ЩЧ椒置鞯娜鲜叮合殖傻墓岩搅莆尾怀裕康俏颐怯挚梢钥吹剑我焦俳龆愿段髅徘煲患遥凇⒏尽⒍蒲伎矗疵患斡囊桓鋈说牟 ！ �
国家包干官吏的医疗之外，一定品秩以上的官员，还可经常获得以皇帝名义赐给的各种时令保健防疫药物。许多古人文集中，都有《谢赐药表》一类文章，颇似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期发放防护药品。唯当时讲究感恩戴德，所以领到药品后，照例要履行一道上表感谢的手续。在各级地方政府中，这也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如《唐六典》卷三十记：“凡诸州每年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皆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
官员家属享受公费医疗的条件限定，这方面的史料我尚未看见。《全唐文》里有一篇韩翃谢皇帝赐药的表状，提到“并赐臣母中国太夫人口脂一合、面脂一合”云云，大约只有那些有“诰命”的家属，才是制度明确可以享受公费医疗的对象。但实际操作中并非如此，如前引《红楼梦》里，连还在襁褓中的巧姐儿也由太医看病，并服用他送来的丸药。至于西门庆的妻妾儿子，更不可能有什么“诰命”。这奥妙，也就像现代公费医疗制度在实行中存在的问题一样。而王太医、任医官之类，慷公家之慨，自己则能落得收受财礼的实惠。
衙门式的管理程序和运作机制，客观上抑制了公办医疗水平的提高，难怪李时珍要辞职下海
以笔者有限的见闻，古代的机关考勤与医事制度关系不大，不比现在的病假申请，都要指定的公费医疗就诊医院出具病假证明。但碰到一些重要关口，比如有的官员年纪大了，逢考满铨叙时，理论上讲应对其健康状况作出判断；又比如有的官员投机取巧，嫌眼下的职务不好，或有过犯即将暴露，便请求病退，以后再找机会复仕。作为应对措施，也要有医学角度的专业评判，等等。逢这种情况，照例要有医官参与“体量”。为防止地方上的医官通情作弊，通常都是中央医疗机构派专家主持会诊或体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里，就有一段代理翰林医官使（正七品主任医官）姚可久“赴陕西体量藩部公事”的记录。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公费医疗说看病（3）
前面讲过，支撑起公费医疗的整个体制就是医在王官，这就决定了医疗组织也是政府机能之一的性质，原本是科学技术性特强的专业行为，不可避免地染上浓郁的衙门色彩。以宋代为例，中央一级的各医药机构，分管领导一概都是外行，少数是低品京官，大多以宦官充任，名目如“提举太医局”、“提举翰林医官院”、“勾当御药院”等。业务上一窍不通，但所有行政人事财务庶杂权力，都握在他们手里，甚至在进行纯业务活动时，也是如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卷三六记，凡医官为皇族勋贵治病，一概都有这些“提举”们委派的宦官在旁边监督，理由是恐怕医师乘看病机会搞小动作。实际操作中的监督范围，又不只是皇族勋贵。比如前面说到钱若水、韩琦等人请太医看病，原文是“遣中使领太医往视”、“命内侍窦昭押士明往视”。钱若水是官仅五品的观察使，韩琦是官仅六品的知州，给五品六品的地方官员看病，都要由太监“领”去“押”送，京朝高级官员求诊时的状况，可想而知。所以在看似得益公费医疗的士大夫圈子里，有一句流行语，叫“宣医丧命，勅葬破家”。后半句是说皇帝助办丧事，这里从略；前半句的意思是：假如是太医院掮起皇恩浩荡的招牌给你诊脉处方，你的病多半是没治了（《孔氏谈苑》）。
举个实例：北宋哲宗时，已经退下来的老宰相韩绛生病了，太医院医生出诊，当然少不了宦官“陪同”。皇帝听汇报，听说韩老食欲不振，便说自己正在服用的金液丹可以开胃。“提举翰林医官院”得旨，逐级传达，主治太医敢不遵旨？结果老先生年迈，精气已衰，抵不住金液丹的阳亢，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送了命。此即行政行为包办医疗实践的典型个案。前面提到唐代时不少京官爱选择在太医不当班的时候，去他家里求诊，想来这也是缘故之一。反过来，衙门式的管理程序和运作机制，客观上也抑制了公办医疗的水平提高。隋唐以后，随着私人行医的逐步放开，许多有志于通过广泛实践提高业务能力的医学家，都不肯窝在医官的圈子里。明代李时珍在太医院里仅干了一年便托病辞职，就是著名的一例。
