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7-趣说古代官场生态-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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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鱼符是进宫上朝的“通行证”，故本人调职、致仕或亡殁，照例都要收缴。《大唐新语》卷三记侍中李日知申请退休获准后，“及还侍装”，就包括把装有鱼符的金鱼袋一起交还给有关部门。后来唐高宗发一道敕，说是“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后，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唐会要》卷三一）。但如果是因罪错降级罢官或贬谪到外地，仍须追缴。武则天时，通事舍人沈佺期因卷入经济案件，谪配岭南。唐中宗登位后，赦罪复官，回到京朝当起居郎。有一天，皇帝设宴请客，诸臣皆歌《廻波乐》，都是自己撰词，边唱边舞，借此机会提出个人要求。沈佺期的歌词是：“廻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意思是官秩虽然恢复了，可是绯服、袍带、鱼袋、笏囊等一套行头还未发还给我。唐中宗大笑，当场便赐给他（《本事诗·嘲戏》）。
外官远离京畿，本来并不需要佩带出入宫禁的鱼符，武则天垂拱二年（686）以后，特许地方上的都督、刺史等官也佩带鱼袋。白居易《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因知一旦离开刺史岗位，鱼符也要缴还。但总体上讲，鱼袋又有了褒饰意义。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上书给武则天，说是“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又升郎中，奉命出使；回朝后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特赐佩鱼。因其官阶未入五品，这个本该与绯服配套的银鱼袋，只好“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朝野佥载》）。结果后来又有变通，作为一种对官员的褒奖，凡品卑不足以服绯服紫者，也可以连公服鱼袋在内，成套行头一起出借。唐人文集中常有《谢赐绯表》一类文章，都是本官阶在五品以下，特蒙赏借五品公服行头。如《常衮集·谢赐绯表》云：“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就是成套出借的一例。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着装上岗说公服（3）
宋代的官员服制，基本上沿袭唐代，也给出任地方长官者越品借服并赐鱼袋，“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国门乃衣”（《鸡肋编》卷上），同前引白居易诗的写实差似。明代的官员公服行头，以牙牌、佩玉替代了鱼袋、笏囊，清代则又添加了朝珠。再往后，“内廷诸臣趋值，各佩表于袋，以验晷刻”（《清稗类钞·服饰类》），此乃与时俱进，就好像现在的老总、常董一类，照例都随身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否则便无以彰显身份了。
视场合穿戴，按级别着装，公服的礼仪复杂而严谨，循规蹈矩或违制悖约折射出世相百态
以我读书印象，宋代以后，好像就没有唐宋时给官员越品赐服赐鱼这种制度。但胆大妄为者大有人在，《万历野获编》卷五有《服色之僭》，专述滥穿公服现象，道是有些公侯伯爵的庶子，官只八品，甚至是家居或废罢的，居然也穿蟒服，系金带。曾见一个布衣，花钱捐纳了一个外卫指挥的空衔，“其衣亦如勋卫”。《金瓶梅》第七三回写应伯爵看见西门庆突然穿起了二品大臣的五彩飞鱼蟒衣，吓了一大跳，忙问：“哥，这衣服是哪里的？”西门庆洋洋得意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这是飞鱼，朝廷另赐了他蟒龙玉带，他不穿这件，就相送了。”
古代的官员着装规矩，也同上述种种一样复杂，比如出席庆典必须穿朝服（官礼服），否则便是违制。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中，百官在热河行宫给咸丰帝祝寿，大家都热得受不了，但皇上不下令，谁也不敢除去“法物”满身的朝服。如果是皇帝出巡或光临臣属之家，接驾官员也必须穿朝服。《寓圃杂记》：“〔明〕宣德五年，驾幸少师杨士奇第，时漏下已二鼓。士奇惊起，朝服出迎。”料想穿戴起来也挺费事的。此外，如非面君，在其他场合穿朝服，也是违制。元《通制条格》里记有一个故事：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徽政院有个叫忽都的官员，在参加过新年朝贺后，没有换装，就去给他的上司贺岁，被御史台弹劾，随后，礼部特为重申：“公服乃臣子朝君之礼。今后百官凡遇正旦朝贺，候行大礼毕，脱去公服，方许与人相贺。”这里所说的公服，特指朝服，即官礼服，倘是官常服，便无这个忌讳。《红楼梦》第四五回里，赖大的儿子被选为县官，因为出身是荣府奴才，又是主子替他捐的前程，竟“穿着新官的服色”“给老太太、太太磕头来”，显然也是可以的。
