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白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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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裁伊拉克就属于以怨报怨，一点爱心都没有，让整个伊拉克人民都生活在苦难之中。美国人应当研究一下孔子，这样国际关系就会大大改善，世界才有希望走向永久和平。　　　　
　　　　孔子的思想非常伟大，四个简单的字却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碰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何处理这些事呢？要宽容，有爱心，不纵容，要斗争，这就是以直报怨。　　　　
　　　　


茅于轼：以直报怨搞市场经济如何面对“私”字

　　　　很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在中国“私”字一直被反向放大，象一片乌云悬挂在人们的心头。人们谈“私”色变，把“私权”和“私心”视为洪水猛兽，“私”字是见不得人的。如今我们搞市场经济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有“私心”不是坏事。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市场经济的推动力就是一个“私”字。市场经济中的丑恶并不是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私”造成的，而是侵犯了别人的私造成的。　　　　
　　　　长期以来我们把私心看成是社会罪恶的根源，认定一个好人他一定是无私的。市场经济是允许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是允许有私心的。而且整个市场经济带来了繁荣，带来了物质的极大进步——我们的生活富裕，身体健康，生命长寿，教育普及，交通方便，有各种各样的物质享受。这一切要有“私”权推动。你有一个先进的技术，而这个技术必须能赚钱才能推广。　　　　
　　　　那么“私”是不是就没有负面的东西了呢？不是的！在侵犯了别人的“私”的时候便产生了负面的东西。或者你把自己看成一个特权分子，你不尊重别人的私，只有我的私没有你的私。“私”字本身没有错，真正错的原因是侵犯了别人的私。市场经济中的丑恶并不是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私造成的，而是侵犯了别人的私造成的。所以我们并不否认私，否认的是侵犯了别人的私。　　　　
　　　　人与人要平等，人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我们通过分析发现损人利已和损已利人对社会来说是同一件事。比如我和某人交往，办成了一件事，我能够损已利人，而对方就是损人利已。如果双方都要损已利人或者都要损人利已，这件事就干不成。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人都是同样的人，人与人互相是平等的。这个模式是把人放在同等位置上来分析的。但是，在整个社会中人与人又是有差异的。比方我是富人他是穷人，我是一个健康人他是残疾人，我站在岸上而有人却掉在河里要淹死了，这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有区别了，这个模式就不适用了。我和别人就成了两个人。别人是有困难的人，我损已利人和接受别人帮助（损人利已）是很正常的，是可以的，一个社会需要这样的行为。我们讲牺牲自己应当有前提，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处于对称的关系之中，人与人不完全一样。　　　　
　　　　假如这个社会人与人完全一样，是不是就不需要我们损已利人了呢？　　　　
　　　　有时候也需要，比方在公共场合，我们要求个人克制自己的私，去遵守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比方过红绿灯时，你就需要克制自己，红灯停下不走，让绿灯前的人先走。在人与人完全对称的时候，在公共秩序、环境保护、遵守法律方面需要我们克制自己，要损已利人。　　　　
　　　　也许很多人没有看到因为有私心才使我们的社会实现了均衡。两个都有私心的人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相反如果两个人拒绝个人的利益，就达不成任何协议，最后可能要打起来。这种结果可能是许多人绝对想不到的。在一般人看来，只有私心才会引起纠纷，引起冲突。　　　　
　　　　《镜花缘》里的君子国有这样一个故事，买方要多出钱，卖的要少收钱，两人发生争执，无法达到均衡。最后来一个乞丐说你们两个把钱给我得了，结果两个人买卖做成了。这个乞丐不是无私的，是有私的，最后还要靠有私的来均衡世界。　　　　
　　　　　　　　为什么市场经济使世界上的财富积累这么快，这是因为人们不断追求利益的结果。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追求利益，并且也允许他人追求利益，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特点。　　　　
　　　　


