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7-趣说古代官场生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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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利用抄报的“内参”价值牟取利润，也有人炮制“伪版”抄报制造舆论，抄报的故事一文难尽
抄报既属“内参”，当然有传阅范围的限制，清代雍正和乾隆初年，都有过禁止胥役传阅和私抄邸报的规定，但抄报工作都由这些办事人员经手，可知这些禁令是靠不住的。估计在抄报的妥加保管方面，也会有一些具体规则或惯例，但其实也做不到。《茶余客话》述南宋“庆元党禁”时期，朱熹以“伪学”罪名落职罢祠，在朝报上读到了有人奏请杀他的消息，遂自言自语道：“我这头且暂戴在这里。”又云：“自古圣人不曾被人杀死。”按他当时的被管制状态，不该有读报资格，但事实却是看到了。至于把“内参”带出机关的故事，史传中比比皆是。《能改斋漫录》论宋代史学家宋敏求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一，就是先人世代为宦，家里“自祖宗（指太祖、太宗）朝至熙宁中，报状皆全也”。五代后唐明宗时，为搜集编写唐史的资料，要求朝廷往民间购募晚唐宣宗至昭宗四朝的朝报（《廿二史札记》）。明史专家谈迁自述编写《国榷》经过，也谈到对邸抄的访求（《北游录》）。凡此，都说明邸报流传民间的现象是普遍的。《儒林外史》第一回中，还有乡下富农秦老爹进城去，带了一本邸抄回来给王冕看的描写，也不知他从哪弄来的，大概是因为该期邸报上刊载有一篇礼部议定科举取士的报道，所以有人翻刻赚钱吧？
衙门中利用抄报的“内参”价值，向相关人士出卖信息换取利润的事情，亦属可想而知。《金瓶梅》第十七回里，西门庆的亲家陈洪随内侍杨戬一起被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参倒，拿送南牢问罪，女儿携女婿一起来投靠娘家。西门庆慌了手脚，忙叫了吴主管来，与他五百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承行房里，将邸报中宇文虚中参劾杨戬一伙的奏折原文，以及皇帝批示的处理办法等，全部抄来，随后便有了再派家人来保来旺带着金银宝玩去东京行贿蔡京、消灾脱祸的故事。从西门庆的角度讲，因为及时得到详细情报而便于赶紧应对，五百两银子抄一段邸报，值得；从阳谷县衙门上上下下的利益看，这就是一笔大大的外快了。
由于抄报是在手抄、转抄的过程中产生和传阅的，所以也难免出现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混淆视听的纰漏，明清两代的史传文献中，都载录过“伪传邸钞”的案件，这就是正版、盗版之外的伪版了。囿于篇幅，不再详述原委。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着装上岗说公服（1）
当官就是出任公职，出任公职就要穿戴公服。《水浒》中的李逵虽称鲁莽，倒也懂得这个“着装上岗”的规矩
“只重衣衫不重人”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一种浅薄的社交态度，但有时却是工作需要。比如，凡治安交警、工商税务等部门人员在行使公务职权时，必须穿戴制服佩饰，便是通常情况下的基本要求。其实，此现象亦是古已有之的生活常识。清朝建国之初，凡牧令坐堂或官吏下乡，都穿明代官吏制服，“盖不如是，则人民不能知其为官，抗不服从耳”（《清稗类钞·服饰》），后来等大家熟悉了本朝的官吏制服，才逐渐改过来。《水浒传》中的李逵以鲁莽出名，但是在寿张县衙冒充知县时，也知道要“取出幞巾，插上展角，将来戴了，把绿袍公服穿上，把角带系了，再寻皂靴，拿着槐简，走出厅前”（第七四回），一应行头，样样不少。可见粗中有细，这个着装上岗的规矩还是懂的。
李逵穿戴的绿袍“公服”，就是古代的公务员制服。但公服是统称，因其具体形制、用途及时代上的区别，尚有其他多种叫法。以唐代为例。据《唐会要》卷三一载，官员制服有朝服、公服、常服等多种名目。朝服亦名具服，相当于现代的礼服，在参加祭祀、宴享、朝贺、拜表等重要典礼时穿着。在士人笔下，朝服也常成为官员制服的代称，使人误以为朝服就是出席朝会时的服饰，其实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因为朝服是出席典礼时的穿戴，照例要有许多光灿夺目的装饰，以示隆重。就像我们在影视中常看见现代军人在着军礼服出席典礼时，除领章肩章等军衔标志一应齐全外，还有绶带胸章等许多漂亮的饰物，非精通此道的，连名目也报不出。古代官员的朝服，也有这些玩意，统称“法物”，所以有的朝代也把朝服称作“法服”。《东京梦华录》述北宋冬至大典：皇帝车驾宿大庆殿，“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就是指大家都穿上了饰有法物的朝服。这种礼仪性的法物，一般多是有关部门保管，到时候借给大家装饰一下，所有权不属个人。《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五二载有监朝服、法物库的差遣性官职，其执掌就是“预备与支借百官朝服、诸司礼衣、仪仗等名物。凡礼毕，限期收还”，因知不仅法物，连朝服也是可以出借的。
公服有礼服、常服、便服的区分，又以颜色和纹饰区别尊卑，这就是“满朝朱紫贵”一类句子的出典