其实，全套行头的公服（常服），穿在身上也是受罪，所以古代官员在朝会、公座即上班时间以外相互交往时，照例都有跟班挟个包裹，彼此先着公服行礼，然后便换上便服，图个舒适。《老残游记》第三回：“只是见宫保须要冠带，我却穿不惯，能便衣相见就好。”可知有人连这份罪也受不了。所以，类似唐代那种穿着起来相对简易舒适的官便服，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王士祯《池北偶谈》称，清初顺天府丞戴京曾退休后，“幅巾野服，绝迹公府，人品为武林（指杭州）第一”。意指从此不进衙门、不穿公服也是一种潇洒。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官瘾尚未过足，《清稗类钞》上说，杭州有个曾做过江宁知县的汤裕，退休后僻居东隅，经常拿出往年参见上司时用的手版叹气：“好久不用了。”每逢千秋节，必将品服穿上，过三天后才脱去。假如有人请客，一定要换上官服去赴宴，“群妓且目且笑，不为动”。因知彼时的风气，如人家知道你已经退休，再穿公服，也会惹出嗤笑。
公服的制作和领取，历代各有制度，在南宋的一份赐给官员的公服细目表中，还能看见汗衫半领、裤管一只的记载
古代的官吏公服怎样制作和领取，笔者读书有限，还未看见完整的文献记载。印象中，当一种新的官员服制条令颁布时，照例由国家向现任官员统一免费发给按新标准制作的全套行头。如《明史·舆服志》记，“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这是明朝开国公服制度初定时的文件，到洪武“二年，赐朝臣袍带，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春明梦余录》），此或为先向在南京供职者第一批发放的记录。查《宋会要辑稿·职官》卷五二，北宋有“新衣库”在京师太平坊，其职官“掌收锦绮、杂帛、衣服之物以备给赐百官及邦国仪注之用”，成衣多有“裁造院”送来。而从历代会要看，这种定点制作公服的工场和物流系统，历代都有。
原为布衣者一旦入仕，即可领取公服，这也是规矩。元《通制条格》卷九载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服制诏令：“……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品现役人员，服用与九品同；授各投下令旨、钧旨有印信现任勾当人员，亦与九品同。”因知九品公服是当干部的起码行头。宋人《鸡肋编》说，有个叫任忠厚的四川人，登第做官后，一直未得升迁，“而身甚长，服赐第时绿袍，几不及踝”。这是士人考取进士获得出身后就发给公服的实例，而公服都按常人身材统一制作，像任忠厚这种篮球明星的身高，穿起来就很不合身了。
入仕之后，当然要争取进步。有幸升官，还要换行头。《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述宋代故事：“相沿的成例，首次被授予中书门下的属官、给事中、谏议大夫之职而还没有穿上紫色公服者，在告谢时当面赐金紫章服。何郯在陕西地方官的任上授待制，还像过去那样穿绯在清代也很普遍。唯公服的面料、花纹和颜色等，都有规定，市场上绝无出售，非政府指定的国营厂家，其他民企决不敢违禁生产，则官员自制公服的衣料从何而来呢？原来历代都有不时向百官赐予公服面料的惯例，如《明会要》卷二四载，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明武宗“赐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匹〕”，上面都按官阶印有花纹，可裁制蟒衣，“不限品级皆与焉”，就是一例。《红楼梦》第五十六回，甄府礼单中有“官用各色缎纱绸绫共二十四匹”，就是此物，或因甄家是定点生产这种衣料的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一类厂家的负责人，所以假公济私，开了一次后门。
公服可以用国家发给的“官用”衣料按条例规定样式和尺寸定制，但表示品阶的饰物如补子一类，照例必须是国家发给的。这就像现代许多国家的军人制服，多可由部队后勤部门向商企定向染制，但表示衔级的领章、肩章之类，必须由上级按编制发给。清乾隆时，副都统金简受命代理户部侍郎，因其本职是武官，公服上缀的是兽类补子，现在受命兼署文职，便想弄个文补，又不敢开口向皇帝要，“乃于补服狮子尾端绣一小锦鸡，悚立其上”，结果被乾隆“降旨严斥，谴其私造典礼”，可见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此亦如现在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不许私制私售军警司法及工商税务等七所八所的制服，事关国家体制，不得稍有含糊。唯事多前紧后弛，也是一条规律。即以前述金简一例论，一个副省部级的大官，只因私做了一个补子，即遭处分，足见清代公服管理之严，但你看《儿女英雄传》里安公子的业师程老夫子，原是个“出了贡的候选教官，因选补无期”，耐不住寂寞，竟也“买了一副自来旧的八品鹌鹑补子……纱其帽而圆其领”地打扮了起来，以致安公子听人说“程师老爷穿了公服过来了”，吓了一跳。这个写在小说里的补子可买，应是清代后期的社会写实吧。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身份证书说官告（1）