茅于轼：以直报怨关于人的道德前景

　　　　在采访茅于轼先生之即，得知他在北京大学有一个演讲，并且和学生有一个对话。以下为茅于轼答学生提问的部分内容。　　　　
　　　　问：我们这个时代要“保尔”还是要“比尔”？　　　　
　　　　答：两种人代表了两种精神；两种精神都是很可贵的。如果中国受到外族的侵略，那么我们肯定要保尔的精神。中国现在正搞市场经济，还是多一些“比尔”好。　　　　
　　　　问：你在大街上碰到所谓的乞丐会给他们钱吗？　　　　
　　　　答：我经常给，但有时候感觉上当。如果一个人用同情心来欺骗人，这是对社会的最大反动。这样做使人们对真正有困难的也不敢同情了，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问：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答：道德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当然也有私德，比方勇敢、有创造精神，有毅力。但是，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公德关系。当然，为了道德更完善需要比较好的私德，但最后终究还是要表现在公德上。仁爱的“仁”字，最后一定要表现为对人们的爱。　　　　
　　　　问：爱是不是集中的道德？　　　　
　　　　答：是。一个人不懂得爱别人，自然也得不到别人的爱，他一辈子也就没享受到道德。无论一个人有多少钱，有多高的地位，如果他没有爱的经验，就是白活一辈子。　　　　
　　　　问：我们强调人人平等，为什么这个社会却一直有特权呢？　　　　
　　　　答：我们反对特权，但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特权，我们反对贫富差异太大，但是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贫富差异。我们的理想是人人平等，但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绝对平等的。　　　　
　　　　问：中国老民姓有一句俗话叫“再穷莫做贼，再屈莫打官司”，你如何评价？　　　　
　　　　答：前一句对，后一句不对。我认为有委屈应当打官司。我们的社会和文革时相比，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人开始用法律的手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在文革时法院都关了门了，谁给你打官司呀！　　　　
　　　　问：你说市场经济要讲妥协，那么在竞争中求生存是不是和妥协相矛盾的？　　　　
　　　　答：首先们要看竞争是不是道德的，是不是公平的，是不是处有爱心的，是不是彼此尊重的。当然竞争不可避免地要勾心斗角，要出现一些遗憾，这和道德是有些矛盾的。但是如果没有竞争，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进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一个健全的社会对竞争失败的人应当有所帮助，不管什么原因，不能让失败者一败涂地，给他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问：市场经济社会要求人与人平等，市场经济社会又提倡人们挣钱。可是有钱人和没钱人是不平等的，如何解释这组矛盾？　　　　
　　　　答：的确，有了钱就可以享受。那么政府就要盯着那些有钱人，让有钱人不能有势。美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美国的法院不断地和有钱人打官司，和比尔·盖茨打官司，和IBM打官司。比尔·盖茨发迹之后官司没有断过。这就是警告你有钱可以，但别有势。政府要是傍大款那就糟了，　　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一个公平合理有正气的社会，政府必须看着那些有钱人，不让他们太有势，不让他们太出格。　　　　
　　　　问：你认为贪污犯能达到物质上的满足吗？　　　　
　　　　答：肯定达不到！在没被发现时可能可以达到一时的满足，成为贪污犯了他后悔就来不及了。贪污犯成天提心掉胆，为那点物质享受花的代价太高、不值得。从功利主义出发，贪污是一个下下差。　　　　
　　　　问：现在都去赚钱，那么我们的基础研究又不赚钱怎么办？　　　　
　　　　答：这是一个问题。基础研究不能赚钱，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没有人肯出钱支持和投资，所以基础研究需要政府、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市场以外的力量来扶持和帮助。　　　　
　　　　问：你是否消费盗版的光盘（笑）？　　　　
　　　　答：我不用特别的软件，一般的软件都是买的正版。不过，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在这方面德国人做得比较好，他们不用盗版的，这一点美国人就比不上德国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一方面靠广大消费者自己约束，另一方面也要求生产者把软件的价格降下来。我非常讨厌比尔·盖茨在中国卖这么高的价格。为什么能卖这么高的价格，因为他处于一个垄断的地位。我不能不用他的软件，否则我不能与他人交换信息，因为大多数人都在用，少数人不用也不行。对于垄断行业的商品定价，经济学中有一个定论，那就是由政府定价，比如水、油、汽，企业无权定价，对于竞争性的商品企业可以自由定价。　　　　
　　　　问：中关村道路拥挤，直行车道的红灯设计不合理，所以闯红灯的人多。这是道德与效率的矛盾，如何解决？　　　　
　　　　答：一个社会要提倡道德，首先要创造一种条件。某市在国庆时在马路上放了上万盆花，结果几天后花渐渐被偷光了。有人便写文章说这是道德沦丧的表现。我认为提倡人们讲道德，首先要防止人们不讲道德，而不是诱惑人们不讲道德。在街头摆那么多漂亮的花，分明是诱惑人们不讲道德嘛！　　　　
　　　　问：爱心社的同学为了向广大同学们表达爱心，在教室里放了爱心墨水，以解燃眉之急，可是有些同学因此却有了依赖心理，对此你如何评价？　　　　
　　　　答：如果设制爱心墨水付出的一点代价能使大家得到更多的好处，从整个社会的得益和损失比来说，是正的。损失小，得益大，那当然还值得做的。对道德判断的原则是对大多数人有利。　　　　
　　　　茅于轼：1929年出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机械机车车辆研究。70年代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过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任国内外五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最近被选入美国Marquis1993和1995年世界名人录，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1994—1995年度世界名人。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书，发表了近百篇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过去：从日本明治维新到中国戊戌变法