官员在典礼以外其他公务场合的着装，叫公服，亦名从省服或品服，这就是正规制服了。《水浒传》第九十回述招安授官以后的“宋江、卢俊义，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随班行礼”，说明参加朝会应着公服，而不是朝服。《北史·魏纪三》：“〔太和十年〕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资治通鉴》卷一三六上，对这件事也有记载，胡三省还加了条注解：“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绯、绿、青。”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人建立的政权，“始制五等公服”是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的成果。据此推测，用朱、紫、绯、绿、青五种颜色来区别官吏公服等级的做法，当在北魏以前，至少在晋代就有了。迄唐宋时代，公服等级依然由颜色区分，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比北魏时色分五等少了一等。唐高宗时，有人提出八九品的深青色官服很容易同三品以上的紫色官服混淆，遂改八九品服碧。唐德宗时，张建封任徐泗濠节度使，幕下有个佐官于良史，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张建封一了解，才知此人进士及第已三十年，但官运一直不佳，闻之感慨，便上奏朝廷，请求为于良史晋阶（《唐语林》）。因知唐时士人及第即获得仕宦资格后，如通过铨试授予官职，就可着碧色公服了。
于良史诗中的“染袍赤”，就是四五品官员的服绯，即大红色。相传唐代名相颜真卿原任醴泉尉，因唐玄宗要亲自主持选官考试（制科），欲去报考，先向一个善于看相的尼姑询问前程。尼姑说：“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颜真卿又问：“官运到头，能到五品吗？”尼姑笑答：“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颜说：“得五品官便可着绯衣，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我的愿望已满足了。”尼姑指着座上一块紫色的餐巾说，“颜郎衫色如此”。果然，考试结果，颜真卿名列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其后仕途一帆风顺，公服颜色由碧而绿，再染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戎幕闲谈》）。
古诗中常有“满朝朱紫贵”一类的句子，对照于良史和颜真卿这两个故事可知，凡进士及第，多以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五品的绯服为官场上的进取目标，但能够如愿以偿者总是很少。为此，很多按品阶只可服碧服绿的官员，又经常服黄，这是当时表识政府官员身份的一般性识别。仍以现代军人的服饰打比方，朝服可比军礼服，品服好比军常服，作为官服的黄服，则好比军便服。白居易《卖炭翁》云：“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白衫儿是没有公职身份的爪牙，黄衣却是代表政府行使职权的象征，所以卖炭翁根本不敢与之抗争。
穿黄便服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避免品级不同者相见时身份尊卑的尴尬，方便平等交往，但有时也会造成麻烦。唐肃宗时，洛阳县尉柳延在夜里穿着黄色便服走路，被巡官拦住盘问。县尉相当于现代的警察局长，可穿八品青色公服，而指责他违反夜行法禁的巡官，应是他的属下。但巡官不认识这个新来的上司，当他同自己一样，只是个“不入流”的起码货，彼此出言不逊，竟喝令手下逻卒一起上前，将柳延痛殴。此事上达天听，肃宗下诏，今后凡有品阶的官员，在履行公务时一律正规着装并在品服颜色上进一步细化品级区分，如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等等，确保“只认衣衫不认人”，避免再闹以下犯上的笑话。
明代，官员公服的品级标志变成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徽饰，分别缀于前胸和后背，通称“品级补子”。清代沿袭这个办法，改为缀在外褂的前胸和后背，由于外褂是胸前钉纽的对襟衣服，所以品级补子在前在后都是左右两半，分为四片，缝制时讲究功夫，务使所有花纹恰好拼成一个整体，俗谓“对花”。与此同时，用公服颜色区分官等的传统识别方法也依然沿袭下来。如王圻《续文献通考》中，有一个明代公服的条例：“凡公服：月盘领右衽袍，或纻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款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在京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对照这个条例，便可知道戏曲《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穿绯袍（即大红袍）是历史常识的差错，既然只有“七品”，理当穿青袍才对。