另一方面，不少医师利用在公费医疗体制中服务的身份，谋求私利，也是事实。仍以宋代为例，众多太医各有自己的特殊服务对象，最称捷径的是拍公主、长公主们的马屁，“公主常因入宫时陈乞皇帝给负责自己健康的医生求取一官半职，这在宋初至神宗时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公主有权荐官，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也有权荐官。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讲过一个故事：官居正二品的侍中王贻永，每年有一个荐人当官的“恩例”名额，从而成为太医院医生的角逐对象。有位刘公才，功夫到家，王贻永已答应把今年的名额给他。正在这时，王贻永已嫁给诸司使夏偕为妻的女儿，患了重病，被另一个太医生朱严治愈了。女儿回娘家哭闹，一定要父亲先把荐官名额酬报朱严。王贻永没办法，只好说服刘公才先让一让。荫官命令下达的这一天，朱严死了。刘公才对王贻永说：“朱严没接受官职就死了，按规定可以重报人选。”王贻永便再为刘公才举荐。没想到新的委任令下达后，刘公才也因兴奋过度而猝死。沈括感叹：“为了一个四门助教这种小官，居然死了两个医生！”但是查一查北宋官制，四门助教的官品是从八品上，毕竟比在太医院当差强多了。因为古代医官的政治地位普遍很低，相当于中央卫生总署署长的翰林医官使，只有正七品，相当于国家医学院院长的太医局令，只有从七品。像刘公才、朱严这些人，一般多居从九品下，甚至是“流外”无品。倘若能当上从八品的四门助教，起码是俸禄又长了两级。
人情处方，索取红包，营私走穴，朋分新药……许多“太医”靠兼办私人诊所成为巨富
往细处寻思，高官势要们因有特权可予回报，医官们格外尽力悉心，曲意奉承，一般的官吏有病求医，能不体会彼此厚薄？这又是衙门式公费医疗的一个弊端。还是拿两宋举例，人情处方的问题相当严重，当时太医局属下，有一个专门研制新药的机构和剂局，“凡一剂成，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癸辛杂识·别集》）。就是说，和剂局每试制成功一品新药，都被大大小小的京官和“有力者”私分了。据周辉《清波杂志》卷五记，权宦童贯倒台后抄家时，“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都是贵重紧俏药品。其来路，无非是和剂局、太医局、太府寺等各有关部门和长官们的孝敬，正好暴露出公费医疗千疮百孔的漏洞。宋代法律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由此又折射出诸如讹诈钱财、收受红包等医德问题，当然受害者多是小人物。因为古代各级衙署中除官吏纳入国家编制之外，还有各种杂役庶务，都由农民以徭役的形式充当。按规定，在此进入“公务”范围的特定时期，他们也得享受公费医疗。如《唐律疏议》卷二九有一则《丁匠防人等疾病》的杂律说：“各类丁夫、匠人在劳作服役期间，戍边防守的人在镇戍边塞期间，官户和奴婢们在衙门服节役期间如果患病，该管官员不为他们报请治疗，或者虽然已报请，但主管医药的官员不予供给，以致他们缺乏救治医疗的，各处四十笞刑；如果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各处徒刑一年。”所谓主管医药的官员，就是《金瓶梅》里的任医官之类，很难想象，清河县衙里的更卒马夫或三班丁壮，能够在他那里获得与西门掌刑一样的公费医疗待遇。又前引海瑞《兴革条例》“医官察病症脉理，识药性，以利一县之疾。近多纳银为之，图差遣取利……”花钱通路子买官办医院里的编制，再将本求利捞回来，这里面又该有多少黑幕呢？
隋唐以后，随着私人行医的放开，一般医官也允许在当值时间以外“走穴”。《清明上河图》画卷末端，就有“赵太丞家”的私人诊所。所谓太丞，即太医丞，相当于中央医学院副院长，北宋时的官阶是从八品，到南宋时更降为正九品。可是你看画卷中他的住宅兼诊所药铺，十分堂皇阔绰。据《铁围山丛谈》记，彼时汴京的马行街一带，“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国医即太医，这么多太医搞第二职业成了“巨富”，还能有几多精力放在“该值”的本业上？公费医疗的质量下降，不言而喻。明清之际，士大夫有“京师十可笑”的说法，都以京朝机构为取笑对象，如“光禄寺茶汤”、“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武库司刀枪”之类，其中有一条就是“太医院药方”，意为官医的公费医疗，已经流于形式。存心要治病的，与其贪公费便宜，还不如去他们的私人诊所看“专家门诊”。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公费医疗说看病（4）
各种旨在方便贫民就医、缓和社会矛盾的公办医疗和便民药房，最终都成为国家财政漏厄的大筛子
古代公费医疗与普通民众之间，除了服役期间的农民、在监收押的囚犯及嫌疑人等得享受官医服务外，还有其他多种联系。隋唐以前，私人行医限制极严，山乡僻壤政府管不到，城市贫民又无钱请官医看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空白，往往由寺庙宫观的僧道填补，借此感化民众信教。一些巫术邪教性质的组织，也常常借符水禁咒免费治病，作为聚募徒众的手段，如东汉后期的黄巾暴动，最初就是从治病传道起步的。在经济落后的古代，人口是最宝贵的生产力和兵赋资源，所以有眼光的统治者多注重人户保养；同样，反叛者常借免费治病以广宣传，啸聚势力，也在不断提醒善于汲取历史教训的政府。《魏书》卷六载，北魏显文帝曾发布诏令：“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后来魏宣武帝又命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笔者寡闻，窃以为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收治贫困患者的国立公费医院。与北朝相对立，南朝齐也设有“六疾馆”，专门收治无钱疗病的穷人。