　　　　踏上21世纪的航船，回眸20世纪王晓秋为我们搬来了一面历史的镜子。面对历史这面镜子，你可以用过去对比现在，从现在观照未来。孙中山先生说：“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则亡。”了解历史的潮流，掌握历史的规律对今天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先要为史。”历史就是我们的老师。　　　　
　　　　恩格斯说：“从来没有一个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来做补偿的。”中华民族有过很多历史的灾难，但是中华民族也是在苦难中进步的。甲午战争中国受到重创，但甲午战争也是我们觉醒的开始；梁启超说：“中国人四千年之大梦，在甲午战争中一夜觉醒。”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灾难，但抗日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开始。　　　　
　　　　有人说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但也应看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史，复兴史。　　　　
　　　　王晓秋是研究近代史的。他说，过去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是就中国论中国，这是很大的缺憾。近代中国已溶入到世界中去了。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整个历史潮流推着中国往前走。为此才有清代的戊戌变法。　　　　
　　　　王晓秋说：“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交流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古代来看，日本一直在学习中国，学习了一千多年。把中国的文化、法律制度都搬回去了。到了近代刚好翻了个个，老师变成了学生，学生却成了老师，还是为什么？”　　　　
　　　　“其实，日本和中国都是在两高冲击下被迫开放的，两个国家是在一条起跑线上，跑了几十年后中国被甩在了后头。中国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苦苦挣扎，而日本却成为了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了帝国主义，这又是怎么回事？”　　　　
　　　　王晓秋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虽比中国的戊戌变法早一些，但总体上还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基本上偿失了自主改革的机会，也偿失了19世纪的最后一次崛起机会。日本改革摆脱了殖民统治，走向了资本主义‘脱亚入欧’，和欧列强并驾齐驱了。”　　　　
　　　　我问：“你能具体地谈谈的这是为什么吗？”　　　　
　　　　王晓秋答，“成败一个主要因素还是政权问题。中国的维新派没有真正掌握政权。光绪皇帝本人没有实权，他身边的人大部分是书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都是知识分子。真正撑权的人是慈禧周围的贵族官僚。再者就是旧的势力太大。按严复的话说，新旧势力之比是千与一之比。旧势力都反对改革。以慈禧为代表的官僚贵族反对就不必说了。当时改革要裁衙门，衙门的官僚就反对，有人造谣说康有为要把六部衙门全裁了。结果京城的官慌慌不可终日。军队也反对，当时要裁绿营呀！八旗子弟也反对，康有为认为八旗子弟整天玩鸟斗狗，是浪废国家财产，让自谋生路。还有书生也反对。康有为看到了科举的危害，他要废科举。可是那些旧书先生只会做八股，求功名，这就废了他们的出路。所以以旧文人就喊出了‘杀康、梁以谢天下’的口号。还一个失败的原因就是变法急于求成。戊戌维新103天的改革，下了二百多项命令。把改革困难看得不足，太乐观。康有为见光绪皇帝时说，西方改革三百年成，日本改革三十年成，中国改革有你这英明的皇帝三年就可成。这一方面是吹捧，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太乐观，认为改革易如反掌。还有一个革新者不会找同盟军。洋务派那些人开始是赞成改革的，李鸿章、张之洞开始还绢钱。康有为却把他们拒之门外，说李鸿章名声太臭。张之洞是儒学大师，他最烦康有为大谈”孔子改制“。这本来是学术问题你可以先摆在一边，康有为偏偏咬住不放，结果和张之洞闹翻了，后来张之洞不是写《劝学篇》反对改革吗？”　　　　
　　　　“反对来看人家日本，维新派掌握实权，而且都是少壮派，年轻有为，曾经都是武士。核心人物全体出动到欧洲考察。康有为也劝光绪皇帝到西方考察，结果遭到骂名，说是想害死皇上。后来有个考察团出国，团长是个美国人，也就是游山玩水，走马观花，看看风景而已。日本考察团走了一年多，走了欧美十二个国家，详细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而且每个考察人员都有分工。日本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叫‘富国强兵，文明开化