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着装上岗说公服（2）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称：“品级补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因知清代公服的品级补子是沿用明代而来。补子又有文官与武官的区分，凡文职补子均绣飞禽，以仙鹤、锦鸡、孔雀、云雁、鹭鸶、鹌鹑、练雀等区分一至九品，武职补子均绣走兽，以麒麟、狮子、豹、虎、熊、彪、犀牛、海马等区分一至九品。御史及六科给事中等风宪官则绣獬豸。此外，凡有庆典如皇帝生日之类，官员得穿“蟒服”，亦称蟒衣或蟒袍，俱用印有禽兽纹样的丝罗裁制，明制：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一概用大红色。八九品及不入流没有。清制：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未入流五蟒五爪，均不拘颜色，所以清人将庆典期称为“花衣期”。老规矩是，看见大家都穿上“花衣”了，嘴巴得上套子，忌讳说死谈故，凡有遗疏、请卹等事，都不得在这几天递折子。光绪时，获罪遣戍的总兵陈国瑞殁于戍所，科道官邓承修为其请卹，结果竟以“花衣期内违犯体制”获处分，这是与蟒袍有关的一段小掌故。
官员公服的全套，还包括笔记本、计算器、公文包、通行证等系列配备，后来又加上了朝珠和怀表
光有上述以纹样、颜色或补子做区分的公服，还不算是古代官员制服的全套。以唐宋为例，一个官员的正规“行头”，尚有手版、袍带、鱼袋、算袋等系列配备。
袍带，就是系在公服上的腰带，用皮革制成，带上有饰片，称带銙。唐制：三品以上得有十三块金玉质带銙，四品有十一块金銙，五品有十块金銙，六至七品有九块银銙，八至九品有八块銙石銙。腰带上还垂挂有可以系挂各种小件物品的小带子，称蹀躞。按照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的敕令，“文武官咸带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火石袋、算袋、契苾真、针筒等，都是垂挂在这条腰带上的。后两件，大概都是北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带进中原的物品，具体用途我还未考证过，这里只说“七事”之外最重要的两项东西。
一是笏，又称手版。在纸张尚未发明时，人们用竹木削成的简牍记事。当公务人员将此简牍随身携带，派“工作手册”用处时，就称为“笏”。《礼记》：“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是说大夫或士手上执笏，与君主讨论国事，并把君主的指示随手记录在笏上。古时的公服，没有口袋，所以这个“工作手册”就插在腰带上，叫“摚恕薄！赌印す稀防铮陀泄献訐｜笏而见墨子的描写。两晋以后，纸张已经普及了，笏的主要用途变为一种礼节性用品，质料也由竹木上升为玉或象牙，但其原有的随时记事的功能也未取消。职务繁剧的官员，恐怕事多，一块笏还记不下来，往往要插两块乃至几块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为年老体弱，摚擞诖螅倏缟掀锍司陀欣蚜耍谑潜阏胰瞬弥屏艘桓龇朋税宓牟即啤绑四摇保盟娲幽米牛潘ド铣＃ā毒商剖椤ふ啪帕浯罚┱飧霭旆ㄆ占翱螅鞍倭旁蚋饔畜四遥桌舫种保ā对葡稍蛹恰罚Ｕ庑┦殖煮四业摹扒桌簟保秃孟裣衷谔媸壮ち嘧殴陌拿厥椤Ｋ裕形夼迥宜嫔恚詈没褂腥讼喟锱踝牛彩枪僭闭故旧矸莸囊桓霰昙恰５推饭偎淙幻挥兄大擞诰暗淖矢瘢渭纤疽惨檬职妫缜耙端按分欣铄幽玫摹盎奔颉保褪腔蹦咀龅氖职妗６毖核臼钡乃谓挥锌圃奔侗穑蔷椭缓米约毫嘁桓稣形拇恕！ �
有了手版，还要有笔，笔是插在头上的，称“簪笔”。《汉书·赵充国传》载，张安世“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颜师古注：“橐，所以盛书也；簪笔者，插笔于首。”这段解释顺便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作为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张安世早就开始捧公文包了。《汉书·武五子传》记昌邑王刘贺遭废黜后，被安置在山阳郡，有一次，山阳太守张敞去看他，刘贺“簪笔持牍趋谒”，就是头上插笔、手持版牍前来拜见，准备记录下地方行政领导的指示。不过，官吏随身携带笔记本和毛笔之外，是否还带墨水，墨水又是怎样携带的？这些细节，我还没弄清楚。
二是鱼符，此为五品以上官员上朝时出入宫门的凭证，也用一个小口袋装着，佩在公服的腰带上，叫鱼袋。四至五品穿绯色公服者配银鱼袋（以银饰袋），三品以上穿紫色公服者佩金鱼袋（以金饰袋）。武则天称帝时，一度将鱼符改为龟符，三品以上佩金龟袋。李商隐《为有》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是说挂金龟袋者必为三品以上服紫高官，免不了每天早起上朝。后来人们每把做官的新郎称作“金龟婿”，出典就在这里。其实唐中宗登位之后，就把龟符改成了鱼符，到李商隐做诗时，早就没有金龟袋了。
因为鱼符是进宫上朝的“通行证”，故本人调职、致仕或亡殁，照例都要收缴。《大唐新语》卷三记侍中李日知申请退休获准后，“及还侍装”，就包括把装有鱼符的金鱼袋一起交还给有关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