唐代前期，由佛寺创办的“悲田坊”和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并存，都是免费收治贫困患者的医院，后来悲田坊都由政府接办，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卷四九载，这种收容贫民看病的公费医院，遍及各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宋承唐制，继续兴办这类能给贫民提供最低医疗保障的医院，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叫“安济坊”，制度上要求各州县都有一所；此外又鼓励私人集资举办慈善性的医疗机构，叫“养济院”，政府在医疗人员和药物供应等方面给予支持。这类旨在方便贫民就医、缓和社会矛盾的公费医疗制度，到元明时代还继续存在。明代嘉靖时来广州一带游历的西方传教士克路士，曾撰文介绍地方政府收治贫困病残患者的情况：“赋税监督官（即布政司）下令把他们收纳到皇帝的医院。因为皇帝在各城市都设有大医院，其中有很多房间……被接纳入院的人都登记入册。每年医院的官员要报告花费数字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那他们就因此受到严惩”。（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
收治贫困患者的审批条件很严格，所以从唐代起，历朝政府又多以颁发常用药典、提供廉价药物等办法，尽可能降低民众求医服药的支出。如唐玄宗曾亲制《广济方》五卷，颁示天下，要求各郡县于村坊要路榜示宣布。唐德宗也编制过《集要广利方》，共含五百八十六个处方，颁于通衢，用意是让百姓免去求医诊脉，径照处方买药。
到了宋代，又有更先进的配套措施，就是对药物购销实行国家垄断，统一管理市场药价。北宋王安石改革时，鉴于生药售卖中以次充好、夹带伪劣、坑害顾客的弊病极多，遂在京城汴梁首创太医局熟药所，专售成药和中药饮片，配制方法都按标准从严掌握，售价只有市价的三分之一，制药和供货都由太医院主管。其后，这种平价药房又从京师推广到各州县，尽管讲明是“天子赐钱合药，惠及百姓”的公共医药性质，不许赢利，但因为广受民众欢迎，生意兴隆，还是有钱可赚。如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仅汴京的五家平价药房，一年就赢利四十万钱，为此还受到尚书省指责：“非创制惠民之意。”宋室南渡后，官办熟药所改名医药惠民局，要求各州军至少都有一所，在质量、专利、作息等方面，都订有严格的制度。如绍兴六年（1136）十月初八有诏：“熟药所、和剂局、监专公吏轮留宿值。遇夜，民间缓急赎药，不即出卖，从杖一百科罪。”用白话说，这就是确保通宵营业的便民药房了。
然而，官办公共医药最终也是跳不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周期率。经管官员业务不通，管理混乱，损公肥私却个个都是好手，“弊端百出，往往为诸吏药生盗窃”（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刚才以《清明上河图》举例说明太医们搞第二职业，看病处方之外，还兼卖药，其药品货源，就是官办药局体制内的一个黑洞。偷盗以外，还有调包，比如“以台附易川附，樟脑易片脑”等等，手法多样，“囊囊为奸，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据俞文豹《吹剑录·外集》称，到后来这些药房“所卖者，唯寻常粗药，缺者多而赎者亦罕。一局输费，为数不赀。民受其名，吏享其实”。“都人谓‘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南宋后期，有太府寺少卿（工商总局副局长）葛洪上奏：“惠民五局，以伪药出卖。”国营药房也出现了假药，可知进货渠道已在官商勾结中被不法奸商侵入。统而言之，历代各朝，规模不同的公费医疗和公共药政，结果都难免陷入千疮百孔的泥沼，成为国家财政漏厄的一个大筛子。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工作午餐说食堂（1）
古代官吏的物质待遇形式，经历过一个从“供给制”到“薪水制”的转变，由此伴生出办公时间内的吃饭问题
唐贞元十八年（802）五月，一所专供官员集体用餐的食堂建筑，在直属京兆的盩厔（今陕西周至）县衙内竣工。为纪念落成，盩厔县令约请当时已负文名的蓝田县尉柳宗元作了篇《盩厔县新食堂记》（简称《柳记》），用大楷写在餐厅的墙壁上。这种在官署厅壁上题记的做法，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