告身是“干部”证明自己官阶和职务的凭证，领取时要交纳一笔数额不菲的工本费
《水浒传》第五五回，叙述高俅大兴马步三军围剿梁山。前敌总指挥呼延灼要建大功，点名索求原在东京甲仗库任副炮手的“轰天雷”凌振赶赴前线效力，“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此“文凭”不是学校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书，众人皆知；但也有解释成“作为凭证的官方文书”的，又嫌太宽泛了一些。确切点说，文凭二字，在这里的意思是高俅当场给凌振颁发了从军士提升为武官（统领）的身份证或任命书，而且还是借用明代的词汇来表达宋代的概念。这是一个不太令人注意的话题。
给正式成为国家官员者颁发身份证或任命书的做法，一般认为是从北周开始的，其中具有证明官职品级效力的，官方术语叫“告身”，大抵可以作“告知身份”来理解。《北齐书·傅伏传》记：后主武平六年（575），北周武帝攻克并州，派人招降北齐名将傅伏，授其上大将军，连“告身”也事先办好了。其后，这个制度由北周历经杨隋，再传入唐代。
唐代的告身制度，比前代完备，凡阶官、职事官的授予，以及封赠、加勋，分为五类，其中三品以上称册授，五品以上称制授，六品以下称敕授，其任命程序，都是中书省奉旨，以皇帝的口吻，写好通称为“制书”的任命词，经门下省审查通过再由皇帝画可后，将御批原本存档，另抄副本送尚书省办理正式手续。如属文官则交吏部经办，武官则交兵部经办。这两个部，都有专门制作告身的机构。制作办法大体就是将本人乡贯、出身、年甲和任命词抄写在上等的麻纸上，从抄写人员直至逐级审验的领导，都要署名盖章，并盖上专门的“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再用锦绫装裱成卷轴，品级高者甚至镶嵌金银贝玉等，所以告身又有钿轴、锦轴等别称。官员领取告身，要交纳一笔数额不菲的朱胶绫轴钱，俗称官告费。有些新入仕者拿不出这笔钱；也有一些人因为是“常调官”，就是老在一个品级内调动职务，换一个机关就要交一笔办职务证的工本费，实在划不来。那也可以，就用尚书省发给的一纸录有制书文字的公文代替，相当于近世的任命状，统称敕牒或札。这里有几个细节不可忽视：其一，凡领取告身者也必领敕牒；其二，在本品职务以外的越品兼职，如正五品官代替从四品职，或从五品官兼摄正六品职，只给敕牒，不另外办理告身；其三，高品阶的官员，其官告费照例都是皇帝赐予，不用自己掏什么朱胶绫轴钱。
五代时，“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的习惯，逐渐演变为“官卑者无复给告身”的通例。（《新五代史·杂传·刘岳》）当时尚书省的行政权已归并中书门下，低品卑职官员的任命都由中书省录其制书文字，编号备案，称为“敕甲”。官员凭敕牒去所属机关报到，机关首长或上司（如持牒者本人就是县令即县府机关首长，其上一级政府就是上司）按规定时间将敕牒送还中央核验，因为各人的任命制书文字都有些区别，如果有人伪造敕牒骗官，中书门下在对照敕甲核验时，马上就可以发现。
湖州参军因告身被劫而不能赴任，幸遇宰相裴度出手援助，连被人夺走的未婚妻也追了回来
乍看起来，告身与敕牒都是官员证明个人身份的凭证，似无二致，其实在实践中仍有很多区别。敕牒相当于任命书，告身则还有证明持告者就是任命书上这个人的配套证明作用，可以减少一些麻烦。如《玉堂闲话》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有新任湖州录事参军（正七品上至从八品上）某人，在赴任途中遭到土匪抢劫，“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孑遗”。假使还有告身在，或可继续赴任，或可向吏部申请再补一纸敕牒，现在却连证明自己是官身的凭证也没了，要从头补起，麻烦极大，一道一道的花费更多，结果只好住在旅馆里叹气。正巧，宰相裴度因休假，微服出行，也来此旅馆小憩，两人攀谈起来，裴度对他的遭遇很同情，但七八品的小官多如牛毛，谁能指认。这个倒霉人说：还有比这更晦气的事，我有一个尚未迎娶的未婚妻，也被故乡长官硬弄到手，当礼物送给了宰相裴公。裴度听了，忙问此女姓氏名字，回相府把这个叫黄娥的姑娘叫来仔细盘问，果然都对得上号。低品阶的官告，宰相府里有现成的，裴度马上叫人去旅馆将此人召来，当场填写姓名、职务等，送他一道，又将黄娥还给他，另送“行装千贯，与偕赴所在”。
其二，敕牒是与任命有关的，临时的，要交给所在机关备案的，告身却是由自己永久保存的。假使某官因生病或其他缘故辞职，日后又谋求重新分配工作，告身便是向吏部提出申请的依据。习惯上，人们都把官员的职位名称叫做“官衔”，其语源就是吏部在向皇帝奏请此人拟任某职时，“先具旧官名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封氏闻见记》）。能够作为“旧官”硬证的，自然非告身莫属。
其三，封建时代的做官途径之一是子孙凭借先人的资历“荫袭”。假如某官员死时，儿子尚小，甚至儿子先已故去，孙子还在襁褓乃至腹中，日后想要走这条路进入官场，先人的告身便是证明。《阙史》称，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回，早年负才落魄，常旅游遣怀，有一天途经一户农家，想弄一顿白食。主人姓王，“先世薄宦，子孙以力稼自赡”，敬重李回是读书人，“杀鸡炊黍，以备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